丽比·天/现在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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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鄙像器官，实实在在地长在我的身体里；把我的肚子剖开，它会掉出来滑到地板上，多肉且黝黑，让你尽情地踩。它在天家的血液里。天家的血统大有问题。我从小就不乖，在那件凶杀案后更是越来越爱使坏。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被爸妈的亲友丢来丢去，有时住表姐家，有时住姑妈家，有时住爸爸的朋友的朋友家；我在堪萨斯州四处为家，在各种活动式房屋、乡间平房里长大，长成阴郁又没骨气的个性。我穿着死去姐姐的旧衣服上学，衬衫腋下都已泛黄，长裤后面太宽，所以臀部松垮垮的，只能用一条有裂痕的皮带扣住最后一格孔洞。照片里，我的头发总是乱成一团，发夹歪歪地卡在纠结的发丝中间，好像头上沾着脏东西；而且眼睛下方总有眼袋，像酒鬼一样泡泡肿肿的；原本应该上扬的嘴角，也似乎总是不满地下垂。一副很哀怨的样子。

我从小就不得宠，长大后更是没人爱。如果要画我的灵魂，大概会是一张满是獠牙的涂鸦。

凄惨的3月，天气阴湿到骨子里，我躺在床上，一心想着要自杀。我的嗜好是在午后的白日梦里纵情徜徉：猎枪，我的嘴巴，砰，头颠一下，两下，血飞溅到墙壁上，唰，唰。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她要土葬还是火葬？应该请谁来参加葬礼？”没人知道答案。前来观礼的人（天知道有谁会来），一个个盯着彼此的鞋尖，或者拼命看着对方的肩膀。礼毕，一切归于沉默，有人煮水，泡咖啡，动作轻快，器皿乒乒乓乓。咖啡跟猝死真是绝配。

我从棉被底下伸出一只脚，却没办法把脚踩到地板上。大概我有抑郁症。这二十四年来，我每天都为抑郁症所苦。我觉得在我这发育不良的幼小身体里还藏着另外一个善良的丽比，她可能躲在肝脏后面，或是脾脏底下，她要我站起来，做点事情，她要走出阴影，快快长大，但最后还是卑鄙占了上风。七岁那年，大哥杀了我们全家。妈妈死了，两个姐姐走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努力，反正没人指望我会有任何成就。

十八岁那年，我继承了321374美元，这是各地善心人士多年来的捐款，这些大善人读了关于我的报道，得知我悲惨的境遇，对我感到由衷的同情。每次我听到这句话（我还是能经常听到的），我就会想象一颗颗大大的爱心，中间画着花哨图案，两边是小鸟的翅膀，扑扇着飞往我童年住过的各个破屋；小小的我倚在窗边，挥着手，抓住一颗颗鲜艳的爱心，花花绿绿的钞票从天上洒下来，谢谢，谢谢，感激不尽！

我还小的时候，大人帮我把捐款存在户头里，只要每过三四年哪个杂志或电视台报道我的近况，户头里的数字就会暴增。譬如：“小丽比崭新的一天：堪萨斯大屠杀的生还者出落成青涩甜美的十岁少女”（照片上的我梳着两条辫子，站在黛安阿姨的房车前面，四周是散发着负鼠尿骚味的草坪。黛安阿姨难得穿裙子，站在我后面，一双象腿扎根在黄色草堆里，跟我一起入镜）。或是：“勇敢的丽比·天，甜美的十六岁！”（生日蜡烛照亮我的脸庞，我的个头仍然娇小，但上衣胸前鼓胀，丰满的罩杯让我就像漫画里的美少女：滑稽而色情）。

这十三年来，我都靠着这笔财产生活，但也花得差不多了。我下午要见一个人，以确定我还有多少钱可用。多年来有个总瞪大眼睛、气色红润，名叫吉姆·杰弗里的银行员，专门负责管理我的账户，而且每年都坚持要请我吃一顿午餐，说是“例行察看”；我们通常都吃二十美元左右的餐点，边吃边聊近况。他可是从我“这么高”的时候，就认识我直到现在，至于我，我对吉姆·杰弗里一无所知。我从来不问他任何问题，一直还是用小时候的眼光看待我和他之间的约会。我告诉自己要有礼貌（但通常事与愿违），快点吃完快点了事。我通常只用一个字回答他的问题，或是不耐烦地叹气（我只对吉姆·杰弗里的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我猜他是基督徒，而且很虔诚。他很有耐心，又很乐观，因为他相信“上帝正在看着”）。虽然“例行察看”是八九个月后的事，但吉姆一直来电唠叨，还留了好多语音消息，用正经八百的口气压低嗓子说他已经尽量妥善利用“账户里的存款”，但现在是进入“下一阶段”的时候了。

说到这里，我卑鄙的一面又显露出来：我想起另一个也常上报纸的小女孩，叫什么婕米的，也是在1985年成了孤儿。她爸爸那时放了一把火，烧死了除她以外的其他家人，害得她局部毁容。每次我去提款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个叫婕米的女孩，想当年要不是她抢了我的风头，我的存款一定比现在多一倍。该死的婕米现在一定拿着我的钱在百货公司里购买珠宝和名牌包，顺便买化妆品遮盖脸上的烧伤。有这种想法实在很可怕，至少我还明白这点。

我呻吟了一声，终于、终于、终于让自己从床上爬起来，慢吞吞地踱到房子前面。我住的是平房砖块屋，左邻右舍也都是；这一整排平房砖块屋整齐划一地蹲踞在一块峭壁上，俯瞰底下的堪萨斯城[1]，以前这整片都是广袤的放牧场。我说的堪萨斯城，是指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不是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这两者可不一样。

我住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连个地名也没有，路人提到这里都说“就是那边再过去”。这里是个诡异的次级城区，布满死胡同和狗屎。一堆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挨挨挤挤地住在其他平房砖头屋里，他们在砖头屋完工的那一年就住进来了。老人们坐在纱窗后面，灰扑扑的，如木偶一般，一双眼睛整天往外面看。有时，他们会蹒跚地踩着小碎步，小心翼翼地走到车子旁边，这让我过意不去，总觉得好像该扶他们一把才对，但他们偏偏又不要人扶。

这些老人一点也不和蔼可亲，个个瘪着嘴，满脸不高兴，不欢迎我当他们的邻居，嫌弃我这个新来的。整个社区流传着对我不以为然的耳语，还有那帮老人的轻蔑。隔壁人家的那条狗会狂吠，瘦巴巴的，一身红色毛皮，早上汪汪叫，晚上常哀号，这不变的叫声总是吵到你快疯掉了才停止。

小区里唯一令人欢喜的声音，是一大早我在睡梦中听到的咿咿呀呀：一群脸蛋圆滚滚的幼童，身上裹得密不透风，摇摇摆摆地从我的屋子后面走过。他们要穿过比老鼠窝还脏乱的街道去上托儿所，大家排成一路纵队，手上拉着绳索，跟着最前面的大人。每天早上，他们都像企鹅似的左摇右晃地经过，但我从没见过他们折返。我想他们应该是环游世界一圈后，在隔天早上同一时间回来，刚好又从我窗户外面经过。呵呵，想太多了。

总之，我很喜欢这些小朋友。有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他们都很喜欢穿红色外套。如果我早上睡过头，没有看到他们经过，我的心情就会很“蓝”，比平常还“蓝”。我妈妈不喜欢“忧郁”这么严肃的字眼，她喜欢说“心情有点蓝”。我的心情已经“蓝”了二十四年了。

我换上衬衫，套上裙子，准备赴约；成年女装对我来说总是太大，穿在身上感觉好像小矮人。我号称身高一米五，实际上只有一米四六，但，四舍五入嘛。我今年三十一岁，但大家总爱用娃娃音跟我讲话，把我当成是手上沾满颜料的小朋友。

我走下屋前荒草遍地的斜坡，邻居的狗又多管闲事地狂吠起来。我走到车子旁，地上有两具被车碾过的雏鸟骸骨，鸟嘴和翅膀都被压扁了，看起来倒像是爬虫类的尸体。这两只幼鸟已经横尸在这里一年了。我每次上车前都会忍不住瞥一眼，希望哪天发大水，把它们的尸体冲走。

街对面有两个老太婆站在屋前的台阶上聊天，我感觉她们故意不往我这边看。我不知道那两个老太婆叫什么，要是哪天其中一个死了，我才不会假惺惺地说：“查林斯太太过世了，真是可怜。”我一定会说：“对面那个老家伙终于完蛋了。”

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幽灵，悠悠地坐上我那辆杂牌车；不论怎么看，这辆车都像塑料做的。我一直等着哪天制造商跑过来，开门见山地说：“不好意思，这车根本不能开。”

我出神地开着我的玩具车，到市中心与吉姆碰面。十分钟后，我驶进一家牛排馆的停车场，迟到了整整二十分钟，我知道吉姆只会慷慨一笑，对我的迟到不予置评。

本来我到了以后应该给他打电话，让他冲出来护送我进餐厅。这家老式牛排馆附近都是人去楼空的建筑，这让他很担心，仿佛这些空屋里长年盘踞着一群强奸犯在等我上门。吉姆誓死保护丽比，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丽比好勇敢，这个红头发蓝眼睛的七岁小女孩逃过了“堪萨斯疯狂杀人事件”（又称“牧场大屠杀”“魔鬼活人祭”），孤苦伶仃地活了下来。我妈和两个姐姐都惨遭班恩毒手，只有我逃过一劫，跳出来指认元凶。大家都说我是好孩子，将我那崇拜魔鬼的哥哥绳之以法。我那时红得不得了，照片曾经登上《国家询问报》的头版，标题是“天使的面孔”。

我瞥了一眼后视镜，镜子里反射出我儿时的轮廓：雀斑淡了，牙齿也矫正过了，但我的鼻子还是很塌，眼睛也还是像猫咪的眼睛一样圆。我把头发染成白金色，但根部的红发已经长出来，在夕阳余晖下我的头皮好像在流血。挺吓人的。我点了一支烟。我好几个月没抽烟了，但这时突然觉得：我需要烟。我就是这样，一点恒心也没有。

我大声说：“走吧，宝贝。”每当我厌恶自己时，就会这么叫自己。

我下了车，往牛排馆走去；右手拿烟，这样就不用看我残废的左手。天快黑了，浮云像水牛，成群结队地飘过天空；夕阳西斜，给万物涂上一层粉红。往河边望去，在千回百转的交流道中间，荒废旧谷仓外墙的升降机黑压压一片，大而无当。

我独自走过停车场，脚下的碎玻璃像天上星斗一样闪闪发光。我没有遭受任何袭击。毕竟现在才刚到下午5点。吉姆晚餐吃得很早，而且引以为傲。

不出我所料，我走进牛排馆时，他正坐在吧台喝汽水，一看到我就马上把手机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来，盯着屏幕使劲看，好像疑心手机坏了。

“你给我打电话了吗？”他眉头紧锁。

“没有，我忘了。”我骗他。

他笑一笑：“那，好吧。人来了就好。准备好要谈正事了吗？”

他大手一盖，把两美元钱留在吧台上，然后带我走进一间包厢。里头的红色真皮座椅上，黄色海绵从破损处爆出来。我坐上去，刚好坐在裂口上，破裂的表皮刮擦我的大腿后侧，椅垫散发着陈年的烟臭味。

吉姆从不在我面前喝酒，也不会问我要不要来一杯，不过侍者来点餐的时候，我故意点了一杯红酒，然后瞟了他一眼，看他有没有强装镇定、失望透顶，或是有任何不像他会有的反应。侍者追问：哪一种红酒？我对酒没有概念，真的！我向来记不住那些红酒白酒的名字，而且永远搞不清楚那些简称，所以我随便点了一杯。他点了牛排，我点了双馅焗烤马铃薯，然后侍者带着菜单离开，他便像医生似的叹了一口气说：“呃，丽比，我们要一起迈向崭新的人生阶段了。”

“那么，到底还剩多少？”我一边问，心里一边默念一万一万一万。

“你看我寄给你的财报了吗？”

“有时候会看。”我又撒了谎。我喜欢收信，不喜欢读信。那叠财报应该是堆在我家的某个角落。

“你听我的留言了吗？”

“我觉得你的手机好像怪怪的，信号时断时续。”（我听是听了，但一听到有麻烦三个字就立刻挂掉电话，通常他一讲完那千篇一律的开头我就挂掉了：我是吉姆·杰弗里，丽比……）吉姆不满地噘着嘴，左手指尖与右手指尖对碰，又弹开，再回碰，弹开。

“余额只剩九百八十二美元十二美分。我跟你说过了，如果你肯找份全职工作，定期存款，可能还撑得下去，可是……”他双手一摊，扮了个鬼脸，“看来事情没有想象中顺利。”

“那本书呢？那本书不是……”

“丽比，对不起，那本书一点帮助也没有。我每年都这样跟你讲。这不是你的错，但那本书就是没用。唉，算了。”

前几年，我满二十五岁时，有家出版社想借机大捞一笔，写信来问我愿不愿意出书，谈一谈我如何克服“往日的阴霾”。虽然我根本没摆脱任何阴霾，但我还是一口答应，反正有个在新泽西州的女人会帮我捉刀，我只要通过电话口述就行。书在2002年圣诞节出版，封面上的我顶着一头据说是充满动感的随兴短发，但看起来跟鸟窝没两样，书名叫《崭新的丽比！她不只克服了儿时创伤，甚至超越了自己，开创新生活！》。书里有我和我家人的合影，还有两百多页琐碎的废话教读者如何正向思考。

出版社付给我八千美元的酬劳，之后陆续有一些生还者互助会邀我去演讲。我曾飞去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听众跟我一样从小就是孤儿。我还飞去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市，台下来参加聚会的青少年都很特殊，他们的妈妈都是死在自己的爸爸手中。

我帮一群张大嘴巴的笨小孩签书，他们问的问题都让人心头一紧，譬如我妈会不会烤苹果派。我帮一群银发老先生签书，他们的目光从老花镜后面射出来，嘴巴张开就可以闻到胃酸和咖啡焦掉的味道。我在书上写下“开创美丽的一天！”或是“美丽的明天近在眼前！”

我很庆幸我的姓可以有各种变化。我的书迷都神色憔悴，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个个裹足不前，零零落落地围在我身边。来听演讲的观众很少。后来我发现演讲没有酬劳可领，就再也不肯出席了，反正书的销路那么差。

我嘀咕道：“出书应该很赚钱才对啊。”我真的很希望那本书可以帮我大赚一笔。我跟小孩子一样死脑筋，以为只要天天祷告，上天就会实现我的愿望。上天应该实现我的愿望啊！

“我知道。”吉姆苦口婆心地劝了我六年，劝到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他静静看着我喝酒。“不过，丽比，换个角度想，这个时间点很妙，正好是你步入下一阶段的契机。也就是说，你现在长大了，有没有想要做什么？”

我知道他是一番好意，但一谈到工作我心里就有气，因为他妈的我就是什么也不想做。

“真的没有钱了吗？”

吉姆哀伤地摇摇头，拿起盐巴往刚送来的牛排上撒，红色的肉躺在血泊里，跟樱桃汁一样红艳。

“会不会有新的捐款呢？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就快到了。”我再次感到怒火中烧，恼火他为什么要逼我把心里的盘算说出来。

1985年1月3号凌晨2点，班恩噬血狂欢，这是我们一家惨遭杀害的日子，而我却期待这一天到来。谁会像我这么没良心？为什么账户里面连五千美元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