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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佐子在日记中写道：
报纸大肆报道了政治家A氏去世的消息。
虽然从盐月先生那里听说了病情，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去世。他实力雄厚，据说正是因此，对党内派系的分布有重要影响。他的种种逸事，以及政界名流的发言纷纷出炉。这是一个毁誉参半、褒贬分明的人物，不过报纸上终究还是没写批评性的话语，只是刊登了普通百姓“本希望他能取得天下”的心声。这位政治家直到最后都坚信自己是肝硬化，临终那天的早上他还在吼：我怎能因为这个病死掉！听说他原本八十公斤的体重几乎轻了一半。癌症患者真是太凄惨了。
将这样的噩耗通知正在住院的病人固然残忍，但在医院里，我的丈夫每天早晨以读报为乐，所以本来就瞒不住。我一般是在八点过后去病房，那个时候护士早把报纸送过去了。
昨天晚上，盐月先生往旅馆打了电话，告诉我他舅父不行了。一贯开朗的他说话时声音都蔫了，让人觉得可怜。站在盐月先生的立场来看，这么沮丧也是理所当然的。
丈夫明天就出院了，所以他虽然从报纸上读到了政治家的死讯，好像也没怎么在意。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们说了一些A氏遗产大概会有多少之类的话题。我突然想到了盐月先生。政治家有四个孩子，家庭成分似乎挺复杂，遗产多半分不到外甥头上。
今天做了出院前的精密检查，丈夫一会儿去X光拍片室，一会儿查心电图，一会儿又是血沉和尿液检查，忙得不可开交。体重和住院前相比减了五公斤。主治大夫说就这样不再增加是最好的。因为不给心脏添加负担是头等大事。目前还不能摄入脂类，必须继续执行住院时的减食计划。
刚住院时，由于住院带来的打击和戒心，即使减食丈夫也没怎么抱怨过肚子饿。但自从他身体状况好转、开始在病房或走廊练脚力后，可能是运动变多的关系，他总想吃东西。但我们可不能遂他的愿。虽然看着心疼，却又不得不遵照医嘱限制他的饭量。医院提供的病号饭味道较淡，盐加得少。肉类等含脂肪的食物自然是一概没有，鱼也尽是一些清淡的白肉鱼。平时比较偏爱清淡口味的丈夫也终于受不了了。我想住院时他还能忍耐，回到家可别由着性子来啊。主治大夫说，这个也可以靠训练，丈夫应该能适应这种饮食，就看他本人的决心和看护者是否细心了。我必须抱着这样的觉悟，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丈夫活得长久。
下午三点，我应主治大夫的召唤来到诊疗室。主治大夫表示心电图的情况说不上绝对良好，问我能否让患者继续留在医院里，再观察一阵子。我原以为情况一切良好，觉得很意外。但我还是说，可以的话希望能让他出院，而且病人也是这个意思，如果告诉他还不能回家，他会很沮丧。不过，真正的理由其实在别处。住院费已经承受不起了。费用每十天结算一次，前一次支付了十二万六千日元，平均每天一万二千六百日元。当然，刚住院时因为被当作重症病人，进行过多次注射和检查，还使用了氧气帐，估计多花了不少钱。不过，由于住的是特等病房，就算不附带任何治疗，一天好像也要花一万日元左右。现在一共住了十七天，所以还剩下七天的费用没付。再继续住下去，经济上有点儿吃不消。更何况还要加上我的旅馆住宿费。
当然，如果病情恶化了，就算举债我也会让丈夫继续住院。只是在我看来，丈夫并没有异常之处，气色也不错，人虽然瘦了，但身上的肌肉好像变结实了。步伐相当稳健。最近注射次数也少了，吃药以口服为主。看这情况，我觉得跟在家静养也没什么两样。药的话，去医院取就是了。由于我说可以的话希望丈夫能出院，主治大夫最终点了头，没有强留。不过大夫又问我，您丈夫是不是有什么操心的事。我一听就担心起来，忙问大夫为什么要这么说，结果大夫没吭声，可能是通过某些迹象了解到了什么。
丈夫内心也很在意住院费。从S光学退职后，收入就断了，所以意外的支出会带来严重后果。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丈夫也提到过这一点。我笑他说，你一个病人操这个心干嘛，钱不够了我就从哪里挤点儿出来。可丈夫就是这么一个谨小慎微的人，真是可怜。这种事我也不好跟医生讲，所以就回答说丈夫是担心工作上的事吧。
医生告诉我，这个病严禁操心，特别是注意不要给病人打击，精神上的安定是最重要的，他提议在出院后可以去山里的温泉悠闲地疗养一段时间。接着医生又千叮咛万嘱咐，要我自始至终注意丈夫的饮食，不管他怎么强求都要避免含脂肪过多的食物，长期控制饭量，不能让胃部被撑满。此外他还说，一旦发现情况有变，就先去附近的医院接受紧急治疗，然后再联系他们。
由于我硬是要求出院，所以就给佐伯律师打了电话，请求他的谅解。佐伯先生是这家医院的介绍人，又是院长的亲弟弟，所以我还恳求他向院长打个招呼。听佐伯先生说“这种事有什么好在意的”，我也算松了一口气。
——×日
上午做了简单诊断。由于院长和主治大夫是一起来的，我趁此机会向他们道了谢。丈夫精神不错，下午回到了久违的家。丈夫非常高兴。
近二十天没在家里住了，总觉得家里有点儿脏。沙纪虽然一向表现不错，但可能是主人不在的缘故，打扫方面还是怠慢了。看来家中无主是不行的。
把丈夫扶上床后，我即刻开始了清扫。我看不得家里脏，所以就亲自操起扫帚，拿起了抹布，可能在沙纪看来，我这么做是对她的一种讽刺。
到了傍晚，沙纪对我说，夫人，我有一件事要拜托您。说话时她脸色凝重，我还以为她要辞职，不由得吓了一跳。结果不是，她说的是她想另找住处，每天来这里上班。仔细一问才知道，她已经签了租借公寓的合同，然后一直在等老爷从医院回家。这件事是沙纪自己一个人决定的。
近来年轻女孩向往有自由的时间。眼见着别的女孩去公司或商店上班下班，沙纪也想尝一尝解放的滋味吧。不过，想从住家女佣转成按时上下班的家政妇，她也未免太任性了点儿。沙纪也二十三了，没准儿有了喜欢的男人。我问公寓的租金是多少，沙纪轻巧地回答说，是六帖的房间，月租两万日元。她已经通过房产中介支付了押金和权利金，共计十万日元。沙纪在我家的工资是包伙食一月三万，住出去后就不需要我家的伙食了，所以她要求薪水上涨一万日元。
即使涨了薪，付掉房租的两万，就只能靠剩下的两万解决吃饭问题。我多少带着点挖苦的意味问沙纪，这样没问题吗？沙纪说总能对付过去的。我家没孩子，除了清扫工作应该也没别的累活儿了，即便如此她也要搬出去，可见是真的想一个人生活。
我找丈夫商量，丈夫说，活儿再轻松也得整天束缚在这里，所以就按她希望的办吧。沙纪要是辞职了，我们也会很难办，所以最后我只得让步。公寓到这里需要步行十五分钟，我跟她约定早上八点钟来上班，晚上最晚做到六点。
当天沙纪就早早地执行了新约定，六点时说了一声“我告辞了”，拿着行李走了。总觉得有点儿奇怪。
——在信弘出院的前一天晚上，伊佐子留佐伯在旅馆过夜。
“在这家旅馆一起过夜，终于只剩下今天这一个晚上了。”
佐伯和伊佐子睡在同一个枕头上。伊佐子望着天花板。取下了所有发卡的头发乱作一团，在眼睛上方、耳朵边上纠缠在一起。她的额头和鼻翼冒着汗，闪闪发亮，毛毯下是歪歪扭扭的睡袍。
“你准备今晚一过就结束了？”伊佐子微动着嘴唇。
“以后就得在外面了吧。”
“外面？我可不想去情人旅馆，女服务生会盯着你看的。”
“这有什么办法呢，反正她们又不知道你是谁。”
“老是去同一个地方，人家就会记住你的脸。话又说回来，我更不想把东京的所有旅馆都住个遍。在不知道前一次被谁用过的床上睡觉，又脏又叫人恶心。”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只能继续订这个旅馆了。”
“住宿费我可付不起，你能出吗？”
“开什么玩笑，胡闹。”
“当律师的应该很赚钱吧？”
“没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多，因为我还年轻嘛。有些案子还得自掏腰包，但为了出名又不能不接。”
“比如石井的案子？”
“这种很难说出口的事，你倒是能满不在乎地说出来啊。”
伊佐子骨碌一转身，眉开眼笑地对着佐伯，接连亲起了他的脸颊和额头。
“当然不在乎了，那种人算什么。除了你，别的人我都看不上。我还觉得你在石井的事上帮了倒忙呢。”
“早晚我也会是这个待遇。”
“你是最后一个啦。因为是最后一个，所以我离不开你啊。”
“盐月先生那边没问题吗？”
“我跟那个人没什么的啦。你也真是的，这么纠缠不清。”
“我怎么也没法相信啊。盐月先生也是装聋作哑的，一个劲儿地嘿嘿。”
“他好像连嘿嘿也嘿不出来了。”
“啊，是因为舅舅死了？”
“人看上去没精打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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