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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律 师</h4>
加尔文・德克斯特从没对人解释过他退伍的原因,因为他不想被人嘲笑。他已经决定要去上大学,拿学位,当律师。
至于资金,他已经在越南攒了好几千美元,此外他还可以根据兵役法要求进一步的资助。
美国的兵役法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如果一个美国大兵退伍后申请上大学,只要他不是被开除的,政府就会出钱供他上大学,直至他获得学位。政府的津贴可以供学生随意花费,唯一的条件是,大学确认他是全日制学生。
德克斯特知道,农村地区的大学可能费用比较便宜,但他想上有法学院的大学。而且,如果他以后要当执业律师,那么地域更大的纽约州比新泽西州机会更多。研究了五十份招生简章之后,他向设在纽约市的福德姆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
他于暮春时递交了入学申请书,附上每一个美国兵退伍时那份重要的退伍证书,即DD214证书。他赶上了好时候。
一九七一年春天,虽然反对越战的呼声很高,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反战呼声更高,但美国军人倒没有受到指责,反而被视为受害者。
到了一九七三年,美军匆匆地、狼狈地撤离后,军人的这种处境改变了。虽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国务卿尽力为越南故事进行了最好的润色,虽然从越南这个无法战胜的泥潭里解脱出来让所有人松了口气,但越战依然被看作是一次失败。
如果有什么美国老百姓不想与之经常沾边,那就是“失败”二字。接受失败不是美国人的理念,即便是自由的左翼。一九七三年后回国的美军官兵本以为他们会受到欢迎,因为他们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他们遭受了伤亡,失去了战友;但他们回国后受到了广泛的冷遇,甚至是敌意。那些左翼人士更为关心的是美莱事件[8]。
但在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德克斯特的入学申请书得到了郑重的对待,表格上的“生活经历”栏内,他在“大红一师”当兵三年,被认为是一种积极正面的经历,如果是两年以后这事就会完全不同。他被录取了,政治历史系四年制学生。
这位年轻的老兵在布朗克斯区找到了一套廉价的一居室小公寓,是在一座没有电梯的楼房内。那里离校园不远,当时的福德姆大学坐落在市内一片不起眼的红砖楼房丛中。他精打细算,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省吃俭用,利用漫长的暑假回到建筑工地去打工,他的钱足够维持到毕业。在之后的三年他到无数工地打过工,其中有一个当时正在建造这个世界的一个新奇迹——世贸中心双子座。
一九七四年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他遇上并爱上了安琪拉・马洛齐,一个漂亮活泼、热爱生活的意大利裔美国姑娘,在浴门大街上的一家花店里工作。那年夏天,他们结婚了,用他们的共同收入搬进了一套稍大的公寓。
那年秋天,离毕业还有一年时间,他提出了进入福德姆法学院深造的申请。这是福德姆大学下属的一个院系,坐落在河对岸的曼哈顿。要进去很难,申请者很多,名额有限。
进法学院意味着,一九七五年本科毕业后,要再读三年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然后是律师协会的资格考试,最后是获准在纽约州当律师。
申请就读福德姆法学院不需要参加面试,只要求把大量的材料递交给招生委员会,供他们研究和取舍。这些材料包括从小学起(这方面他是一个差生)直至最近的政治历史系的成绩报告单,一份自我鉴定,和现在的任课教师的评语(这方面他是一个优秀生)。夹在他的一大叠档案材料里的,还有他那份DD214证书。
他进入了最后一轮的候选人名单,招生委员会碰头作最后的选择。委员会有六个成员,主任委员是霍华德・凯尔教授。他已经七十七岁了,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他很聪明,是一位荣誉教授,也是他们所有这些学者中的元老。
最后,到了两个候选人争夺最后一个名额的时候。加尔文・德克斯特是其中一个。会议室里发生了一阵激烈的争论。凯尔教授从位于桌首的椅子那站起来,踱到了窗户边。他凝视着湛蓝的夏日天空。一位同事走过来与他一起站在窗边。
“很难抉择,对吧,霍华德?你心里喜欢谁呢?”
老人拍了拍手中的一张纸,把它展示给这位导师。导师看了一遍那份获奖清单,不由得低低地吹了一声口哨。
“他二十一岁生日之前就获得了这些奖章。”
“他到底干了什么?”
“他得到了进这所学院学习的一次机会,这就是他做的。”教授说。
两个人回到桌子边参加投票。投票结果是三比三,但在这种情况下主任委员的一票抵两票。他解释了原因。委员们都去看那份DD214证书。
“他可能有暴力倾向。”政治上一贯正确的系主任表示了反对。
“哦,我希望如此,”凯尔教授说,“我不喜欢现在那些没有个性的人。”
两天后,加尔文・德克斯特得到了这个好消息。他和安琪拉正一起躺在床上。他抚摸着她渐渐隆起的肚子,谈论着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富裕的律师,他们会在韦斯切斯特或费厄菲尔德县郊外拥有一座漂亮的别墅。
他们的女儿阿曼达・琼在一九七五年春天出生。分娩引起了并发症。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一样。这对夫妻再也不会自然怀孕了,再要孩子只能领养。安琪拉的家庭牧师告诉她,这是天主的旨意,她必须接受主的意愿。
那年夏天,加尔文・德克斯特以班级前五名的成绩毕业,并于秋天开始了他在法学院的三年攻读。生活很艰苦,但马洛齐家庭全家动员起来了;丈母娘负责照顾婴儿阿曼达・琼,这样安琪拉就可以继续去上班。加尔文仍想当一名全日制学生而不是上夜校,因为法律课程的夜校要再多花一年时间。
在法学院的前两年,他仍在暑假期间出卖体力去打工,但到了第三年,他在曼哈顿著名的霍尼曼・弗莱舍法律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福德姆大学一直保存着一份校友通讯录,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里有三位资深的合伙人,都是福德姆法学院的毕业生。在导师的介绍下,德克斯特在那里得到了一份暑期法律助理员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夏天,他父亲去世了。从越南返回后,他们不经常见面,因为父亲永远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不回到建筑工地,与安全帽相伴终生。
但德克斯特与妻子安琪拉曾去看望过他,借用马洛齐先生的汽车,让老德克斯特看了看他唯一的孙女。他死得很突然。突发心脏病把这位建筑工人击倒在一个工地上。儿子孤独地去参加了寒碜的葬礼。儿子曾经指望父亲能够参加他的研究生毕业典礼,并能为自己受过教育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但父亲没能看到这一天。
那年夏天他毕业了,在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之前,他在霍尼曼・弗莱舍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初级的但是全职的工作,这是他从部队退伍后七年来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霍尼曼・弗莱舍崇尚自由,对共和党人士敬而远之。为表明事务所积极的社会意识,特地设立了一个公益部门,免费为穷人和弱者担任法律代理人。
但那些高级合伙人觉得没必要夸大他们的社会理想,这个公益部门一直只配备着几个收入最低的新手。一九七八年秋天,加尔文・德克斯特成了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里一名级别最低的职员。
德克斯特没有抱怨。他需要钱,他珍爱这份工作,而且通过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他获得了比单一专业更为丰富的经历。他可以得到出庭的机会:为一些轻微罪行、疏忽渎职和其他有争议的指控进行辩护。
那年冬天,事务所的一位女秘书出现在他那间简陋的小办公室门口,朝他晃着一份卷宗。
“是什么案子?”他问道。
“移民上诉,”她说,“罗杰说他没时间处理。”
公益处负责人罗杰如果碰上有油水的案子就会留给自己,相比之下,移民事务完全没有油水。
德克斯特叹了一口气,开始埋头阅读这份新卷宗的详情。听证会将在第二天举行。
那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