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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档 案</h4>
彼得・卢卡斯参议员是国会山的一位老政治家。他知道，就里基・科伦索的调查报告和米兰・拉耶克的证词，他如果要去执行任何正式行动，那他必须走上层路线，直接找最上层。
去找部门的领导是没有用的。整个中层的公务员们总是习惯于把皮球踢到另一个部门去。工作永远是别人的。只有从最上层直接布置下来的工作才会有一个结果。
作为共和党参议员和老布什多年的朋友，彼得・卢卡斯可以去找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和新任的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这两人就等同于国务院和司法部，这两个部门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即使如此，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内阁部长们不想听到问题和疑问；他们更愿意直接得到建议和解决方案。
引渡不是卢卡斯的专业范围。他需要弄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需要调研，他有一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正适合去做调研。他把工作布置下去了。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最佳的猎手，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聪明姑娘带着答案回来找他。
“这个畜生，季利奇，根据一九八四年的《刑事犯罪控制法案》，是可以逮捕他并引渡到美国来的。”她说。
她发现的那一段文字来自一九九七年国会关于情报和安全的听证会。确切地说是来自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罗伯特・布赖恩特就犯罪议题向众议院委员会做的演讲。
“我已经把有关条款涂上了荧光笔，参议员。”她说。他谢过她，然后去看摆放在他面前的章节。
“联邦调查局的海外职责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国会首次通过法律，授予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公民被谋杀后可在海外行使联邦管辖权。”布赖恩特在四年前这么阐述。
在这段温和的文字后面，是一项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大部分美国人所忽视的令人惊愕的法案。在一九八四年的《刑事犯罪控制法案》之前，国际社会认为，如果有人在法国或蒙古被谋杀，那么只有法国或蒙古政府有权去实施调查、抓捕和审判杀人犯。不管受害人是法国人、蒙古人或者是正在访问的美国人。
美国则简单地声称其有权认为，如果你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谋杀了一个美国人，那么这相当于你在纽约的百老汇杀了他。意思是，美国的管辖权遍及全世界。国际社会并没有认同这一点；只是美国自己在这么说。然后布赖恩特先生继续阐述。
“……而且一九八六年的《外交安全和反恐混合法案》，就海外对美国公民实施恐怖活动的情况，确定了一项新的海外法令。”
“这没有问题，”参议员想道，“季利奇既不是一个南斯拉夫军人，也不是一名警察。他是单干的个体户，一个恐怖分子。根据这两项法令，可以把他引渡到美国来。”
他继续读下去，一九八六年的这个新法令说：“在经主权国同意后，联邦调查局有权向发生刑事犯罪的主权国派去特工人员执行海外调查，使美国能向在国外实施针对美国公民的刑事犯罪的恐怖分子进行起诉。”
参议员皱起了眉头。这讲不通啊，这是不完整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在经主权国同意后”。各国的警察机关之间的合作并不稀奇。当然，联邦调查局可以接受一个外国警察机构的邀请，飞赴那里去协助解决问题。这么做已经有好多年了。那为什么还要有两部不同的法案，一九八四年的和一九八六年的？
答案在于，第二部法案远比第一部更加深入，而且那句“在经主权国同意后”，其实是布赖恩特先生安抚委员会的用语。他在暗示，但不敢明说的（后来他在克林顿时期说出来了），就是“劫持”。
在一九八六年的法案中，美国授予自己权力，可以有礼貌地要求把一个杀害美国人的凶手引渡回美国。如果答复是“不行”，或者因无休止的耽搁导致事情一直悬而未决，那就不客气了。美国有权派出一支秘密特工小组，去抓住那个凶犯，把他带回来审判。
如同联邦调查局反恐专家约翰・奥尼尔在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时所说的：“从现在起，主权国同意与否毫不相干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去海外抓捕杀害美国人的凶手，这样的行动被称为“劫持”。自从罗纳德・里根当政时该法案得到通过以来，已经进行了十次这种极为隐蔽的行动。这全是因为一艘意大利邮轮而开始的。
一九八五年十月，从意大利热那亚出发的“阿基利・劳罗”号旅游船正巡航在埃及的北海岸，前方还要停靠以色列海港，船上装载着货物和游客，包括一些美国人。
四个巴勒斯坦人悄悄地上了船。他们属于“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一个依附于巴解组织的恐怖团伙。其时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正在突尼斯流亡。
恐怖分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劫持船舶，而是要在以色列的停靠港阿什杜德下船，把以色列人质带到那里去。但在十月七日，当海轮航行在亚历山大与塞得港之间时，他们待在一间舱室里检查武器，这时候一位服务员走进来，看见枪械后开始叫喊。四个巴勒斯坦人在惊慌之下劫持了邮船。
接下来是四天的紧张谈判。阿布・阿巴斯从突尼斯飞了过来，自称是阿拉法特的谈判代表。但特拉维夫方面并不认同，他们指出，阿布・阿巴斯是巴解阵线的头目，不是一个友善的协调人。最后双方达成了一个交易：这些恐怖分子离开那艘邮轮，坐埃及的一架客机返回突尼斯去。那位意大利船长在枪口之下确认，没有人受到伤害，他是被迫说谎。
在邮轮获释后，很快就弄清楚，这些巴勒斯坦人在第三天杀害了七十九岁高龄的美国游客——坐轮椅旅游的纽约人利昂・克林霍弗。他们朝他的脸部开了枪，并把他连人带轮椅扔进了海里。
对美国政府来说，事情到此为止；所有的交易都吹了。但杀手们已经在空中了，在返回他们家乡的途中，在一个对美国友好的主权国家的一架定期航班上，飞行在国际空域里；也就是说，不可触及。但可能还有办法。
美国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正沿着亚得利亚海南下，飞行甲板上装载着F-14雄猫战斗机。当夜幕降临时，埃及的那架客机正在克里特岛外围朝着突尼斯飞去。突然间，四架雄猫围住了客机。大惊失色的埃及机长请求在雅典紧急降落。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雄猫发出信号，他应该跟他们走，不然就要承担后果。同样从“萨拉托加”号航母起飞的EC-2鹰眼电子侦察机，捕捉到了埃及客机与战斗机之间的通话。
在美国战机的裹胁下，这架载着杀手以及他们的头目阿布・阿巴斯的客机，降落在美军在西西里的基地锡戈内拉。然后事情变得复杂了。
锡戈内拉是美国海军与意大利空军合用的一个基地。从技术上说，它是意大利的领土，美国只是支付租金。罗马的意大利政府，在激动之下宣称他们有权审判这些恐怖分子。“阿基利・劳罗”号旅游船是他们的，这个基地也是他们的。
最后由里根总统亲自打电话给布置在锡戈内拉的美军特种部队小分队，命令他们退出来，让意大利人去抓捕那些巴勒斯坦人。
在那艘邮轮的船籍港热那亚，四个小人物受到了及时的审判。但他们的头目阿布・阿巴斯却在十月十二日那天像空气般地飘走了，后来一直逍遥法外，直至二〇〇三年四月伊拉克战争期间，才被美军特种部队在巴格达西部的沙漠里抓获。意大利国防部长引咎辞职。当时的总理是贝蒂诺・克拉克西，他后来死在了流放之中，也是在突尼斯，原因是其当政时的大肆贪污受贿。
里根总统对这种背信弃义做出的反应是通过那部《混合法案》，昵称为“下不为例法案”。最后，不是威斯康星州那个聪明的年轻姑娘，而是联邦调查局已退休的反恐专家奥利夫・雷维尔，在接受这位老资格参议员请吃晚饭时，告诉了他关于“劫持”这件事。
即使这样，对于季利奇似乎并不需要“劫持”。米洛舍维奇之后的南斯拉夫，热切地希望重返国际社会。她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以重建经北约七十八天轰炸之后已经千疮百孔的基础设施。新总统科什图尼察肯定会认为，把季利奇逮捕起来并引渡给美国是小菜一碟。
这正是卢卡斯参议员要向柯林・鲍威尔和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提出来的请求。如果出现最糟糕的情况，他就会要求去执行秘密劫持。
他让他手下的写作班子把私家侦探一九九五年的那份详细报告改写成一纸页，解释里基・科伦索如何去波黑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直至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他进入了一条孤独的山谷里。
那天上午在山谷里发生的事情，根据米兰・拉耶克的描述，被压缩成两张纸，最恐怖的那些段落被涂上荧光笔作为重点。再附上了他的一封亲笔信件。这样就做成了一份便于部长们阅读的文件。
那是国会山教会他的事，拿到上层去的文件越简单扼要越好。四月下旬，他与这两位内阁部长会面了。
两人都认真地听取了他的汇报，答应会去阅读这个文件并把它批转给他们部里的有关部门去处理。他们是说到做到的。
美国有十三个主要的情报收集机构。他们很可能储存着每天二十四小时从整个地球上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所收集来的百分之九十的情报。
这些数量浩瀚的情报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吸收、分析、过滤、研究和分类储存，这本身就很成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各个情报机关之间互不通气。
美国谍报机关的头子们在深夜泡酒吧时会嘀咕，他们很是欣赏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做法。
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每周在伦敦碰头开会，由一位资深可信的官员召集这个国家的四个情报机构：秘密情报局（负责国外）、国家安全局（负责国内）、政府通讯总局（负责监听）和苏格兰场（即警察局）特别分队。
互相分享情报可以避免重复劳动，少浪费时间，但其主要目的在于，由不同地点，不同的人所收集来的零星情报，可能拼凑成大家都在期望的一幅完整的画面。
卢卡斯参议员的报告被分送到了六个情报机关，于是大家分头在文档里查找，是否保存过一个叫佐兰・季利奇的南斯拉夫歹徒的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