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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架只有那个面包托盘那么宽……
1925年3月底，另一趟列车沿着窄轨铁路从乌烟瘴气的加尔各答驶往7000英尺高的大吉岭高山。在这辆火车上，我终于有时间在我们出发之前，好好回想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这好几个月的繁忙时光。
1925年1月初，我们三个人返回苏黎世，去探访乔治・英格尔・芬奇，此人可能是除理查・戴维斯・迪肯之外，英国还在人世的最好的登山者。
1922年，芬奇和马洛里、理查一起，也是珠峰探险队的一员，和理查一样，他的运气也很差，得不到当权派的青睐——而且芬奇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和乔治・莱・马洛里意见不和，而且还和整个珠峰委员会、登山俱乐部和三分之二的皇家地理协会成员关系疏远。
芬奇曾在巴黎医学院学习，但在这里的学习时间并不长。后来，他于1906—1922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求学期间转而学起了物理科学，然后成了皇家地面炮兵的一位上尉，一战期间曾在法国、埃及和马其顿作战。战后，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瑞士登山，他在阿尔卑斯山脉首攀的山峰数比珠峰探险队其他精挑细选成员的首攀数加起来还要多。相比珠峰委员会的登山者和其他英国登山者，他更为了解德国的和其他全新的欧洲登山技术，可他并没有入选1921年珠峰登山队入选名册，官方给出的原因是他的身体太差了。而真正的原因则是，尽管他是英国公民，还在一战期间被授予炮兵军官的勋章，可战前战后的很多年里，他都住在讲德语的瑞士地区，在那里登山，所以他更习惯讲德语，而不是英语。正如查尔斯・布鲁斯准将对选拔委员会甄选人员的描述——“如有可能，他们，我们，都希望珠峰探险队能成为老男孩俱乐部。我们自己称之为‘BAT’阵容，即‘清一色的英国人’”。
据理查所说，布鲁斯将军是珠峰委员会的头儿，1922年探险队的领导，就连清一色英国人探险队这个要求也是他提倡的，他曾经写信给其他有可能成为委员会和探险队成员（包括理查在内）的人，说乔治・芬奇是“一个故事大王，说话天花乱坠，根本不够资格入选。每年2月1号刷牙，如果那天的水很热，他还会洗个澡，否则的话就会等到明年这一天”。
然而，根据理查所言，在委员会清一色英国人的眼中，芬奇的主要罪名除了经常蓬头垢面和奇怪的德国口音这些“不够格”的地方之外，还因为乔治・芬奇不断提出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创新登山技术。皇家地理协会和登山俱乐部（在这一方面也包括珠穆朗玛峰委员会）都不喜欢这种“创新”。他们认为老方法都是好方法：钉靴，19世纪样式的冰镐，为了在28,000英尺及以上海拔高度的零下温度下保护登山者免受这种几乎是非地球气候的天气伤害，使用一层层薄羊毛夹层。
理查说，这位成功的登山者芬奇有很多新奇的创新，其中就包括他设计并制造的一种外套，这衣服专为珠峰的环境设计，夹层里填充的是鹅绒（而不是普通的羊毛、棉或丝绸）。芬奇尝试了很多种材料，最后选定了一种很薄却非常坚韧的气球用织物，制造出了一种长大衣，大衣上有很多缝制出来的间隔空间，里面填塞了鹅绒，从而把人类身体的热量储存在这些气囊里。在北极，鹅身上的鹅绒就是这么给鹅保暖的。
理查解释说，结果在1922年那次登山过程中，在海拔20,000英尺及以上的高山上，芬奇是唯一一个没有被高海拔地区的狂风和严寒冻僵的人……
然而，虽然乔治・芬奇在以往的珠峰登顶尝试中表现优异（1922年5月7日，他和小杰弗里・布鲁斯尝试登顶，勇敢无畏却没有成功，那时他们创造了最高攀爬纪录，不过这个纪录只保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可他还是被挡在了1924年那次珠峰探险之外，究其原因则是芬奇提议并改装了皇家飞行服务队的吸氧设备，1922年和1924年，探险队员都使用过这种吸氧装备，而且效果非常好。（在1924年最后一次珠峰探险中，尝试登顶时马洛里和欧文都携带了芬奇式吸氧装备，不过修补天才桑迪・欧文做出了很多改装，后来两位英雄都失踪了。）
芬奇的吸氧装置在高海拔模拟室的实验中，在艾格尔峰甚至在珠峰上都被证明效果显著。很久之后，关于芬奇的吸氧装置，珠峰委员会主管探险资金支出（与引资）的负责人亚瑟・希克斯给出了被多次引用的官方评价：“如果这种吸氧设备妨碍他们在没有该设备的情况下攀登更高高度，我将非常遗憾。如果有人不吸氧就登不上25,000-26,000英尺，那他们就是一群不中用的东西。”
不中用的东西？
“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伦敦海平面的人来说，说出这种话自然轻而易举。”1925年1月，我和理查坐火车前往苏黎世时，他这样评价。
“我真想把希克斯先生送到珠峰26,000英尺的地方，看看他如何气喘吁吁、干呕并且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上下前后地乱蹦，”理查接着说，“然后问问他，他是不是觉得他自己是个‘不中用的东西’。我真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即便在海平面上也是一样。”
正因如此，在我们自己的珠峰探险中，我们初步计划带上25套经欧文改装的芬奇式吸氧设备和100个氧气罐。（1924年，马洛里和他的队员们带了90个氧气罐，供12名登山队员和高山挑夫使用。我们的氧气罐数量比他们的要多。而且这次只有我们三个人登山）“那个叫雷吉的表亲呢？”让-克洛德曾这样问，提醒理查不要忘了布罗姆利夫人的条件：带上在布罗姆利茶园种茶的那位表亲和我们一起去。
“‘雷吉表亲’当然是留在大本营啊，呼吸呼吸16,500英尺高山上夹杂着浓郁牦牛味儿的空气。”理查说。
此时此刻，时值今年的第一个月，天气寒冷，我们即将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很有可能就此丧命，所以理查希望我们去一趟乔治・芬奇的第二故乡苏黎世见见这个人，和他聊一聊。（理查曾经邀请他来伦敦，并表示会支付车马费，这么做非常合情合理，毕竟我们有三个人，而芬奇只有一个人，不过这位性情暴躁的登山者在电报中回复道：“现在整个英国都没有这么多钱能引诱我回伦敦。”）
我们在皇冠大厅饭店见到了乔治・英格尔・芬奇，即便是从苏黎世豪华餐馆的高标准来说，这里都堪称奢华，而且这里在全欧洲都享有盛名。理查告诉过我们，虽然皇冠大厅饭店曾有着辉煌的历史，可近些年来，这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在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期间内，这家古老的餐馆一直凭借其在19世纪的卓越声誉才得以惨淡经营。然而，希尔达・扎姆斯蒂格和戈特利布・扎姆斯蒂格夫妇买下了这个地方，将之装饰一新，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型公司，包括一位新厨师，一份包含了最美味的巴伐利亚美食、经典美食和瑞士美食的菜单，并且提供最高级的服务，使得这家餐馆达到了瑞士和苏黎世真正的优秀标准。因此，在几英里之外的边界那一边，德国人食不果腹，而瑞士的银行家、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公民则可以享受到奢华盛宴。
皇冠大厅饭店位于拉米大街4号，在苏黎世大学西南方不到1英里处，而利马特河正是从此处汇入苏黎世湖。一月末的风吹拂着湖水，时不时地被行驶在宽阔的拉米大街上的有轨电车遮挡，那车子噗噗驶过，声音轻柔，而我虽然穿着最厚的羊毛正装大衣，还是被冻了个透心凉。
就是在这一刻，我才发现我自己特别想知道，如果在苏黎世的拉米大街上，瑞士的一座湖上吹来阵阵微风，被风吹了一会儿，我都快被冻僵了，牙齿直打战，那么我究竟怎么才能在26,000多英尺高的珠峰上，征服亚北极区的狂风，并且活下来？
我原以为我在波士顿、纽约、伦敦和巴黎已经享尽美食了，那时候吃饭时要么用我姑姑留给我的遗产付账，要不就是理查慷布罗姆利夫人之慨来埋单，可皇家大厅饭店自然是我踏足过的最大也是感觉最为正式的餐厅。我们和芬奇见面的那天是这家餐厅这一周里唯一供应午餐的一天，男服务员、餐厅领班和其他工作人员依旧穿着礼服。到处都摆放着高大的盆栽植物，这个角落里，那根柱子边，还有那扇窗户附近，可谓无处不在，这些植物看上去太正式了，失去了植物的味道；似乎它们也希望穿礼服。
我穿的是那套理查在伦敦给我买的深色西装，但是走过苏黎世皇家大厅饭店那巨大的宽敞空间，坐在午餐桌边的大都是穿着正装的男子，也有一些优雅的女士，我不禁意识到，在欧洲上流社会里，我依旧感觉那么心神不定。即便脚穿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双精心擦拭过的黑色礼服鞋，可我突然觉得这家大型餐厅里的每个人肯定会认为我的鞋子又笨拙又破旧。
我们被带到一张餐桌边，上面铺有白色亚麻桌布，摆着银餐具。有个男人坐在那里，此人个子不高，很瘦，一张脸轮廓清晰。他压根儿就没注意已经倒好的红酒和清水，似乎沉浸在他正在阅读的那本书中。芬奇是这家餐厅里唯一一身日常粗花呢西装和背心打扮的人，而且当时看上去并不整洁（背心上落着烟灰），他很舒服地跷着腿，摊手摊脚地坐在那儿，毫不在意周围的事物，我认为只有非常非常富有或者非常非常自信的人才会如此。理查轻咳一声，这个面容瘦削的男人抬起头，合上书，将之放在桌子上。那本书的标题很长，字体很大，而且是德语，我根本看不懂。
芬奇摘下老花镜，抬头看着我们，仿佛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不明白我们为何会站在他的餐桌边上。我无法肯定他鼻子下面的那块污渍是他那张被晒成棕褐色的脸上一撇粗硬的褐色胡子，还是已经在他的下巴和脸颊上生长出来的棕色须茬蔓延到了鼻子之下。
理查重新介绍了他自己，虽然他们俩在1922年的时候结伴一起试攀珠峰，然后又给我们几个做了介绍。芬奇懒得站起来，只是抬起一只似乎非常软弱无力的手晃晃，仿佛他盼着我们亲吻他的手，而不是和他握手。他的手指又长又细，可和别人握手时却十分有力，不光让人感觉惊奇，几乎有些令人震撼了。然后，我注意到，他的手、手指和指甲都有损伤；这个男人是个登山者，常年赤手空拳用力抓住那些花岗岩、石灰岩和锋利冰川上的裂缝和支撑点，所以留下了这些创伤。
“杰克，让-克洛德，”理查接着说，“我很荣幸给你们介绍乔治・英格尔・芬奇先生。你俩都知道，两年半之前，我和芬奇先生都参加了那次探险队，在珠峰的东部山脊和北壁，我们爬到了27,300英尺以上的位置……而且没有带吸氧设备。这在当时是一项登高纪录。然而，虽然我们那天没有带氧气罐去爬山，乔治还是帮忙设计了去年六月马洛里和欧文失踪时使用的吸氧装置，而且他为人十分善良，吃过午饭后，他将带领我们参观他在苏黎世的工作室，向我们介绍吸氧装置的工作原理……并且会对我们的……这一趟搜寻探险……给予各个方面的建议。”
说了这么多话，理查似乎有些发窘，而且不太肯定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他很少有词穷的时候。这时芬奇懒洋洋地挥挥手，让我们几个坐在那三个空位子上，这才缓解了这一刻的尴尬。
“请坐，”芬奇说，“我自作主张，点了红酒，不过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点一瓶……特别是这顿饭由你付账，理查。”芬奇笑了笑，那笑容转瞬即逝，一口牙齿露了出来，他的牙很小，微微被烟熏黄了，但非常坚固。虽然登山俱乐部对他有成见，侮辱他，可显而易见，他绝不止一年只刷一次牙。“这里的食物不错，而我基本上没钱来这里吃饭，即便是午餐也吃不起，”他用那口略带德国口音的英语接着说道，“所以你说你请客的时候，我才会建议来这里见面。”他漫不经心地向餐厅领班挥挥手，而那位穿着礼服的男人虽然惊讶于芬奇的一身打扮，还是立马也向他示意，而且带着明显的敬意。没准苏黎世人都对芬奇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如雷贯耳。也有可能这里的服务员只是认为，只要能在皇冠大厅饭店吃得起饭，就算是有钱人，就理应得到这种尊贵的待遇。
我承认，在我们点餐时（我只是说理查点什么我就吃什么），在让-克洛德和芬奇起劲儿地聊着该点哪种红酒配餐时，我有点儿生气。我觉得芬奇说那句方言“this joint has good food.（这里的食物不错。）”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而且看上去是个不太成功的美国人。（很快我就知道原因并非如此；乔治・英格尔・芬奇会说很多种语言，而且说话时会带出各种方言，甚至是美国特有用语，这纯属一种随意的乐趣。在苏黎世的这一天快结束时，我觉得，芬奇虽然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但是相比我所认识的其他登山者，或许他是最不屑于拿自己的见识、能力和个人成就在他人面前显摆的人。）
这里的食物的确好吃。不论什么牌子的红酒都很好喝（我二十二岁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辨别红酒）。而我本以为服务员会很招摇，甚至对我们几个外国人表现出带有德国意味的瑞士式专横无礼，可他们却非常礼貌地招待我们，他们默默地上菜，撤盘，仿佛都是隐形人。（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为数不多的几条箴言之一就是：不引起客人注意就是优质服务。此外，在他和我妈妈送我到哈佛大学的那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严肃地说了另一个观点：“好了，杰克。从这一刻起，你就是个男人了，要对你自己负责。努力别让酒瓶靠近你的卧室，尽量让老二留在你的裤子里，还要埋头书本，直到你拿到文凭为止。任何文凭都可以。”）
我放下我的红酒杯，这才注意到芬奇、让-克洛德和理查正在讨论我们的计划，比如说这会儿正说到我们即将进行“寻回探险”，把布罗姆利的个人物品带回来给他的母亲，又或者，因为我们都晓得带回个人物品的可能性近乎于零，所以起码要带回详细报告，说明小珀西瓦尔到底是怎么死的。理查之前和我们保证过，芬奇绝对了解不能把我们这次私下探险的消息告诉任何人。“再说了，”理查曾经这样补充道，“现在芬奇和登山俱乐部、珠峰委员会及整个皇家地理协会之间关系紧绷，他自然不会急着告诉他们任何事情……更不用说我们的秘密了。”
“这么说你认识珀西瓦尔……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让-克洛德开口问。
“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他雇我做向导。”芬奇温和地说，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才有的语气，而且略带德国口音，“当时布罗姆利想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登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他顿了顿，第一次看了看我，“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是一座尖坡状的山，佩里先生，那里非常陡峭，像根大钉子一样，是位于阿罗拉山谷东边的格兰茨登特斯主山脉最边上的一座山峰。”
“没错，我去过那里。”我说，我的声音里有些不耐烦。毕竟我不再是一个登山菜鸟了。去年秋天，我、让-克洛德和理查已经以横切方式登上了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
芬奇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语气，也可能他注意到了，却压根儿不在意。他点了一下头，继续说道：“即使是在那时，小珀西就有能力完成横切攀爬，不过他希望尝试攀爬他口中‘诱人’且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的连绵冰川竖坑，这些冰川竖井是菲尔皮科冰川上部上方2000英尺高的岩壁上的裂口，他希望有人用绳索和他拴系在一起攀登。”
我们三个人都等着芬奇说下去，可他似乎对布罗姆利这个人以及我们的对话失去了兴趣，把他的注意力又放到了牛排和红酒上。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理查问。
芬奇抬起头，仿佛理查说的是斯瓦希里语。（我意识到，这么比喻真糟糕，因为事实证明，乔治・英格尔・芬奇会说一点儿斯瓦希里语，而且相比说斯瓦希里语，他的理解能力更强。）
“我的意思是，”理查说，“他表现得如何？”
芬奇耸耸肩，态度模棱两可，看起来像是这次谈话就这么不咸不淡地结束了，真让人沮丧。不过，没准儿他意识到了几点情况，一来我们可是千里迢迢而来，二来确实有可能我们不久以后会登上珠峰山肩非常高的地方，找到珀西・布罗姆利的尸体，再者，毕竟是我们（或者说布罗姆利夫人）请芬奇在瑞士最贵的一家餐厅里吃了饭。没准儿这里还是全欧洲最贵的餐厅哩。
“布罗姆利很不错，”芬奇说，“就一个业余爱好者而言，他的攀登技术挺棒。从不抱怨，即便我们不得不在陡峭的南部山脊一块非常狭窄的壁架上过夜，从那个地方到峰顶只有一段距离很短却极难攀爬的斜坡。那天晚上漫长无比，天寒地冻，没有吃的，没有合适的过夜装备，可他依旧一句怨言也没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保暖的外衣或睡袋，岩壁上连块供我们拴系的突出岩石都没有。而且那块岩架只有面包托盘那么宽……”芬奇说着朝那个窄窄的银托盘点点头，“我们没有蜡烛可以点着放在下巴下面以免我们打盹，所以漫漫长夜里，我们只能轮流坐在那里放哨，确保另外一个人不会睡着，然后前倾身体一头栽下3000英尺，摔到下面的冰川上。”
或许是为了确保我们了解了他的看法，芬奇补充道：“我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那个年轻人。”
“这么说，比起时下其他登山者，珀西瓦尔勋爵更为优秀了？”理查就快把他的精煮牛肉吃完了，这是非常美味的一道菜，由精选牛肉和根菜类蔬菜及各种调味料在浓汤里一道炖制而成，搭配烤土豆片，以及加入了辣根调味品的苹果末和酸奶油混合调味料……我一直非常惊诧，英国人居然可以用叉子叉起一小块肉，叉子背面蘸上酱汁，看上去不仅轻而易举而且非常得体。在我看来，在英国和欧洲吃东西就和去中国得适应筷子一样。
“这取决于你心里想的‘其他登山者’是谁。”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芬奇答道。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们的领队，“有没有具体对象？”
“布鲁诺・西吉尔？”
芬奇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刺耳极了。“那个小霸王，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先生的朋友？”他说，“西吉尔是个技艺纯熟的登山者，可他还是个爱扯谎的Scheisskopf（笨蛋），他这人有可能会杀死比他年轻的登山伙伴。我从来没和他一起登过山，但多年以来，我在登山时差不多碰到过他十几次。不论是登岩山还是冰山，他都很得心应手，小心翼翼，能力卓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