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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夏尔巴人因为没能得到赐福而怨声连连,在他们的抱怨声中,我们离开了绒布寺,他们一直嘟嘟囔囔,没完没了,结果帕桑医生冲他们大喊了几声,他们这才安静了下来。我们这三十五个人在山谷中吃力地走了2英里,穿过了一条河,朝着绒布冰川的入口走去,然后我们抵达了前三支探险队的大本营所在地,这时候距离日落还有一个来小时的时间。我们在绒布寺空等了一场,结果大喇嘛札珠仁波切拒绝接见我们,我们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我承认,在我们抵达大本营所在地的那一刻,我感觉沮丧不已。前三支探险队都以这里为大本营,这个地方在绒布冰川河谷之内,但南面一道40英尺高的冰碛石山脊正好遮挡了狂风,北面视野开阔,我们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而且这里有平坦的地面,可以搭建帐篷(有些地方甚至连大一点儿的岩石都没有),甚至这里还有一个融化的湖泊,马、骡子和以及我们换来的牦牛可以到那里喝水。附近有一条冰河,周围都是人畜的粪便,只有把河水煮开才能喝,但我们更喜欢用融化干净的雪煮水喝,不过呢,我们可以用河水洗个澡。
这里也有前三支英国探险队留下来的垃圾和废弃物:破碎的帐篷帆布和破帐篷杆;一片乱七八糟的废弃氧气罐和框架;低矮的石墙,在狂风的吹拂下,有些地方已经倒塌,一大堆好几百个废弃的锡罐,罐子尚未生锈,有些罐子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尚未吃过的美食,现在已经腐烂,都是前几支探险队剩下的;在主帐篷区的左边,一条平整岩石线沿线区域明显是厕所。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沟里无数风干了的人类粪便,诺顿和其他人从这里撤走的时候,既没把这个沟挖深,也没有将之填平。
还有更让人压抑的呢,在这片遍地垃圾的马洛里大本营的下坡处,有一座高高堆起的石头金字塔,是前一支探险队用来纪念死在珠峰上的亡魂的。最上面的一块圆石上涂着“纪念三次珠峰探险”几个字,这块圆石下面的一块石头上刻着“1921年凯勒斯”几个字,这是为了纪念在1921年那次侦察探险中遇难的一位医生,而理查也是那次探险队的一分子。在这两块石头下面,马洛里和欧文的名字也被刻在了石头上,同样被刻在上面的还有在1922年那次雪崩中丧生的七名夏尔巴人的名字。这座石头金字塔纪念碑似乎把整座大本营变成了一个墓地。
但不知怎么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是珠穆朗玛峰,它与马特洪峰的叠嶂山峦并不一样,那座高峰依然矗立在狂风肆虐的绒布冰川河谷上方12英里处。只有在偶尔不再飘雪、几乎常年环绕珠峰的云雾片刻散开之际,我们才可以看到珠峰的西部侧腹和山脊在夜色下闪闪发光,可即便在如此遥远的距离,这座山看上去依然是那么奇形怪状、巨大无比。珠峰并不像勃朗峰和马特洪峰一样是一座别具一格的高山,它更像是一排难以逾越的巨牙屏障之中一颗无比巨大的尖牙。从峰顶和山脊刮起的狂风此刻已经吹过了东边的地平线,不仅在附近的凯勒斯峰上方吹拂,还吹过更高而且非常巨大、非常高耸、非常陡峭、非常雄伟、非常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脉诸多山峰,而连绵的喜马拉雅山脉就像是诸神建造的一堵墙壁,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可以感觉到理查非常不喜欢在这里扎营,不过在这漫长的一天里,夏尔巴人没有力气背东西再往前走了。理查一直希望我们能在河谷高处距此地超过3英里远的地方建立我们第一个大本营,在之前的几次探险中,那里曾是一号营地或前进营地。不过这片大本营营地已经有16,500英尺高了,虽比难以攀登的珠峰顶峰低了12,500多英尺,但依旧足够高到让我们大部分人在负重60磅时上气不接下气了。根据理查和雷吉所说,一号营地的海拔是17,800英尺,那里是所有珠峰营地中阳光最充足的一个,然而,从珠峰北壁横扫绒布冰川的呼啸狂风却也更为频繁地摧残那里。那里的冰比冰碛石多,而且帕桑医生也曾说过,即便是在比此地低1300英尺的下方,一旦患上了高空病,将更加难以复原。在我们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过程中,晚上扎营时雷吉提出了有力的理由说服了我们,即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第一条帐篷线,如果有人患上了高空病,就可以退到这里来,而理查似乎不再有兴趣为这件事争来争去。他打算把几乎全部高山攀登装备贮存在二号营地,也就是大本营上方6英里处。
这时他把一直背着的沉重装备卸下来,从里面拿出一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帆布包,然后对雷吉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请你监督在这里建好大本营。我要去河谷上方一号营地侦察侦察。”
“简直疯了,”雷吉说,“你还没到那儿天就该黑了。”
理查把手伸进那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雷吉的电池灯皮头盔。他把头灯打开,然后关掉。“我们可以见识一下这个威尔士矿工的新发明是不是管用。如果不起作用的话,我的背包里还有一个老式手电筒。”
“你不应该一个人去,理查,”让-克洛德说,“特别不能一个人到绒布冰川上去。黄昏里,有的冰隙你根本就看不到。”
“我或许不会爬到一号营地那么远,”理查说,“我的外套口袋里倒是有些饼干,不过如果你们留给我一些热咖啡和热汤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他转身离开,身影消失在正渐渐被阴影笼罩的河谷上方。
雷吉把帕桑叫过来,几分钟之后,他们就把已经疲惫不堪的夏尔巴人挑夫组织起来,把牦牛和骡子身上的装备卸下来,并且做出决定,哪个帐篷应该搭在这片莫名忧伤之地的哪个区域。帕桑指挥着夏尔巴人把一顶温伯尔大防雨帐篷搬到一片倒塌的石墙内,把帐篷帘挂好,并宣布这是医疗帐篷。立刻就有几个夏尔巴人排队咨询和接受治疗。
我们的山谷已经陷入了黑暗之中,可珠峰却在我们上方很远的地方闪闪生辉,冰冷、强大,不受外界影响,而且与世隔绝。它太令我震撼了,我不禁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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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们留在锡金的最后一夜,然后我们就要翻越加里普山口进入西藏,而这一天,4月2日,正是我的二十三岁生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生日是哪一天,不过肯定有人看过了我的护照,注意到了我的生日,因为他们给我办了一场庆生会。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子里扎营,村子距离古雅通有十二三英里远,我不记得那座村庄的名字了,或许那里根本没有名字,当然也没有驿站旅馆,不过那里却有被我称为摩天轮的东西,理查管那个东西叫“布莱克普尔摩天轮的缩微模型”,而雷吉则说那是“小型维也纳摩天轮”。那个东西非常粗糙,用原木制成,包含四个“乘客车厢”,只比人们可以爬进的木箱子大一点点。就算是至高处,这个“摩天轮”也无法把一个人的双脚抬高到10英尺的高度,他们哄着我坐到其中一个盒子里,而维持这个东西运转的机械装置居然就是让-克洛德在一边向下拉旁边的车厢,而理查则在另一边向上推另外一个车厢。这个奇妙的装置肯定是给村子里的孩子们搭建的,不过我们进村的这一路上没看到一个孩子,而且在第二天早晨动身之前也没见着有小孩。
接下来他们把我停在了所谓的高点之上,村子里全部八栋小茅屋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房顶只比我的膝盖高一点点,然后,雷吉、理查、让-克洛德、帕桑和几个会说英语的挑夫唱起了《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随之他们又唱了《祝你生日快乐》,歌声很不齐。我得承认,我坐在那上面,穿着羊毛袜的双腿来回荡着,而我的脸,则涨得通红通红的。
雷吉带来了做美味蛋糕的所有材料,甚至还准备了糖霜和蜡烛,她、让-克洛德和厨子瑟姆楚比用普里默斯牌便携式汽化炼油炉和石砌炉灶烤好了蛋糕,然后那晚我们每个人都享用了这个蛋糕。理查拿出了两瓶上等白兰地,我们四个人为彼此的健康干杯,一直喝到深夜才罢休。
最后,所有人都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帐篷中,钻进了睡袋里,而我则东倒西歪地走出了我的帐篷,仰头望向夜空。这是我们待在锡金期间为数不多没有下雨的几个时刻之一。
我二十三岁了。出于某种原因,相比二十二岁,这个年纪似乎老了很多,却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智慧。桑迪・欧文去年在珠峰遇难时是二十二岁还是二十三岁来着?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是二十二岁吧,我觉得,比那一夜在锡金的我要年轻。白兰地的气味令我头昏眼花,我靠在摩天轮其中一根很不结实的支柱上,眼神越过黑色的树梢,继续望着已经升到丛林上方的一轮半月。这一天是周二,再过一天,我即将踏上偏远的土地,进入西藏的高原荒野。
我想到了雷吉。她带女式睡衣来了吗?或者她既穿着日常的衣服,也穿着内衣睡觉,又或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穿宽大的睡衣裤?还是像理查一样裸睡,即便在蜈蚣和蛇经常出没的地方也不例外?
我又一次摇摇头,希望能把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倩影甩出我的脑海。雷吉最起码要比我大十岁,或许更多。
那又怎么样呢?我那被白兰地解放了的大脑这样问。
我望着那弯半月,月光如此明亮,给雨林上部的树叶洒上了一层银光,星辰慢慢悠悠地爬向它们的最高点,可在月光的衬托下,那些星星全都黯然失色,我想象着,在未来的徒步行进和登山过程中,我即将做出各种英雄行为,然后雷吉就会因此垂青于我,那时我俩之间的感情肯定更胜于我们现在的纯友谊,或者起码也是另一种不同的感情。
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她早就知道我的生日,费力地运来面粉、糖和罐装牛奶,还在这个村子或者上一个村子里找到了鸡蛋,和瑟姆楚比、让-克洛德一起在用来烧饭的露天炉火上把蛋糕烘烤好。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蛋糕可口无比,连巧克力糖霜都那么好吃。蛋糕上还插了23支小蜡烛,一小簇一小簇的火焰燃烧着。
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在我的初恋中,我删除了让-克洛德和瑟姆楚比对这个蛋糕的贡献,删除了理查真心的演唱和鼓掌,以及他那珍贵的礼物白兰地。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
在我放声大哭之前,我努力爬回了我的帐篷,脱掉靴子,挣扎着钻进睡袋,努力让自己只想着一件事: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并且希望这是我进入梦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可在我睡着之前,我的最后一个想法其实是,现在我已经二十三岁了。我能活到二十四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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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峰大本营的第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感觉头疼欲裂,还有些恶心。这情况真让我极度失望,一个多月前,我在锡金得了痢疾,帕桑医生给我治好之后,近来我来感觉自己的体力已经完全恢复了。我一直觉得,我的年纪最轻,所以我会是此次探险过程中最健康的一个人,可事实证明,我竟然是探险队中身体最不济的那一个。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无法记起今天是哪一天,所以在我爬出我那温暖的睡袋、来到严寒中(那天晚些时候我们看了温度计,发现最高温度是零下28摄氏度)之前,我看看了我的袖珍日历。这一天是1925年4月29日,星期三。我们穿越锡金的时间落后于诺顿和马洛里所用的时间,不过后来我们一路向西,徒步穿越西藏,前往山城要塞斜格尔镇,后取道南方前往绒布,在长途跋涉过程中,我们走了雷吉给我们指出的捷径,弥补了之前在锡金境内损失的时间。在前几支探险队停留了两夜的村庄里,我们也只停留了一夜。整整一年之前,马洛里、欧文、诺顿、奥德尔、杰弗里・布鲁斯、萨默维尔、比瑟姆和其他高山登山者带着登顶珠峰的希望,在这个地方醒来,迎来了他们在大本营的第一天。
我发现让-克洛德已经钻出了睡袋,此刻正在活动,他一边点燃我们那个小普里默斯炉,一边向我说早安。他已经穿戴整齐,而且走到距离营地很远的地方取回了干净的雪,将之融化,做我们在这里的第一杯咖啡。此时没有夏尔巴人像在徒步行进过程中那样,一大早端着热饮来到我们的帐篷门前,不过厨师瑟姆楚比大概正在那个圆圆的大试验帐篷里,用最大一个多烤架普里默斯炉子给我们做早饭。这个试验帐篷是雷吉带来的,在大块防水布不足以为我们遮挡越来越恶劣的环境之后,我们便把它当普通用餐帐篷来使用。
我们这次探险一共带了三种基本类型的帐篷:较为沉重的A形温伯尔帐篷,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使用这种帐篷,前几次珠峰探险用的也是这种帐篷,我们计划只在海拔较低的地方用这种帐篷扎营;另一种是很轻但十分坚固的米德式A形帐篷,可用于高山营地;最后就是这种雷吉带来的圆顶试验帐篷。营地运动公司制造的一种特殊框架半球形帐篷就是以这种帐篷为原型,外壳采用双层提花布料制成。我们给这个帐篷起了个名字,叫“雷吉的大帐篷”,它有八根弧形木支柱,每一根柱子都可以从中间折叠,方便托运。这种帐篷的帐篷底防水布是和帐篷缝制在一起的。我曾经见过,在这里的严寒气候中搭建这顶帐篷时,雷吉和帕桑监督夏尔巴人铺了另一块更厚的帐篷底防雨布,雷吉说这块防雨布是飓风工作服制造公司为她特制的。这款特别的圆顶帐篷里不仅有两扇窗户——我们的其他帐篷当然只有系带式出口而没有窗户——还有系带式大门,构造相当复杂,但防风功能很强大。此外,大帐篷装有通风设备或者说是烟囱通风帽,这东西可以朝任何方向旋转,以适应风向。这个帐篷能够容纳四五个人舒舒服服地睡觉,在吃饭时间,我们轻轻松松就能挤进去八九个人。
雷吉和帕桑在我们徒步行进过程中第一次搭建起这个圆顶帐篷时,理查没好气地说这个精巧的设计还真像是个没有了冬青树枝的圣诞葡萄干布丁。
然而,事实证明,相比我们的温伯尔帐篷和米德式帐篷,无论是保暖效果,还是防风效果,这个大帐篷都要更胜一筹。在我们留在大本营的头几天,我记下了这一点:未来的探险队应该携带小型半球形帐篷,或许还要搭配四个铰链连接的弧形支柱,而不是八个,可以用来在最危险的营地里扎营,比如山上的四号、五号、六号营地,甚至是七号营地,如果这个较高的营地能够被搭建起来的话,在这些地方,只能从冰雪之中开凿出搭建帐篷的平台,或者费力把可以移动的岩石挪开。这种圆顶帐篷在山上不仅占地较小,而且今天这样的呼啸狂风只能吹过这顶大帐篷,对它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而与此同时,A形帐篷已经被风吹得来回摆动,发出的巨响像是很多支步枪在同时发射。
“天气怎么样?”我一边从J.C.那里接过我的第一杯热咖啡,一边睡眼蒙眬地问道。
“你自己看看吧。”我的朋友说。
我一面小心翼翼地端着咖啡,一面蹲伏在带子系得很紧的帐篷开口,向外看。
那绝对是一场大暴风雪。我连附近的帐篷都看不见了,甚至是中央大帐篷也不见了踪影。
“哦,该死的。”我低声说。我原本觉得我们的帐篷里已经够冷的了,可寒风不断地吹进来,吹透了我的两层长内衣和第三层我睡觉时穿的内衣,险些没把我冻死,“理查昨晚去一号营地那里探路回来没有?”
如果我们那位经验丰富的登山领队在来到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就被暴风雪困住,然后被冻死,那该有多讽刺,多悲伤啊?
J.C.点点头,抿了口咖啡。“他半夜回来的,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开始下暴雪了,狂风也更大了。他的贴身夏尔巴人登津・伯西亚说,他的面罩上结了一层冰。而且理查饿坏了。”
“我也是。”我把我的咖啡一饮而尽。我还是很恶心,头也疼得厉害,不过我相信,只要把肚子填饱了,我就会感觉好一点儿,“我马上穿衣服,如果能过得去的话,我们到大帐篷里吃早餐时见,你说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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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我们仍在徒步向珠峰行进,这一天,我们与土匪狭路相逢。
到了这时候为期五个星期的徒步跋涉已经过半。我们在较大的西藏城镇定结县扎营了两个晚上,并且决定不转向雅鲁楚山谷,虽然那里可以看到珠峰,可那里气候恶劣,常年云雾缭绕,雨夹雪、暴雪和狂风天气更是家常便饭。我们沿着主要贸易通道,向16,900英尺的定结山口走去,电光火石之间,一群人骑着马咯噔咯噔地冲下山来,把夏尔巴人和他们牵引着的骡子赶到前面,和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把我们团团围住。
这些骑马的人大约有60个,全都穿着精致的皮革和野生皮毛衣服,戴着长帽檐的帽子。他们的脸、眼睛和皮肤的颜色更像是亚洲人,而不像我们在西藏这两个半星期徒步跋涉途中所见过的村民。这些强盗不是留着大胡子,就是蓄着小撮胡子,而那个土匪头子则是个大块头,胸肌发达,拳头特别大,脸上的毛发和他帽子上的毛发一样多。他们全都拿着步枪,既有看上去很像19世纪毛瑟枪的枪,也有古印度陆军用的后膛枪,更有一战期间使用的现代恩菲尔德式步枪。我知道雷吉和帕桑每个人都带了一把步枪,就在他们的枪套里,是用来打猎用的,而且在利物浦的时候,我偶然间看到理查把一把肯定是他服役期间用过的韦伯利左轮手枪放在了他的背包里,可这三个人谁也没有行动,把他们的武器取出来,而是任由这些土匪飞奔过来,在我们周围踏来踏去,像赶羊一样把我们赶作一团。
我们的夏尔巴人,特别是那些称不上老虎的夏尔巴人,看上去都吓坏了。帕桑倒是一副倨傲的表情。骡子的日常行程被打破了,不由得一阵骚动,随后安静下来。我的西藏小白马想要脱缰逃跑,可我站稳脚跟,死死抓住马鞍,把马的一半身体拉离了地面,直到马儿平静下来才松手。
土匪们骑的都是身形较为高大的蒙古矮种马,毛发粗浓杂乱,可鬃毛和尾巴都被精心交错编织在一起,相比我们这些可笑的小马,它们在体形上更为接近真正的欧洲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