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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问题的是割地条件。太原、河间、中山，是国家屏障，虽号称“三镇”，其实包括了十余个郡的领土，北部险阻都在这些地方，割之，又何以立国？此外，三镇还是三祖陵寝所在，子孙怎能将此地送人？
至于派遣人质的问题，即使宰相当往，亲王也不应当去，事关尊严，决不能答应。
李纲建议：莫如选择干练使臣，与之往返商议，给大金方面讲明白所以可、所以不可的道理。另外再告诉他们：金币之数，要用一些时间让有司核查数目，陆续呈报。以这些理由，滞留金军数日，待我大兵四集，金军以孤军深入重地，势不能久留，虽所得不满意，必求速归。然后朝廷与之盟约，再派重兵把他们礼送出境，彼辈自然就不敢轻视中国，其和可久也。
这些看法，充分考虑到了大宋的长治久安，很有见地。特别是利用谈判滞留金军，以待勤王大军前来向他们施压的主张，可谓绝妙。可惜宰执皆不以为然，都说汴京城破就在旦夕，肝脑尚且可能涂地，谈何三镇之有无或者金币之多少，这些都不足计较也。
凡卖国者，万事当前，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肝脑会不会涂地。祖宗留下来的国土，虽寸土寸金，在他们却是可不予计较的身外之物！割了就割了，送了就送了；万民的社稷国土，他们像倒垃圾一样，一个早上就可以偷偷摸摸给扔了！
钦宗在两种意见的争论中，没有了主意。李纲与宰执争论了两个多时辰，几乎气晕！据他回忆，此期间竟“无一人助余言者”。——所有高官的肝脑，都比国家利益值钱！
李纲看看他一人实在无法战胜群儒，就愤而向皇帝提出辞去朝官不做，还是做个小官为好。他说：“陛下提拔我于小官之中，没几天就参与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辞，是考虑到臣之议论或于国家有补。今臣与宰执有异议，不能有所补，愿回到庶僚身份，也让我安心。”钦宗当然不肯答应，劝慰道：“不须如此，卿只管去治兵，加固城守。我怕的是金人以和谈麻痹我，你们说的可以慢慢商议。”
李纲接旨，不得不出，但是走了两步，又转身回去说：“金人所要的国土财物，宰执想一切许之，这不过是想脱一时之祸，不知将来有什么人能为陛下处理这大麻烦。愿陛下再考虑，将来后悔的话，恐怕就来不及了。”
出得宫来，上了城北壁，想想不妥，李纲又返回宫中，心存希望还可以力争一下。然而这时候写给金国的“誓书”已经发出了，金国所提的条件，朝廷几乎全都答应了。
李纲又能怎么样？
宰执们卖国卖得这样果断，是因为在他们脚下，有一个泱泱大国可以卖，而且足够他们卖上十年八年甚至一百年！
当天，钦宗做了这个卖国的决定，大概也于心有愧，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己登上至尊地位以来，任重道远，但德行不够高，不能很好地领会天意，以致金人入寇，只能削地为盟。现有消息不断传来，敌方营垒遍布京城四郊，岂止是国土少了几百里！金人向我索要财物，催迫甚急。朕甚忧虑，连日来为同大臣们讨论对策，侧席而坐，夙夜不眠，顾不得身体安康。考虑到国家艰难，凡事宜从节省，所以决定自今月十一日起，避正殿（不在正殿办公），减常膳（降低伙食标准），希望以此举换得“上天助顺，万国效忠”，唤起臣民争相扶助我赵宋王朝的“不拔之基”，永远底定“太平之治”。
同时又下诏云：“大金所需犒军物数目浩瀚，朝廷竭力应付，即使是供祀宗庙（即太庙）的器皿，也不敢吝惜；至于亲王、内外百官之家，也已下达告谕，要他们尽数捐助。然而尚恐未能够数，如有忠义之民体谅国难，愿将私家所有助国用者，限近日向户部尚书聂山等处送纳。”
国家财力如何，宰执们心里不是没数。现在答应了人家巨额赔款，又拿不出来，只能以“自愿”的名义向百姓摊派，这里面的逻辑关联，很发人深省。
金人索要太多，高官们难道就不会说一声我们没有吗？为何要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如果是为百姓利益着想，如此搜刮，岂不正是荼毒百姓？所以大宋宰执们的“软”，决不是怕金军打进来祸害百姓，而是想用百姓的钱，换一个苟且偷安，好继续把自己的官做下去。这是一次对全民的大搜刮，连诸王家里的金银绢帛，道官、乐官等文化帮闲官员平常所受的赏赐和家中现有金银，各宫观寺庙、各局各司以及开封府的公用金银，都要收上来。圣旨还强调：“若敢隐庇转藏，并行军法！”——当初要是在惩贪上有这么大力度，恐怕国家早就太平无事了！
在一片惶恐之中，亏得中书省还想到了一个细节，奏报说：“中山、太原、河间府以及下属各县，按照誓书议定，属于要交割的地盘。这三镇官员如有不肯听从朝廷命令、不肯交纳金银者，建议将他们任职的州府机构立刻转给金国。”
钦宗看了，批示道：就这么办！
在一派苟安、颓靡、委曲求全的气氛中，大宋的高层中唯有一人，在危难关头，显示出了一股“威武不能屈”的骨气。
当时肃王赵枢和康王赵构恰好住在京师，钦宗退朝后，康王入见，毅然请行，自愿去做人质。他说：“虏必欲以亲王为质，自为宗社大计，岂能辞避！”
钦宗正为这事头疼，一听此言，不禁一怔。他不相信似地看看康王，如释重负，马上任命康王为军前计议使，令张邦昌、高世则为副使。任命一下，钦宗便命内侍把康王带去殿阁，见一见宰执。
得知康王毅然自赴险地，为国分忧，众宰执都不免感慨，同时也羞愧无语。有人劝慰道：“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亲王送到河，也无别的意思。”
康王正色道：“国家有急，死亦何避！”
一语掷地，闻者悚然！
这个康王赵构在后来北宋国破家亡时，成为被历史挑选出来收拾残局的人，看来是有必然逻辑的。
康王受命之后，怕夜长梦多，大金又会生出什么花样来，于是天天催促早些成行，说：“此岂可缓！”
高世则在临行前上奏，要求使用亲王仪仗护卫，以增加使团的分量。他认为若示之以弱，就更为虏所轻侮。
这个奏本在宰执那里卡住了，大家怕这样做会激怒大金，就压下了没报给皇上。
李纲见康王为质的事己无可奈何，心里恨金国之极，决心扣留发给三镇的割让诏书，拖一段时间再说。他警告书吏们：敢马上发出者，斩！他想等四方勤王之师汇合之后，徐为后图，为保留三镇争取最后一线机会。
一方在拼命维护国家尊严，一方唯恐卖国卖得不彻底。这几乎谈不上是信仰的较量，而就是赤裸裸的人性的较量。
正月十一日，满汴京都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大金国重兵攻打京城，欲尽行杀戮，搬取财物（这是吓唬老百姓的说法，说大金要屠城，并无证据）。朝廷以生灵为念，遣使议和，只要金银犒师，人马方肯退回。朝廷将公家司库的财物和文武臣僚之家的金银都搜集上来，以应付大金，但仍不够数。为吾民免于肝脑涂地，号召在京士庶之家，将手头的金银权且借用给国家，限日落时分送到左藏库，如有隐漏藏匿者，处以籍没家财。同时允许他人告密，被告者所藏之物，一半赏给告密者。如富商交纳的数目多，可量才度用，安排为正式的文武官职。卖国卖得如此雷厉风行、如此周密严谨，堪称奇绝！看来，“好事做得马虎，坏事做得精彩”，是自古已然。
此后半个月内，钦宗与宰执们以疯狂的工作态度聚敛金银，从皇帝的乘舆服御、宗庙供具，到六宫、官府的器皿“皆竭取之”，而后又向臣僚、庶民之家索取。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显出幽默和诡异。大宋蒙受如此屈辱，钦宗不能不对父皇统治时期的得失进行反思。堂堂大国被一个边远小国逼得左支右绌，二十岁出头的青年钦宗总有一股怒气想要发泄出来。他早年在亲王藩邸时，就知道百姓对“六贼”恨之入骨。其中的王黼还曾帮助郓王赵楷谋夺帝位，因此钦宗对“六贼”也是深恶痛绝。
现在，清算这批家伙的时机到了。国家要钱用，你们这些贪官也该做一次大贡献了！在这场空前的丧权辱国行动中，也开始了一场空前的惩贪行动。
十二日和十五日，钦宗连下两道圣旨，差专人会同开封府，拘押童贯、蔡京等“六贼”一党共十余人，明令对他们以及亲戚的家财“直取”入国库。
这次政治经济大清算，还殃及了池鱼。对前朝皇帝姘头李师师等一批娼优之家，钦宗也不放过，逐一点名，下令籍没家财。
十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擢上奏，请求对士庶纳金银数多者，先授以官，此举不但能示民以信，还可激励他人。钦宗照准了，一批民间献金的积极分子光荣地被封了官。
可是，搜刮到十九日，从宫廷、官府和民间搜来的财物，与大金索要的数目，还差得远。
翌日，钦宗就此事在福宁殿召见大臣。宰执因为搜刮来的金银数目太少，都惶恐谢罪。只有李纲傲然而立，“独不谢罪”。
当天，负责搜刮财物工作的中书侍郎王孝迪提出，过去的做法还是心太软，要搜刮就不能听凭老百姓自愿。朝廷困难，这次就索性让全民买单吧！他建议：若想尽括在京官吏、军民金银，以犒金军，就应“多揭长榜于通衢”，也就是在大街上遍贴布告，立下时限，让官民把家产全部送往官府。到期满还不送者，斩之。并允许奴婢及亲属人等及其他人告发，许诺把被告的一半财产赏给告发者。
这个布告当天就贴满了全城，布告上说：百姓到今日，只有以金帛买命，否则虏入城后，必将“男子尽杀，妇女尽掳，宫室尽焚，金帛尽取”，那才是大难临头！布告明令：“自本月二十一日为限，除执政、侍从官、宗室、外戚都要把家中所有金银尽数送库外，其余士庶诸般人等，并于两日内，罄尽所有金银，立即送官！否则期满后，准许他人告密。”
王孝迪怕老百姓不听命，还在布告里好一通吓唬：“若因金银不足，和议不成，遂致家族不保，虽有财宝，何所用之！望士庶体谅朝廷忧民忧国之意，疾速前来送纳。一旦事定后，按贡献给予恩赏。如敢故违者，并行编配（发配充军）。”
布告一出，全城大扰。老百姓纷纷痛骂当局：“前有‘六如给事’，今又出‘四尽中书’，满朝皆国贼也！”
老百姓怨是怨，但怎能挡得住隆隆运转的国家机器？这次的搜查非常彻底，连僧道、尼姑、妓女、乞丐、福田院（养老院）老者都在搜查之列。期限满后，朝廷搜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民间藏蓄为之一空”。
这期间，十七、十八两日，寒潮突至，汴京遭遇大风雪。城中柴米奇贵，物价飞涨，贫民无以度日，冻饿交加，毙于街头者比比皆是！这些民间疾苦，现在都不在宰执的眼中了，他们一心只想平息大金军的怒气，唯恐金人感受风寒，除每日向金营输送搜刮来的财物外，还备了鲜果珍馔、御酿名酒，及时送到金营，供给宗望大将军赏雪御寒。
城外道上，黄衣使者络绎于途，所携物品都是宫府内的珠玉珍玩、珍禽奇兽。
——可叹堂堂大宋，屈辱至此，人间廉耻，扫地以尽！
李纲目睹宰执的种种作为，怒火中烧，再也忍无可忍。在福宁殿接受钦宗召见时，愤而上奏“：搜括金银限满，民力已竭，又准许告密，恐生内变。外有大敌，而民心内变，不可不虑！”钦宗也意识到：若是把鸡杀光了，又该从哪里去取卵？于是说：“卿可去收榜，今后不准告密。”李纲奉命，便出宫亲自巡城，令士兵看到布告就撕，并向民众传达说“有圣旨收榜”。等回到行营司，又正式写了公文照会王孝迪。经过他的这一番努力，全城“人情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