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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来检点一下“姚平仲劫寨”这一仗的成败得失了。这一仗，偷袭肯定是失败了，没有达到动摇金军、进而驱逐之的目的。但是，由于宋军大多是抱着决死的信念出击的，打得比较勇敢，且有夜色做掩护，所以实际损失并不大。事后清点，“所折不过千余人”，为总兵力的十分之一。而偷营时杀伤的敌军人数也与此相当，因而金军并未占到什么便宜。
此外，黎明时分，行营统辖的三军在幕天坡阻击金军，斩获千余人，本身伤亡不过百人。这样算来，宋军在歼敌数字上还算是打了小胜仗。
可是，中了人家埋伏，说起来太难听了，没有任何人敢说这不是败仗。
即使如此，客观地说，这个败也不过是小败，而且是缘于保密工作没做好。这只是个战术上的失败，跟宋金战略上的强弱对比关系不大。
但是，这一败，对宋军收复失土的信心打击却很大。天下无敌的“西兵”首次被金军打得如此狼狈，对各方面都不好交代。
还有就是，主战一派自种师道大军开到，就在朝中占了上风，投降派虽然无可奈何，但都憋足了劲儿要等着看笑话。这一败恰恰给了人家口实，今后的舆论将极不利于反攻复土。
将门之子姚平仲首战小有失利，为什么就只身从战场上跑掉了？因为他深知：这一败，祸闯大了！
首先主战派领袖种大将军，就决饶不了他。种师道抗战有决心，但却是个稳健派。他主张二月初六发动，小姚居然连五天都等不了，不听节制擅自出击，把抗金的大好形势给断送了，老将军一怒之下，不宰了他才怪！
所以，后世有人说：小姚的逃跑，怕的就是种师道要按军法砍他的脑袋。
他之所以跑得那样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深谙“愤青皇帝”钦宗的行为方式：打胜了什么都好，如果打败了，就会绑了带兵将领，送给金人作为求和的筹码。
这位乳臭未干的皇帝，愤怒得快，屈服得也快，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小姚一跑了之，麻烦就推给了主战的种、李二人来承担。
宋军偷袭失败之后，种师道认为事情还有可为，当天就上奏钦宗：“今日虽败，明晚再袭，出其不意，金兵定然难防！”
李纲也认为：“胜负乃兵家常事，朝臣无须过虑，也不应互相埋怨。”可是，宰执们可不这么看，台谏也是一片哗然。他们故意哄传：“西兵勤王之师和行营兵，全部为金人所歼，无复存者！”
张邦昌、李邦彦甚至闻姚平仲败而大喜，在都堂置酒高会，庆贺偷袭失败！
历朝历代，坏事干尽的奸相为数可谓不少；但是他们大多都知道：自己的荣华富贵是与国运连在一起的。国家军队打了败仗，他们总还认为不是好事，有的还千方百计地隐瞒。像北宋末年这样，当朝的最高行政官闻听自己军队失败而欢欣鼓舞，真乃空前绝后！
高薪养廉百年，养出的就是这么一批无耻之徒！
曾几何时，大兵压境之际皇帝召问，这帮家伙缄口无一词，有如木偶。而此时主战派稍有挫折，他们则如喜鹊登枝，高叫“大势去矣”！有人在朝议时主张：都是李、种惹的祸，应把这两个祸首明正刑典，以谢国人！有人叫嚣：应把两人绑赴金营，交由金人去处置！
钦宗这时候也被吓破了胆，由“愤怒”转为“震恐”，紧急下诏，是一道死命令：“不得进兵！” 金营那一边对大宋君臣的心态，早已摸得透透的。宗望便派了使者来，说：“你们用兵是将帅所为，不是皇上的意思，请继续和谈为好！”这是宗望在顺势而为，这样既离间了主战派与钦宗的关系，又给了钦宗一个屈服投降的理由。
宰相李邦彦闻言，按捺不住，上前对金使说：“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主谋，非朝廷之意。”
宰执们当即作出决议，把李纲绑起来交给金使，死活去他娘的！反而是这位金使的态度堪可玩味，他坚决“以为不可”。
为什么金使会拒绝大宋高层的这个建议？不得而知。也许是金人多少还有些武人的豪侠心肠，认为战场上没能战胜的对手，以阴谋取之，不大光彩。总之，金人在这事情上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光明磊落，反衬出大宋宰执们的一副猪狗嘴脸。
金人的态度宋朝君臣当然不敢违抗，虽然人家不接受替罪羊，但我们自己对李、种的惩罚决不可免。于是，钦宗下诏，罢免了李纲的尚书右丞和亲征行营使两个职务，以蔡懋代之。
而后，他还是怕刺激金人，干脆撤销了亲征行营使司，让蔡懋仅以守御使的名义总揽兵事。
对种老将军也不留情面，罢免了其宣抚使的职务。
两位主战派大将就这样无辜地被夺掉了军权。大宋朝廷的这个姿态，就是准备全面屈服，永不言战——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只须留下我一条命！
二月初三早上，李纲尚在城外防守，忽然得到皇上的“止兵诏”，心知情况有变，便整军入城。然后，到崇政殿求见钦宗。
等他走到殿门时，才听说已有诏下，罢了他的官，求见皇帝也见不成了，便黯然退下，来到官员的待罪之地——“浴室院”听候处分。这边蔡懋接任后，立即统计部队损失。出乎他意料的是，报上来的结果与传闻大不相同。行营兵损失才百余人，西兵及其他勤王之师死伤千余人，其余的兵员都在。钦宗一看这结果也大为震动，这才知道：日前朝议上所传闻的“全军覆没”都是胡说八道。
当晚，钦宗便有亲笔诏书下来，对李纲进行了慰劳，又赐银五百两、钱五百贯以示嘉奖。同时让吴敏转达了“即将复用”的意思。皇帝知道自己前几天是被宰执们蒙骗了！
李纲感泣谢恩之后，本应再图振作，但是经这一折腾，他心也凉了，只想上书乞求解甲归田——贪生怕死的，高官稳坐；奋勇抗敌的，官帽落地；这叫什么世道？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国，怎么让人去爱？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初四日，李纲、种师道被罢官的消息在京城传开来，军民闻知无不悲愤莫名。
在我们后人的印象中，大宋朝是历史上最窝囊的一个王朝，好像大宋军民也是一群比较窝囊的人。
其实不然！
就一个群体来讲，中国历史上有过卖国的君臣（统治者），却从来没有卖国的人民。即使是看起来比较柔弱的大宋军民，骨子里也是相当刚烈的。只不过钦宗、李邦彦之流，从来就没把百姓的意志看成是与国家有关的事罢了。
二月初五日，汴京军民积蓄多时的对卖国君臣的愤怒，终于大规模爆发了！
这天一大早，宣德楼前的御街上除了禁卫军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闲人。
这是一个春阳高照的早晨，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疲惫的金军仍被挡在高墙之外，一筹莫展。城内的达官贵人，一如既往地在过着精英式的生活。
然而，就在一片寂静之中，站岗的禁卫军忽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从街南传来。
这声音，低沉、威严、宏大——是无数人踏出的脚步声！
卫兵抬头远望，惊恐地发现御街南端走来了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看上去为数有上千，全是书生或太学生。
青衫一片，人头涌涌。平日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一旦聚集起这么多人，以这种沉默的方式走向宫廷禁区，竟然会有如此震慑人心的力量！就连平日见惯大场面的哨兵，也不由得瑟瑟发抖！书生，也要造反么？
这当然不是造反。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即使被逼迫得走投无路，也没有群体造反的事发生过。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一个体制内的公平！
这是太学生陈东，发动了书生千余人，今日要来伏阙上书，也就是请愿。要向皇帝申明，李纲和种师道两位大人无罪，不当罢官！那么，这陈东是何许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