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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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陷落之后,“九国公约”也没戏了。
这次国际会议表面上是宣告暂停,实际上是无限期停止,而在此之前,它仅仅像国联一样,发布了一个谴责日本的宣言。
当初扩大淞沪会战,付出如此大的牺牲,一大动因就是希望引起老外特别是美国的注意乃至干涉。
老外们的确是注意了,而且还肃然起敬。
特别是“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简直是一个绝妙的公关宣传,让你到了不打开电台,不翻开报纸,不每天追听追看都不行的地步。
淞沪战役由此被国际舆论认为是自一战后,全世界经历到的“最易目见,最经过宣扬,而且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被视为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参加抗战的中国人意志坚定,众志成城,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普遍印象。
当时美国搞民意调查,同情中国的占到74%,而同情日本的只有2%,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也为美国政府和民间后来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政府有中立法,所以暂时无法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援助,但它还是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武汉会战,在这整整一年时间里,美国以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量向中国收购白银,总计达到一亿多美元。利用美元这一硬通货,中国政府购买了价值近50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可是,这都还不等于他们会马上起而干涉,因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还可能是他们美国大兵的血。
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是戴维斯,中国代表顾维钧向戴维斯提出,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一下这个无法无天的日本,你们不是说要“防疫隔离”的吗?
戴维斯很为难,想了一会儿,说我们别的也做不了,要不,来个不买日本货吧,算是意思一下。
让顾维钧和戴维斯都没想到的是,连这个请示电文也遭到了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否决。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国会都炸开了锅,议员们纷纷跳着脚骂戴维斯愚蠢,报纸上更是把戴维斯列为“不合格代表”,认为这哥们儿光想着别人,不顾自己国家利益,因而发出了召回戴维斯的呼声。
中国跟日本打架,与我们有何相干,凭什么要大家不买日本货,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恼了,反过来跟我们打怎么办?
归根结底,美国人是同情中国的,甚至也佩服你,愿意帮助你,可如果要他们现在就为此承担战争的风险,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国代表艾登自己当局外人,还“好心”地劝告戴维斯,说你们美国要是没胆的话,就别管这类闲事了。
知道吗,这个世上,制裁有两种,一种有效的,一种无效的。无效的,只会惹怒对方而没有任何用处(比如不买日本货),而有效的呢,就必须冒战争的风险(例如爆发美日战争)。
你有没有胆?
戴维斯承认自己无胆,于是无可奈何地答复顾维钧:算了,国联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别奢望“九国公约”能制裁了。
绝望之中的顾维钧看到了苏联代表,忽然灵机一动,赶快俯耳上去:你们苏联为什么不在外蒙或东北边境搞搞军事演习呢,这样也可以给小日本添加一点心理压力呀。
那时苏联已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代表大概都经过了肃反的考验,一个个训练得像他们的老大斯大林一样狡黠。这位苏联代表转而对顾维钧说,军事演习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定要有其他大国作为保证,即在苏联受到日本攻击时进行援助。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冒这种惹毛日本的风险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苏联代表指的这个大国,无疑是美国,可美国连不买日本货都不愿意,他怎么肯做此保证呢?
当然,也不能说中国从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上什么都没得到。最起码两个会议都谴责了日本,说明中日问题已经进入了国际化阶段,中国从此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今后有用,也只会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才会显示出积极影响,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属于远水解不得近渴,一点忙都帮不上。
外国干涉失败了,暂时只能靠自己。
就在这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再次居中调停。
与上一次对德国人态度冷淡不同,这次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中日是否要进行直接谈判。
“九国公约”永远地“暂停”了下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此惹上麻烦,关键问题是中国手上没了筹码,近阶段的战争毫无疑问是打输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谈判纵为下策,却并不是绝对不能接受。
虽然蒋介石已紧急发布迁都令,把政府迁至重庆,准备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围气氛发生的显著变化,仍让他备感伤心和失望。
同是一个朝廷之上,几个月前,众人无不慷慨陈词,撸袖子的撸袖子,伸拳头的伸拳头,都嚷嚷着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所谓“低调俱乐部”,不是公开场合随大溜,就是私底下成为被大伙讥笑的对象。
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前方军事一再失利,高调已几乎完全被低调所湮没。那个“俱乐部”就不用说了,文臣之中,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居正,都极度动摇,力主求和。
要说这些老派与文人组成的文官会胆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预知的,问题是,现在就连武将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还有想投机取巧的。
获悉陶德曼有意调停,孔祥熙一下蹦起来,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赶快趁势“乘风转舵”。
蒋介石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们都是这样一种情绪,心里也很不得劲儿。在了解到日方的“议和条件”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后,他表示谈是可以的,但日方条件绝不能作为最后通牒,而中方也不承认自己是战败者。
隐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条件我是否接受,还得具体看谈判结果。
他特地强调,不管怎么谈,华北主权绝对不容丧失,也就是必须取消“塘沽协定”。
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下了其真实用意:“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
无奈对方并不中计,说是要谈,然而日军进逼南京的步伐未有丝毫减慢,而对日本人习性逐渐了如指掌的蒋介石同样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数朝中要员早已迁至陪都重庆,但他本人一直亲自在南京部署防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