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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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的境况很不好,早在徐州会战前就是如此。
在把张自忠迎回军队后,这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曾抱定打回华北,重振二十九军的愿望,然而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再也无法恢复到过去指挥长城抗战时的神勇了。
更让他伤心不已的是,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服从他这位昔日抗战英雄的指挥了,他说要往前冲,大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溜,并不把集团军总司令当回事。
当时第一集团军已归属第一战区,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不明白宋哲元的部队为什么总是一退再退,屡屡来电相责。
参谋处问宋哲元如何答复,宋哲元也不知道怎么答,便随口编了个理由,说前线之所以撤退,不是被动所致,而是主动作为,乃是为了“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
要的就是你上去“决战”,你还要“避免”,还不肯作“无谓的牺牲”,这个理由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别说程潜,即使参谋处的那些参谋也觉得说不出口,只好另外编了一些理由搪塞过去。
到了后来,宋哲元帮前线部队擦屁股已经擦到连他自己都语无伦次的程度了。
在“避免决战说”之后,他又提出了一个“全军为上”。
秦德纯赶紧提醒他,“全军为上”语出《孙子兵法》,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不战而退,您把意思给弄错了。
宋哲元苦笑:那你说,这帮小子一个劲儿撤退,怎么帮他们圆?
要不弄通俗一点吧,就说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走。
这又不是在后方打游击战,岂能如此搞法。宋哲元一番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程潜的“检查”。
其实他每次作战,都把集团军总部放在前面,但就是督促不住各军,部队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后退,退来退去,总部位置竟然变成了进攻时的最前面,撤退时的最后面!
由于在指挥作战方面毫无起色,刘郁芬、门致中等西北军元老们都按捺不住,纷纷发电报到前线,希望宋哲元能够辞职让贤。
宋哲元这时也感到部队混乱,光整顿起来就非易事,便把兵权交给冯治安,自己到湖南衡山去养病。
宋哲元周围原先聚集了好多人,现在一看,老爷子无职无权,便都一哄而散,留下来的,仅秦德纯等几人而已。
在他居于高位之时,背后敢随意议论他的人很少,然而等到彻底退下来,闲言碎语就越来越多了,有人甚至拿他在五十九军官兵面前的讲话作为底本,又把华北的那些事翻出来,在背后指指点点。
此时的国内舆论,也一改“七七事变”开始时对二十九军的赞扬,转而对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大加批评。讥讽和痛骂的文章,有的发表在报纸上,这个还好一点,你可以选择不看,但还有人会直接写信或者发电报给宋哲元本人。
宋哲元十分伤心和难过,常常借酒浇愁。
他不只一次地问,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要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他又喃喃自语: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霉的时候,就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
相陪的那几个人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才好,忽然有人想起一封信,说老爷子既心病难除,不如再把信找出来让他看看。
宋哲元看完信,果然转忧为喜,并小心翼翼地把信随身收藏起来。
那封信是蒋介石写的,当时华北政委会刚刚成立,蒋介石在信中说,冀察的事可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一切由中央负责。
宋哲元找到了文字依据,他认为他从此可以大声地告诉世人:我宋哲元是爱国的,在华北两年的所作所为,都是经过中央授权并认可的。
他把这封信视若珍宝,每时每刻都不肯离身,直到临终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家人务必把信编入自己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