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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哲元退养期间，张自忠仍定期发去电报，以报告战场上的进展情况。
当然电报中要常有胜利消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仗，只要让对方高兴，张自忠都乐此不疲。
只是这太难了，越往后面越难。
冬季攻势之后，第五战区就进入了休整补充阶段，可是由于后方物资极端匮乏，所谓补充，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沦为一句空谈。
桂军第八十四军算是李宗仁的亲兵部队了，也是要什么没什么——要工事材料，没有；要工兵，没有；要炮兵，更没有！
李宗仁现在的状况可以说比台儿庄大捷前都惨，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他能给予各部队的只有一纸死命令：假如打起来，一线官兵必须与阵地共存亡。
连桂军都是这个样子，其他部队可想而知。
早在冬季攻势时，张自忠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冰天雪地中，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冻得连手都扳不开枪机，到了晚上则只能以稻草当被窝御寒。悲哀的是，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境况，张自忠能做的，只是带着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部下不停地去厮杀、去拼命，这让他备受煎熬。
冬季攻势之后，兵团建制撤销，张自忠仍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看起来他可指挥超过十万之众的集团军，其实这个集团军很难指挥，各部队原来都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的是一味保存实力，不愿意真正跟日本人打，有的则是战斗力极弱，就算想打都不是那块材料。
能依靠的，仍然只是五十九军。
可是五十九军也不是磨不钝的铁枪头。这支当年华北首屈一指的雄师，曾拥有三万精兵，但自台儿庄大捷后，每打一仗就要损耗很多，如今只剩下一半不到，而且这一半里面还有很多是后来补充的新兵，其作战能力和素质无法与老兵相比。
一边是责任不断加重，另一边却是可用之兵急剧减少，张自忠所面对的困境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一年前的淮北之役，五十九军单独击退第十三师团也不算特别困难，然而一年之后面对同样的对手，却已是倍感吃力，无论鄂北大捷还是襄东大捷，其实胜得都很勉强。
张自忠清楚地知道，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永远眷顾某一个人，这样下去将来非丢人不可，不是大捷，而是大败。
他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联手冯治安第七十七军，通过“统一思想、健全干部”，使这两支老二十九军中最强的兄弟师能够协同一致，共同御敌。
张自忠所说的“统一思想”，就是他在给冯治安的亲笔信中所说的，要跟日军拼，哪怕是拼到底，拼到完。
可惜此时的冯治安早无“七七事变”时拔剑而起的英武，仍然是能敷衍的继续敷衍，敷衍着布置，敷衍着防守，有时甚至写一些假战报进行搪塞。
在健全干部方面，冯治安同样做得很差。第七十七军的军纪本来就不好，南下后由于他的放纵，更是变本加厉。下面强拉老百姓的骡马，有人告状，他竟然说，现在这种情况讲什么纪律，拉几头牲口不算什么，我们不拉，日本人也会拉。
第七十七军的一个营长不仅强征民粮，而且公开抽大烟，但冯治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以后大烟少抽点。至于强征民粮的事，则半点也不涉及。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中下级军官变得十分骄纵猖狂，除了欺负老百姓外，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张自忠纵使把一颗心掏出来给人看，亦改变不了对方，他为此十分忧虑，曾对自己的幕僚说：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个人只好早点死掉，不然对不起苦战中的官兵。
死，是张自忠重掌五十九军后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实际上他每次作战也是险中求胜，死中得活，“濒死者屡矣”。
不过在这之前，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抱有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做到无愧于心。
然而宋哲元病逝的消息，却把这一线希望击得粉碎：那些曾经的岁月、曾经的你我，已再不能够重来。
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却已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又该去往哪里。张自忠的内心有了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只有他知道，当一个人离去，剩下的人会有多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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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慷慨处，视死忽如归
名利、地位、荣誉，一般人想要的如今都有了。可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抛弃这一切，就静静地坐在你的身旁。
想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直到见到友人后，张自忠才抑制不住爆发出来，他捶胸大恸，痛哭流涕：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死”真正成为张自忠唯一的人生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