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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哲元退养期间,张自忠仍定期发去电报,以报告战场上的进展情况。
当然电报中要常有胜利消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仗,只要让对方高兴,张自忠都乐此不疲。
只是这太难了,越往后面越难。
冬季攻势之后,第五战区就进入了休整补充阶段,可是由于后方物资极端匮乏,所谓补充,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沦为一句空谈。
桂军第八十四军算是李宗仁的亲兵部队了,也是要什么没什么——要工事材料,没有;要工兵,没有;要炮兵,更没有!
李宗仁现在的状况可以说比台儿庄大捷前都惨,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他能给予各部队的只有一纸死命令:假如打起来,一线官兵必须与阵地共存亡。
连桂军都是这个样子,其他部队可想而知。
早在冬季攻势时,张自忠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冰天雪地中,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冻得连手都扳不开枪机,到了晚上则只能以稻草当被窝御寒。悲哀的是,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境况,张自忠能做的,只是带着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部下不停地去厮杀、去拼命,这让他备受煎熬。
冬季攻势之后,兵团建制撤销,张自忠仍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看起来他可指挥超过十万之众的集团军,其实这个集团军很难指挥,各部队原来都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的是一味保存实力,不愿意真正跟日本人打,有的则是战斗力极弱,就算想打都不是那块材料。
能依靠的,仍然只是五十九军。
可是五十九军也不是磨不钝的铁枪头。这支当年华北首屈一指的雄师,曾拥有三万精兵,但自台儿庄大捷后,每打一仗就要损耗很多,如今只剩下一半不到,而且这一半里面还有很多是后来补充的新兵,其作战能力和素质无法与老兵相比。
一边是责任不断加重,另一边却是可用之兵急剧减少,张自忠所面对的困境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一年前的淮北之役,五十九军单独击退第十三师团也不算特别困难,然而一年之后面对同样的对手,却已是倍感吃力,无论鄂北大捷还是襄东大捷,其实胜得都很勉强。
张自忠清楚地知道,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永远眷顾某一个人,这样下去将来非丢人不可,不是大捷,而是大败。
他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联手冯治安第七十七军,通过“统一思想、健全干部”,使这两支老二十九军中最强的兄弟师能够协同一致,共同御敌。
张自忠所说的“统一思想”,就是他在给冯治安的亲笔信中所说的,要跟日军拼,哪怕是拼到底,拼到完。
可惜此时的冯治安早无“七七事变”时拔剑而起的英武,仍然是能敷衍的继续敷衍,敷衍着布置,敷衍着防守,有时甚至写一些假战报进行搪塞。
在健全干部方面,冯治安同样做得很差。第七十七军的军纪本来就不好,南下后由于他的放纵,更是变本加厉。下面强拉老百姓的骡马,有人告状,他竟然说,现在这种情况讲什么纪律,拉几头牲口不算什么,我们不拉,日本人也会拉。
第七十七军的一个营长不仅强征民粮,而且公开抽大烟,但冯治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以后大烟少抽点。至于强征民粮的事,则半点也不涉及。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中下级军官变得十分骄纵猖狂,除了欺负老百姓外,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张自忠纵使把一颗心掏出来给人看,亦改变不了对方,他为此十分忧虑,曾对自己的幕僚说: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个人只好早点死掉,不然对不起苦战中的官兵。
死,是张自忠重掌五十九军后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实际上他每次作战也是险中求胜,死中得活,“濒死者屡矣”。
不过在这之前,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抱有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做到无愧于心。
然而宋哲元病逝的消息,却把这一线希望击得粉碎:那些曾经的岁月、曾经的你我,已再不能够重来。
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却已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又该去往哪里。张自忠的内心有了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只有他知道,当一个人离去,剩下的人会有多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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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慷慨处,视死忽如归
名利、地位、荣誉,一般人想要的如今都有了。可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抛弃这一切,就静静地坐在你的身旁。
想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直到见到友人后,张自忠才抑制不住爆发出来,他捶胸大恸,痛哭流涕: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死”真正成为张自忠唯一的人生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