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干”到“三昌”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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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园部再次反悔的,是长官意志,更确切一点说,是日本统帅部,即参谋本部的意志。
近阶段的国际形势又变了,变得似乎对日本极其有利。1940年6月14日,德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巴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很快选择了举手投降。
这一消息犹如给日本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后者原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顾虑重重,现在又兴奋起来。
贝当是什么角色,那是一战英雄,法兰西的救世主,没有他,法国就不可能在残酷的一战中取得胜利,连他都低下了头,看来不打还是不行啊。
撤军计划再也没人提了。如今的参谋本部要展示一下的,是他们的霸气。
埃菲尔铁塔上贴着最新标语“德军无往而不胜”。那是在欧洲,在亚洲,无往而不胜的应该是我们日军,同样是仇敌满天下,但同样可以做到打遍天下无敌手。
宜昌绝不能放弃,而要牢牢占领,使之作为向中国大后方进攻的一大跳板,这样的话,蒋介石总有一天会被迫走上贝当的老路。
长期占领宜昌是件大事,意味着必须向关内增兵。6月15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双双进入皇宫,分别代表海陆军向裕仁天皇请示旨意并得到了许可。
6月17日,最后一个撤出宜昌的第十三师团接到命令,只得原路返回。之后,这个师团几乎就是自食其果的典型——他们走的时候,已按照指令把能破坏的都破坏了,回去以后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
重占宜昌,园部不用为武汉防守力量可能遭到削弱而担心,因为日军统帅部已将关东军第四师团调入关内,并加入了第十一军作战序列。
从头至尾,最“杯具”的人应该算是陈诚。
一败桂南,再败宜昌,你要说都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那样,大家面对面站好,你一拳过来,我一脚过去,最后使完了力气,即使败了也好说,偏偏这两次都不是这样,全是眼看快输了才临时交接棒。
用陈诚的话来说,就是别人偷了牛,却要由他来拔拴牛的橛子,最后人证物证俱在,你往哪里逃?
还没等陈诚自怨自艾个够,围攻的就上来了,而且黑压压的,全是人——自己人。
陈诚此时的主要身份,并不是总司令或战区司令长官,而是政治部部长。
政治部成立于“大武汉”时期,是当时军委会下属的四大部之一,与其他部相比,政治部偏向于抗战宣传,属于“卖狗皮膏药”的部门,然而唯其如此,要想有所成绩,其复杂性和操作难度,一点不比军政部或者军令部低。
陈诚出任政治部首任部长时,很多人都不服气,有人甚至笑话陈诚是“党政上之游击”——在党政这碗饭上,你陈某人不过是个不入流的游击队队员而已,连正规军都算不上。
的确,虽然陈诚已经指挥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这样的超大规模战役,但在官场中他还只能算个小字辈,而官场又不比战场,没法直接记军功,一下子升得这么快,不招来羡慕嫉妒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边是数不清的流言和中伤,另一边却是政治部早期的红红火火。
在陈诚执掌时期,政治部是国共合作最融洽、产生合力最集中的一个部门,在抗战宣传上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卖狗皮膏药”硬是卖出了效果,令人刮目相看。
应该说,陈诚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他性格要强,非常能吃苦,因“能干,苦干,硬干,强干”曾被称为“四干将军”,属于标准的工作狂,这一点与蒋介石颇有相似之处。
可是在优点相同的情况下,两人的缺点也惊人的一致,就是“毅”不错,却都缺乏一点“弘”的修养和技巧,为人处世锋芒毕露,周围不小心得罪过的人常常多得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
由于资历较浅,很多政府部门的高官都曾是陈诚的前辈或老领导,陈诚在公开场合见了他们毕恭毕敬,比如何应钦要叫敬公(何应钦字敬之),连顾祝同也得称之为墨公(顾祝同字墨三)。
然而尊敬归尊敬,真正办起事来,陈诚却是六亲不认,该反对谁就反对谁,有一说一,没半点含糊的。
孔祥熙一直将陈诚看做是小老弟,对其很赏识,曾经利用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在何应钦面前竭力推荐陈诚做军政部次长。陈诚原来也很尊重孔祥熙,不仅当面称“孔庸公”(孔祥熙字庸之),而且自谦为“晚陈诚”。
本来两人的私交应该很好,但让孔祥熙万万想不到的是,陈诚入朝为官后,几乎没有哪一次不朝着他开火,搞得他十分被动。
原因就是陈诚认为孔祥熙掌管的财政部充满贪官污吏,而陈诚一生,最恨的就是贪污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