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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15日,在园部的指挥下,日军分三路攻向南昌以西的上高地区。
正面迎击日军的是李觉的第七十军,湘军虽然英勇,但要在平地或丘陵上与日军正规师团作战,还是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头两天,罗卓英刚好不在上高,由参谋长临时指挥,后者实战经验不足,听到前方战事不顺的消息后,显得十分紧张,脸色也变得铁青,坐在司令部里一个劲地给薛岳打电话,请示机宜。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给他打气,“不要怕,这是日军的老一套,打一下就会回去的。”放下电话,薛岳立即催促罗卓英返回上高进行直接指挥。
3月17日,罗卓英赶回上高,并连夜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开始是高层幕僚。他们的看法跟薛岳差不多,认为日军只是出来扫荡一下,应避免决战,先撤出上高,等其撤退时再进行追击。
这是薛岳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就采用的战术,以后李宗仁也用,看上去既符合实情,也很稳妥。
如果是在南昌会战前,也许罗卓英一点头就同意了,但自那一战后,他得到了第二个教训:作为主帅,在从谏如流的同时,一定还要有自己的主见。
罗卓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假如我们撤出上高,日军继续攻击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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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指挥官在前线观察敌情
他说:“上高后侧与长沙相通,公路也未被破坏,对方是完全可以沿着公路直扑长沙的。”
众人闻言,顿时都说不出话来。
为慎重起见,罗卓英决定扩大决策层次,让所有幕僚人员与会发表意见。
多数底层幕僚都反对撤退,主张与日军在上高展开决战。这些小伙子大多血气方刚,做梦也想干它一场,况且位卑责就轻,对于打仗,自然要积极得多。
客观地来讲,高层幕僚的主张也不是没有道理。园部的“短切突击”,一共出动了两师一旅团。其中,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虽非常备老师团,但比原来那两个“最弱师团”要强得多,在新编师团里至少属于中上水平。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则是从广岛第五师团中抽出了一些老兵打底子,然后重新组建的新老混搭部队。
罗卓英能集中的兵力,光从编制看有三个军,但由于兵员严重缺额,数量上一个军只与日军一个师团勉强相当,这样一算,光人数就不占优势。
无论是按照先前日本人的换算方式还是实际作战经验,即便部队满额的话,中国军队也至少需用两到三个军才能对付一个师团。第一次长沙侵略战的例子表明,日军一旦打好了,四个军都不一定挡得住一个师团,哪怕是被称为“日本最弱师团”的第一〇六师团。
何去何从,最后还是要看军事主官如何决断。罗卓英思忖片刻,一锤定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