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武修文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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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君璋的骑墙术遭遇了尴尬。处于两大强邻之中,苑君璋不但未能左右逢源,反而颇有左右为难、骑墙难下之势。他的儿子苑孝政心向李唐,于是对他说:“刘武周殷鉴不远。如今既已降唐,就不应再归突厥,否则是自取灭亡。况且粮储已尽,人心离散,如更迟疑,祸在旦夕!”可他的一个幕僚郭子威却心向突厥,极力游说他:“恒安之地,王者旧都,地险城坚。而今突厥方强,足可倚为后援;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苦降于李唐、束手于人呢?”
苑君璋最后还是听信了郭子威之言,翻然撕破那一纸墨迹未干的协约,逮捕了唐朝使臣元普,将其押送突厥,并再次投靠了突厥人,随后频频与突厥联兵,入寇太原以北的唐朝边境。
这一次苑君璋是打算彻底依附东突厥,死心塌地把屁股挪到墙的那一边去了,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度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转眼间就日薄西山了。
因为东突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接连遭遇了一连串严重问题。到了贞观元年前后,这棵昔日的大树不但不能再荫庇他,而且本身都已摇摇欲坠。苑君璋痛定思痛,最后不得不再次把屁股挪回墙的这一头——率众归降唐朝。
至此,这棵摇摆不定的墙头草终于有了归宿。而自从隋朝末年以来便一直为患边境的这股割据势力,也总算在盛世前夕回到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怀抱。
这对于即位不久的李世民而言,当然是一份特殊的贺礼。所以李世民并没有亏待苑君璋,随即任命他为隰州(今山西隰县)都督,封芮国公,并赐食邑五百户。
那么,东突厥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苑君璋这个一贯首鼠两端的人最终下决心归降李唐呢?
答案是四个字:天灾人祸。
首先是人祸。东突厥自从始毕可汗以来,国势之所以日益强盛,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政令简便易行,符合突厥人质朴的天性,至颉利可汗执政初期,仍然保留着这个优良传统,所以国力依旧强大。但是到了后期,颉利专门宠信一个叫赵德言的汉人,此人得宠之后作威作福,将突厥的种种制度、政策和法令悉数变更,导致政令烦苛,国人不胜其扰,大为不满;加上颉利可汗又与敕勒诸部族交恶,频频与其中的薛延陀、回纥等部交战,因此内政大乱,国力日衰。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东突厥局势日益严峻之时,又连续几年遭遇罕见的雪灾,致使牲畜普遍死亡,民间爆发了大规模饥荒,百姓纷纷冻馁而死。颉利眼见国库日渐空虚,王庭的各项开支捉襟见肘,不得不对突厥各部落征收重税。这样一来愈发导致恶性循环,突厥民众不堪负荷,“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到了贞观元年秋天,东突厥已经日暮途穷,彻底暴露出亡国之兆,于是唐朝的大臣们纷纷劝说李世民趁势出兵,攻击突厥。
很显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尽管已经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线,准备专心致力于内政建设,但是在如此诱人的机会面前,李世民还是心动了。
他召集了萧瑀、长孙无忌等宰执重臣,说:“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就在眼前。如果我们发兵攻击,则背弃了刚刚与其订立的盟约;可要是不打,又会坐失良机,你们认为该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巴不得雪洗渭水之盟的耻辱,所以担心违背盟约云云,不过是场面上的漂亮话而已。他真正的难处并不在于是否会违背盟约,而在于是否会违背他刚刚确立的大政方针。
要知道,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绝不是说停就能停的。虽然此时的突厥虚弱不堪,但是能否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谁也没有把握。所以尽管李世民内心跃跃欲试,可还是强忍着报仇的冲动,希望广泛听取大臣们的意见。
对于这个问题,大臣们分成了两派,萧瑀等人赞成出兵,而长孙无忌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蛮虏并未侵犯边境,所以臣以为不便开战。理由有三:第一,违背盟约;第二,劳民伤财;第三,非王者之师!”
李世民最终采纳了长孙无忌的意见,停止了对突战争的动议。
其实,真正让李世民放弃战争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劳民伤财。
为了确保国内的和平,早日达成太平盛世的理想,李世民最后还是放弃了平灭突厥这一唾手可得的武功。
他知道,眼下最值得自己追求的东西不是威震四夷的赫赫武功,而是李唐天下的煌煌大治。
贞观元年初秋,李世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弃了对突战争,可紧接着在九月份,他却不得不发布了另一道战争命令,进攻目标是岭南的酋长冯盎。
此人其实很早就已归顺唐朝,但却长年与其他部落相互攻击,而且不到长安朝贡,所以与他毗邻的唐朝各州纷纷上表,奏称冯盎反叛,请求朝廷下令征讨,前后奏章不下数十件。
像这样的战争,李世民就认为非打不可了,因为冯盎的性质是叛乱,与突厥截然不同。
所以李世民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决定,命江南、岭南数十州的军队,共同出兵讨伐冯盎。
然而,有一个人对李世民的战争决策却大不以为然。
他并不认为这场仗非打不可。
这个人就是魏徵。
就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前夕,魏徵极力劝谏李世民:“如今天下初定,而岭南瘴气流行、路途遥远,无法驻扎重兵,况且指控冯盎叛乱的证据并不充分,臣以为不应兴师动众。”
李世民说:“检举冯盎的奏章不绝于途,怎能说证据不充分?”
魏徵说:“冯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如今对他的指控已有数年,而他的军队始终没有越出辖区,显然并不是反叛。只因江南各州众口一词,都说他反,陛下又从不曾遣使安抚,冯盎畏惧一死,当然就不敢入朝。如果派遣使臣前往,示以至诚,冯盎喜于免祸,必可不战而令其归服。”
李世民一想,魏徵之言确实有道理,自己终究还是百密一疏了,于是即刻收回战争命令。
这年十月,李世民遣使前去安抚,冯盎果然马上让他儿子率使团到长安觐见朝贡。李世民大为感慨,在朝会上对群臣说:“魏徵让我派出一个使节,岭南遂得以安定,其效果胜过十万雄兵,不可不赏!”随即赏赐魏徵绸缎五百匹。
李世民即位之后,大唐王朝一连多次化解了战争危机,从而牢牢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执政路线。在此,除了要归功于李世民本身的隐忍、明智和审慎之外,长孙无忌、魏徵等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由于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能够上下一致、协力同心,才能为大唐帝国赢得一个休养生息、长足发展的机会,从而为贞观之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李世民的品格、能力、智慧与韬略,也从此开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上尽情展现,并且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