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霸道择王道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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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弘文馆诸学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员,共同讨论修订律法,把五十多种绞刑条款全部废除,一律改为“断右脚脚趾”。修订之后,李世民还是觉得此刑过于残酷,于是对朝臣说:“废除肉刑,由来已久(中国废除肉刑始于汉文帝刘恒,但后世多有恢复,至隋文帝杨坚才再次废除)。朕以为不可再伤害百姓肢体,所以此法仍须改易。”有人随即提出,将“断右趾”改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诏批准。
作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础,政治领袖必须率先垂范,努力做到正心诚意、克己制欲。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义,正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
在这方面,李世民并非一开始就能做到,而是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执政初期,李世民的统治方式跟历代君主一样,并不排斥“以权谋御下”的帝王术。有一件“反腐败”的案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当时的长安官场,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十分普遍。李世民对此深恶痛绝,决定惩治腐败,于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贿”,试图以此引诱官员上钩,然后杀一儆百。(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当今美国政府也有类似做法,称为“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此计一施,马上有个官员掉进了陷阱。虽然“受贿”的数额很小,仅仅是一匹绢,可李世民还是勃然大怒,准备杀了这个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李世民闻言,顿时醒悟,随即收回了成命。
这件事情之后,李世民就断然抛弃了类似的做法。
贞观元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请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问:“你说的佞臣是谁?”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有一个办法,很容易就可以试出来。请陛下在与群臣交谈的时候佯装发怒,借此试探,如果是执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顺旨的,那就是佞臣。”
李世民摆摆手说:“君是国之源,臣是国之流;若源泉浑浊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人君自行诡诈之术,如何责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惯以权谲小术对待臣下,常暗自引以为耻。所以,贤卿之策虽善,但朕不能采纳。”
此事足以证明,经过“王霸之辩”后,李世民确实下定了“以至诚治天下”的决心,所以才会将惯用的帝王术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李世民也并未全然摒弃帝王术。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他也难免会运用一些“胡萝卜加大棒”的御下手段,只不过这种手段绝对要比敲诈行动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
除了正心诚意外,在“克己制欲”方面,李世民的表现也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许就是纵欲;而最难修炼的品格,无疑就是寡欲。
对于大多数皇帝而言,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纵并且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古代皇帝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欲望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贞观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来打算修筑一座宫殿,连所需的各种建材都已准备妥当,可思前想后,李世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对此,李世民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关于李世民力行节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资治通鉴》总结说:“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虽然司马光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贞观时代的二十三年间,李世民并未将节俭寡欲的政风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但是起码在贞观初期,李世民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值得史家推崇的。
在“去奢”的同时,李世民还有一个“省费”的大动作,就是大力精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
古代中国常有“十羊九牧”之说,意思是衙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十个百姓就要供养九个官吏。隋文帝时,曾经把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十羊九牧”的状况。但是从隋大业年间起,“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李唐崛起之后,群雄相率来归,李渊“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
李世民在执政之初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于是从贞观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合并州县,二是裁汰冗官。
首先是将武德年间增设的州县予以裁撤合并,其次是根据山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个道不是行政区,而是相当于监察区。此后,李世民多次派遣简点使、观察使、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唐会要》)。
在裁撤合并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李世民又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于是责成房玄龄精简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有隋一朝,长安的各级官员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名。经过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员精简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节约了行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随着李世民对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实践得以展开,大唐帝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开始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
史称:“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然而,这种四海升平的繁荣景象却是来之不易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的局面。贞观元年,关中饥荒,物价飞涨,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与一匹绢相当;贞观二年,全国又遍地蝗灾;贞观三年,有些地方旱情严重,而有些地方却又洪涝成灾……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局面下,李世民却能矢志不渝地坚持王道路线,“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并且“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所以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整个帝国的形势便焕然一新——“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贞观政要》卷一);而多年来一直侵扰中原的东突厥也在这一年春被唐朝征服。
对此,李世民深受鼓舞。他大为感慨地对群臣说:“贞观之初,很多人都坚持认为,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独魏徵劝朕推行王道;同时很多人上疏说:‘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可魏徵还是劝朕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全部采纳了魏徵的建言,才短短几年,果然收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的巨大成效。突厥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劲敌,而今颉利可汗束手就擒,突厥酋长甚至成了朕的带刀侍卫,各部落皆服中国衣冠,所有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
李世民的这一席话,不仅高度肯定了魏徵对国家所作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充分表明——武德九年那场“王霸之辩”确实对整个大唐帝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换言之,正是由于这场事关国家大政的重要辩论,让李世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施政路线,从而引领大唐帝国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并且最终开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黄金时代——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