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被遗弃的太上皇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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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当然又被那个忠直敢谏的马周看在眼里。
不久,李世民打算前往九成宫(今陕西麟游县)避暑,马周听说后,马上又毫不客气地上了一道奏疏,说:“臣又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行,本为避暑,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温清之道,臣窃未安!”(《旧唐书?马周传》)
如果说前一道奏疏的措辞还比较委婉的话,那么这一次马周的口气则要尖锐得多。他摆明了就是在批评皇帝——首先,太上皇年事已高(时年六十七岁),陛下应该每天探视他的饮食起居,而现在您居然自己跑到三百里外的行宫避暑,万一太上皇想你了怎么办?其次,您想要避暑也没错,可您把老爷子扔在热烘烘的大安宫里,自个儿跑去九成宫凉快,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所谓“温清之道”,就是冬天要让老人家得到温暖,夏天要让老人家享受清凉,可您却把这些孝道抛到脑后,臣私下替您感到不安啊!
尽管马周的谏言和批评一次比一次尖锐,可李世民的态度照旧是既不怪罪也不采纳,仍然把李渊留在大安宫里,于这一年三月径自去了九成宫。
此后的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五月和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三月,李世民又连续两次去九成宫避暑,可始终没有带李渊同行。直到贞观八年的七月,李世民才“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
这是否表明李世民终于想通了,准备采纳马周的建议,对高祖履行“温清之道”了呢?
不,真正的原因是——高祖李渊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他患的是“风疾”,也就是中风。
所以,不论李世民如何盛情邀请,也不论李渊本人多么希望出去走走,他都已经走不动了。
对于高祖的病情,李世民当然是心知肚明。既然如此,那么李世民此举有多少诚意呢?明知道高祖已经卧床不起了,才屡屡向老人家大表殷勤,那早几年李渊身体还硬朗的时候,他干吗去了?
贞观八年十月,李世民下诏,开始兴建大明宫,表面上说是要“以为上皇清暑之所”,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太上皇李渊已经无福消受了。
果不其然,大明宫刚刚拔地而起,李渊的病情就日渐沉重,“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卧病大半年的李渊终于在大安宫的垂拱殿驾崩,终年七十岁。这个曾经至高无上的大唐帝国的开国之君,这个晚年遭遇巨变落入凄凉之境的孤独抑郁的老人,终于走完了他悲喜交加的一生,告别了这个让他又爱又痛的世界。群臣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同年十月,葬高祖于献陵。
高祖李渊去世后,李世民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
其实人们不难发现,早在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随着李渊手中那碗水逐渐朝太子一方倾斜,李世民对父皇李渊的敬意和温情就已变得日渐稀薄,双方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当李世民不得不采用阴谋和暴力的手段从李渊手中夺取最高权力后,原本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就更是雪上加霜——即便不说荡然无存,起码也是形同虚设。
在权力斗争面前,亲情是苍白而脆弱的,所谓“父慈子孝”的人伦大义最终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这就是政治对亲情的扼杀。
玄武门事变后,双方之所以还能维持一种表面的和睦,其实只是为了维护大局的稳定,确保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而已。
简言之,这是一种政治需要。所以在贞观年间,李渊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纯粹是虚有其表,毫无真情可言。
既然如此,李世民对死去的高祖又怎能有什么思念之情呢?
真正让李世民痛彻心扉的,不是高祖之死,而是短短一年后另一个人的死亡。
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因病去世,十一月葬于昭陵。李世民万分悲伤,“念后不已”,遂“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也就是在宫城的御苑中建筑了一座瞭望台,经常在此眺望,以慰思念之情。
有一天,李世民带着魏徵同登瞭望台,又让魏徵和他一起眺望昭陵。魏徵说:“臣眼花,看不见。”李世民觉得非常奇怪,又指给他看了一次。
魏徵忽然说:“哦,臣以为陛下看的是高祖的献陵;如果是说昭陵,那臣早就看见了。”
李世民一怔,随即明白过来,魏徵这是在趁机进谏啊!
说白了,魏徵就是拐着弯在骂他——一门心思只想老婆,却把死去的老爹抛诸脑后,你于心何安?
李世民十分尴尬,只好含泪命人拆毁了这座瞭望台。
不管昭陵还是献陵,我干脆什么陵都不看总成了吧?
这件事情,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夫妻情深,但与此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李世民与李渊之间的父子情薄。
一直到李渊去世许多年后,当李世民自己面对儿子们的夺嫡之争,又一次在政治与亲情的冲突中陷入焦头烂额的窘境时,他才蓦然体会高祖在武德年间的苦衷,从而反思自己在高祖晚年的所作所为,并且发自内心地涌起对高祖的惭悚和愧悔之情。
我们前文曾经提到过,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在偶然读到一篇讨论孝道的古代文章后,曾极为伤感地对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朕)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这显然是一种真实而痛切的忏悔。
只是不知道这种迟来的忏悔,可否告慰高祖李渊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