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下)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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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休所说的这个程伯献,是大宦官高力士的拜把子兄弟,几年前高力士的母亲麦氏出殡,这家伙披麻戴孝,呼天抢地,哭得比亲儿子还惨。由于玄宗极度宠幸高力士,所以爱屋及乌,连带着对这个程伯献也是恩宠有加。程伯献仗着老大和天子撑腰,有恃无恐,屡屡触犯国法,韩休老早就想收拾他了,这次总算逮着了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玄宗闻言,半晌不语。许久,才瓮声瓮气地说:“程伯献的事,朕自有分寸,你不要把什么事都扯在一块。今日只谈李美玉,不谈程伯献。”
可韩休却不依不饶:“李美玉只犯了细微过失,陛下就不能容他;程伯献大奸巨滑,陛下岂能不闻不问?!今日陛下若不惩治程伯献,臣必不敢奉诏流放李美玉。”
玄宗一下子给呛住了。
这一刻,玄宗真想让人把韩休拖出大殿,可后来想一想还是忍了。为了一个小小的李美玉就跟宰相撕破脸皮,实在不值,而且显得自己太没雅量。
最后,玄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夸奖了韩休几句,内容不外乎是“爱卿公忠切直,朕心甚慰”之类,然后就撤销了流放李美玉的诏令。
经过这件事后,玄宗真是有点怕了韩休,一如他当初对硬骨头宋璟也是又敬又怕一样。
的确,韩休确实颇有宋璟当年的风范。自从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以来,帝国似乎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宰相了。所以,当宋璟听说这件事后,忍不住对韩休大加赞叹,说:“不谓韩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旧唐书·韩休传》)
宰相既仁且勇,天子就注定难以逍遥。
自韩休上台后,玄宗的业余文化生活就受到了诸多限制。比如有时候在宫中宴饮作乐,或者到禁苑打猎,玩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玄宗就会惴惴不安地问左右:“韩休知不知道朕在这里?”可往往是话音刚落,韩休的一纸谏书就到了,正在兴头上的天子顿时意兴阑珊,好生没趣。
在这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约束下,玄宗自然是郁郁寡欢。日子一长,人居然瘦了一圈。每当玄宗揽镜自照,看见镜子里日渐消瘦的容颜,都忍不住长吁短叹。这个时候,身边的宦官就会替天子打抱不平,说:“自从韩休那老头当宰相,陛下不知道比以前瘦了多少,与其受他管束,还不如把他轰走算了!”
玄宗摇头苦笑,长叹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总是顺从我的意思,退朝后,我睡不安稳;韩休奏事经常力争,退朝后,我梦稳心安。所以,用韩休,是为了社稷,不是为了我个人。”
开元中后期,玄宗正处在由明而昏的蜕变过程中,虽然早年那种励精图治、克己自律的精神已经丧失大半,但还是没有发展到天宝后期那种荒疏朝政、骄奢淫逸的地步,所以,此时的玄宗还能说出这种比较有理性的话。尤其是“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这八个字,虽说略显矫情,但总体上还是真实反映了玄宗此时的心态。
换言之,在这个转型期内,一旦天理和人欲在内心交战,一旦国家利益与帝王私欲产生冲突,玄宗多半还是会尊重前者,压抑后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宗内心的天平便不可逆转地朝向后者倾斜了,以至最终把盛世帝国一步步推向了万丈深渊。
当然了,这是后话。
随着韩休谏诤力度的不断加大,玄宗的心理承受力逐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就算到目前为止,玄宗的理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战胜感性,但是有这么一个严厉苛刻的宰相经常在耳边聒噪,总不是一件让人很舒服的事。再者,韩休和萧嵩又成天在他面前死掐,也让玄宗感到很厌烦。
正当玄宗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萧嵩主动站出来打破僵局了。
他向玄宗提交了辞呈。
玄宗大为意外,说:“朕又没有厌恶你,你何必急着走?”
萧嵩说:“臣蒙受皇上厚恩,忝居相位,富贵已极。在陛下不厌弃臣时,臣尚可从容引退;如已厌弃臣,臣脑袋尚且不保,如何自愿引退?”话刚说完,两行委屈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
玄宗顿时也有些伤感,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好长叹一声,说:“你且回去,让朕慢慢考虑。”
萧嵩的辞职请求究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要挟,还是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实在是很难说。对此,玄宗也不好下断语。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确让所有人都很不愉快,所以,必须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么,该不该让萧嵩退休呢?
还有那个不让人省心的韩休,是不是也一块休了算了?
玄宗为这个问题又头疼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采取了那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老办法——让两个人一块下台。
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
开元二十一年年底,玄宗把萧嵩罢为尚书左丞,把韩休罢为工部尚书,同日启用了两个新宰相,一个是裴耀卿,还有一个,就是曾为后世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之千古名句的著名诗人——张九龄。
张九龄,岭南人,祖上曾当过韶州别驾的小官,后来几代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说是典型的草根出身。虽然出身并不高贵,但是张九龄从小就聪明好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旧唐书·张九龄传》:“幼聪敏,善属文。”)
十三岁那年,张九龄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阅后大为赞叹,连声说:“这孩子不得了,前程不可限量!”几年后,张九龄赴京参加进士科考,果然一举中第,被授予校书郎之职。当时玄宗还在当太子,有意搜罗天下的才学之士,亲自在东宫举行“策问”,张九龄前往应试,又拔头筹,遂擢升为右拾遗。
从此,张九龄在朝中声名鹊起。每当吏部要考核候补官员或举行科考,必命张九龄出任考官,根据候选人或考生的文章和综合表现,专门负责评定等级。每次张榜,各方都对张九龄甚为称道,认为他的评选结果公平合理。不久,张九龄又升任司勋员外郎。
开元中期,时任中书令的张说对张九龄的才华极为赏识,不仅将他提拔为中书舍人,而且放下首席宰相的架子,跟他认了同宗,此外还逢人便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成一代词宗、文坛领袖。”
张九龄感念张说的知遇之恩,从此竭尽忠诚,成了张说的心腹。后来,张说被宇文融等人整垮,张九龄受到牵连,被贬出朝廷,历任几个地方的刺史和都督。
当初张说兼领集贤院时,曾多次向玄宗推荐张九龄,称他可以作为决策顾问。张说死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荐言,遂召张九龄回朝,拜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院长,旋即又擢任中书侍郎。此后,张九龄经常向玄宗呈上密奏,且多数受到采纳,对朝政颇有贡献。所以,当韩休和萧嵩双双下台后,张九龄自然就成了新宰相的不二人选。
从张九龄和裴耀卿日后的表现来看,玄宗应该会感到庆幸。
因为,这两个宰相不仅品行高洁,才华横溢,能力出众,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精诚团结,和衷共济!
对于经历了长期宰相纷争的玄宗朝廷而言,没有什么能比“精诚团结、和衷共济”这八个字更为宝贵的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帝国大擂台马上就出现了新一轮的对决。
因为,张九龄和裴耀卿刚刚上台,有个新的打擂者就紧随其后,闪亮登场了。
这个人就是李林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