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入长安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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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成为名将不难,要成为功臣也不难,难的是当普天之下人人放弃信念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选择坚持。所以,郭子仪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声望之所以远远高于李光弼,并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会打仗,也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懂得官场哲学,而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忠实于内心的信念,更善于在人生的重大时刻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在这个世界上,足以让人心寒血冷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是最终,你的心寒不寒,你的血冷不冷,并不取决于别人,而是取决于你自己。
郭子仪也许就是凭着身上那一腔永不冷却的热血,才能置个人的得失荣辱于度外,并且屡仆屡起,愈挫愈奋,从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最终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乱世之中始终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并成为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唯一一个善始善终(既保全了禄位又保全了名节)的功臣元勋!
十月中旬,郭子仪沿蓝田、商州、武关一路南下,先后集结了四千余名溃散的将士,随即掉头北上,在商州泣血誓师,告谕将士“共雪国耻”、克复长安。稍后,代宗李豫担心吐蕃人会进军潼关,便下诏命郭子仪率军前往陕州护驾,但郭子仪却上表说:“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代宗想想也有道理,便同意了他反攻长安的计划。
可是,郭子仪只有区区四千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吐蕃的二十余万大军呢?
强攻当然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智取。
郭子仪决定采用疑兵之计,迷惑吐蕃人,迫使其主动撤离长安。
随后,郭子仪派遣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等人率部进驻蓝田。长孙全绪按照郭子仪的计策,白天大张旗鼓,晚上燃起无数篝火,让吐蕃人以为唐朝大军已至。此外,长孙全绪又派人潜入长安,暗中联络了一批江湖豪杰,天天在朱雀大街上击鼓大呼,制造混乱,同时又在百姓中散布消息,说郭子仪已经集结了数十万大军,不日便要攻打长安。
吐蕃人被郭子仪的疑兵之计搞得人心惶惶,遂萌生退意,加之长安的美女财帛也已被他们劫掠一空,所以在他们看来,此刻实在不值得为了这座空城付出血的代价。十月二十一日,吐蕃军队匆匆带上他们的战利品,当天就全部撤出了长安。
降将高晖一见吐蕃人扔下他跑了,无奈之下,只好带着麾下的三百余骑东走,走到潼关时,被守将李日越抓获,当场就被砍了脑袋。
十月二十三日,得知长安光复的消息,代宗李豫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他即日下诏,任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第五琦为京兆尹,同时让宰相元载取代程元振,担任元帅行军司马。
长安虽然又回到了唐朝的手中,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用郭子仪的话说,这是“国耻”。
帝国为什么会遭受这场国耻?
这笔账不能不算。
事实上,早在代宗避居陕州之时,太常博士柳伉就已经帮他把这笔账算了个一清二楚。柳伉说:“吐蕃人长驱直入,兵不血刃而入京师,洗劫宫闱,焚烧陵寝,士卒却无一人力战,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长期疏远功臣,宠幸宦官,终究酿成大祸,群臣竟无人敢犯颜直谏,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刚刚离开京师,坊间便发生骚乱,暴民公然抢夺府库,自相残杀,此京畿民众叛陛下也;陛下自十月初一下诏各道兵马勤王,尽四十日,无一辆战车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既然内外皆叛,那么请问陛下,今日之势,是安是危?若以为危,岂能高枕无忧,不为天下讨伐罪人?”
柳伉得出的结论是:要想铲除祸乱之源,保全宗庙社稷,就必须砍掉一个人的脑袋。
这个人就是宦官程元振。
柳伉还说,除了诛杀程元振外,还必须把各级宦官的职权收回,交还各有关部门;并收回神策军的兵权,交给朝中的大臣;同时,皇帝还要削除尊号,下诏罪己,宣布从此改过自新,否则甘愿逊位让贤。
最后,柳伉跟皇帝打赌:“倘若如此,而兵仍不至,人仍不感,天下仍不服,请将臣全家老小碎尸万段,以谢陛下!”
柳伉这笔账一算下来,把代宗李豫的脸皮撕得可谓一干二净。
李豫为此郁闷了好多天。
可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柳伉说的都是事实,而且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忠言。
不过,事实归事实,忠言归忠言,让代宗把宦官们都给废了那是不可能的,让他下诏罪己、改过自新那更是不可能的,至于诛杀程元振嘛……似乎也是没有必要的。
十一月初二,代宗下诏削除了程元振的所有官爵,将他遣回原籍。
代宗之所以不杀程元振,表面原因固然是程元振有翦除李辅国之功,代宗不忍诛杀,可事实上,此次吐蕃入寇也让代宗李豫发现了很多问题。就像柳伉所说的那样,这次长安沦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程元振专权乱政之外,无论是士卒将帅、公卿百官,还是四方藩镇,其实人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要追究罪责,此次应该问罪的绝不止程元振一个!
既然如此,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杀了他就能让所有人从今往后对天子和朝廷忠心耿耿了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代宗不杀程元振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对宦官这个群体仍然抱有极大的信任,因而不想把事情做绝,以免伤了其他宦官的心。
在代宗看来,自己在很多时候仍然是要依赖宦官的。比方说,万一哪天敌寇又来了,士卒将帅、公卿百官又各自逃命了,四方藩镇又按兵不动作壁上观了,他身边至少还有像鱼朝恩这样的宦官保驾。
这次吐蕃入寇让代宗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没有谁是真正靠得住的!
百官要是靠得住,母猪恐怕都会上树;藩镇要是靠得住,大象恐怕也会跳舞……至于说宦官,当然也不见得始终靠得住。但最起码,宦官总是一支制衡百官、制约藩镇的力量;最起码,在天子孤立无援的时候,宦官总是一副可以暂时依靠的肩膀。
说白了,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李唐朝廷就已日渐陷入内忧外患、人心离散的境地了。此次吐蕃入寇,就是李唐王朝所有老问题和新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任用宦官“或许”会有危险,但不用宦官则“必然”会有危险!
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李唐天子并不是不知道任用宦官的危害,而是明知有害也得用。这是他们的无奈。
这一年十二月,代宗从陕州返回长安,郭子仪率城中百官及唐军各部到浐水(灞水支流)东岸迎接,并伏地待罪,主动表示要承担长安失陷之责。代宗亲手把他扶起,激动地说:“都怪朕没有早一天起用爱卿,才会落到这个地步啊!”
十二月末,代宗下诏,任命此次护驾有功的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领各部禁军。
从此,鱼朝恩彻底取代程元振,成为“权宠无比”的新一代权宦。
一切终将过去,一切终将再来。
这是历史的魔咒,将永远徘徊在唐代宗李豫的头顶上,并将永远缠绕在此后的十二任大唐天子的头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