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入长安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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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成为名将不难，要成为功臣也不难，难的是当普天之下人人放弃信念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选择坚持。所以，郭子仪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声望之所以远远高于李光弼，并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会打仗，也不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懂得官场哲学，而是因为他比李光弼更忠实于内心的信念，更善于在人生的重大时刻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在这个世界上，足以让人心寒血冷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是最终，你的心寒不寒，你的血冷不冷，并不取决于别人，而是取决于你自己。

郭子仪也许就是凭着身上那一腔永不冷却的热血，才能置个人的得失荣辱于度外，并且屡仆屡起，愈挫愈奋，从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最终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乱世之中始终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并成为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唯一一个善始善终（既保全了禄位又保全了名节）的功臣元勋！

十月中旬，郭子仪沿蓝田、商州、武关一路南下，先后集结了四千余名溃散的将士，随即掉头北上，在商州泣血誓师，告谕将士“共雪国耻”、克复长安。稍后，代宗李豫担心吐蕃人会进军潼关，便下诏命郭子仪率军前往陕州护驾，但郭子仪却上表说：“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资治通鉴》卷二二三）

代宗想想也有道理，便同意了他反攻长安的计划。

可是，郭子仪只有区区四千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吐蕃的二十余万大军呢？

强攻当然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智取。

郭子仪决定采用疑兵之计，迷惑吐蕃人，迫使其主动撤离长安。

随后，郭子仪派遣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等人率部进驻蓝田。长孙全绪按照郭子仪的计策，白天大张旗鼓，晚上燃起无数篝火，让吐蕃人以为唐朝大军已至。此外，长孙全绪又派人潜入长安，暗中联络了一批江湖豪杰，天天在朱雀大街上击鼓大呼，制造混乱，同时又在百姓中散布消息，说郭子仪已经集结了数十万大军，不日便要攻打长安。

吐蕃人被郭子仪的疑兵之计搞得人心惶惶，遂萌生退意，加之长安的美女财帛也已被他们劫掠一空，所以在他们看来，此刻实在不值得为了这座空城付出血的代价。十月二十一日，吐蕃军队匆匆带上他们的战利品，当天就全部撤出了长安。

降将高晖一见吐蕃人扔下他跑了，无奈之下，只好带着麾下的三百余骑东走，走到潼关时，被守将李日越抓获，当场就被砍了脑袋。

十月二十三日，得知长安光复的消息，代宗李豫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他即日下诏，任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第五琦为京兆尹，同时让宰相元载取代程元振，担任元帅行军司马。

长安虽然又回到了唐朝的手中，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用郭子仪的话说，这是“国耻”。

帝国为什么会遭受这场国耻？

这笔账不能不算。

事实上，早在代宗避居陕州之时，太常博士柳伉就已经帮他把这笔账算了个一清二楚。柳伉说：“吐蕃人长驱直入，兵不血刃而入京师，洗劫宫闱，焚烧陵寝，士卒却无一人力战，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长期疏远功臣，宠幸宦官，终究酿成大祸，群臣竟无人敢犯颜直谏，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刚刚离开京师，坊间便发生骚乱，暴民公然抢夺府库，自相残杀，此京畿民众叛陛下也；陛下自十月初一下诏各道兵马勤王，尽四十日，无一辆战车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既然内外皆叛，那么请问陛下，今日之势，是安是危？若以为危，岂能高枕无忧，不为天下讨伐罪人？”

柳伉得出的结论是：要想铲除祸乱之源，保全宗庙社稷，就必须砍掉一个人的脑袋。

这个人就是宦官程元振。

柳伉还说，除了诛杀程元振外，还必须把各级宦官的职权收回，交还各有关部门；并收回神策军的兵权，交给朝中的大臣；同时，皇帝还要削除尊号，下诏罪己，宣布从此改过自新，否则甘愿逊位让贤。

最后，柳伉跟皇帝打赌：“倘若如此，而兵仍不至，人仍不感，天下仍不服，请将臣全家老小碎尸万段，以谢陛下！”

柳伉这笔账一算下来，把代宗李豫的脸皮撕得可谓一干二净。

李豫为此郁闷了好多天。

可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柳伉说的都是事实，而且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忠言。

不过，事实归事实，忠言归忠言，让代宗把宦官们都给废了那是不可能的，让他下诏罪己、改过自新那更是不可能的，至于诛杀程元振嘛……似乎也是没有必要的。

十一月初二，代宗下诏削除了程元振的所有官爵，将他遣回原籍。

代宗之所以不杀程元振，表面原因固然是程元振有翦除李辅国之功，代宗不忍诛杀，可事实上，此次吐蕃入寇也让代宗李豫发现了很多问题。就像柳伉所说的那样，这次长安沦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程元振专权乱政之外，无论是士卒将帅、公卿百官，还是四方藩镇，其实人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要追究罪责，此次应该问罪的绝不止程元振一个！

既然如此，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杀了他就能让所有人从今往后对天子和朝廷忠心耿耿了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代宗不杀程元振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对宦官这个群体仍然抱有极大的信任，因而不想把事情做绝，以免伤了其他宦官的心。

在代宗看来，自己在很多时候仍然是要依赖宦官的。比方说，万一哪天敌寇又来了，士卒将帅、公卿百官又各自逃命了，四方藩镇又按兵不动作壁上观了，他身边至少还有像鱼朝恩这样的宦官保驾。

这次吐蕃入寇让代宗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没有谁是真正靠得住的！

百官要是靠得住，母猪恐怕都会上树；藩镇要是靠得住，大象恐怕也会跳舞……至于说宦官，当然也不见得始终靠得住。但最起码，宦官总是一支制衡百官、制约藩镇的力量；最起码，在天子孤立无援的时候，宦官总是一副可以暂时依靠的肩膀。

说白了，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李唐朝廷就已日渐陷入内忧外患、人心离散的境地了。此次吐蕃入寇，就是李唐王朝所有老问题和新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任用宦官“或许”会有危险，但不用宦官则“必然”会有危险！

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李唐天子并不是不知道任用宦官的危害，而是明知有害也得用。这是他们的无奈。

这一年十二月，代宗从陕州返回长安，郭子仪率城中百官及唐军各部到浐水（灞水支流）东岸迎接，并伏地待罪，主动表示要承担长安失陷之责。代宗亲手把他扶起，激动地说：“都怪朕没有早一天起用爱卿，才会落到这个地步啊！”

十二月末，代宗下诏，任命此次护驾有功的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领各部禁军。

从此，鱼朝恩彻底取代程元振，成为“权宠无比”的新一代权宦。

一切终将过去，一切终将再来。

这是历史的魔咒，将永远徘徊在唐代宗李豫的头顶上，并将永远缠绕在此后的十二任大唐天子的头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