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之争的背后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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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发出了不和谐音。
这个人当然就是崔祐甫。
他当着常衮和百官的面说：“万物若违背自然，即为妖孽。猫抓老鼠是天职，如今却为老鼠哺乳，这难道不是妖孽吗？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朝廷应该做的事，是借此反省，看监察部门是否放纵了贪官污吏，看边防部队是否尽到了御敌的职责，这才是顺应天意的做法。”
代宗听说后，马上接受了崔祐甫的批评，并对他表示了嘉许和赞赏。崔祐甫这么做，摆明了就是要让常衮难堪。常衮表面上没说什么，几天后就给崔祐甫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让他去分管吏部的选官事宜。
如果常衮是真的让崔祐甫“分知吏部选事”，那崔祐甫倒也没什么话好说，毕竟吏部是个至关重要的权力部门，分管官员的选拔工作更是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差。可问题在于——常衮不可能把选拔官员的权力真正交给崔祐甫。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崔祐甫借调到吏部后，每次认认真真选报上去的候补官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常衮毙了。
什么理由呢？
不需要理由。
如果一定要有什么理由的话，那也很简单——你得罪领导了！
得罪领导是一件挺让人郁闷的事，但是崔祐甫并不郁闷。
因为他相信：风水是轮流转的，宰相是轮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领导迟早也是要下台的！
而常衮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得人心的领导。崔祐甫知道，自己的群众基础比常衮坚实得多。仅此一点，他就具备了跟常衮博弈的资本。
所以，当常衮在服丧问题上再次把自己推到百官的对立面时，崔祐甫便意识到反击的机会来了，于是才会在百官敢怒不敢言的时候挺身而出，公开和常衮叫板。
说白了，常衮拿服丧问题大作文章，目的无非是为了讨好新君李适；而崔祐甫敢于公然和宰相叫板，也无非是想借此赢得百官的同情和支持，为自己积累更高的声望，以便有朝一日彻底扳倒常衮。
面对崔祐甫的挑战，常衮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坐以待毙。
跟崔祐甫撕破脸的第二天，常衮就上疏弹劾，声称崔祐甫“率情变礼，轻议国典”，要求德宗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市）刺史。
为了增强说服力，常衮还把另外两个宰相的名字也署了上去，以表明此次弹劾是宰相班子集体讨论的结果，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发泄私愤。
被常衮代表的这两个人，一个就是四朝元老郭子仪，时任司徒、中书令，另一个是原幽州节度使朱泚，于大历九年主动入朝，被任命为司空、同平章事。他们虽然挂着宰相的头衔，实际上并不参与朝政，几乎从不到政事堂上班，而常衮则一向“独居政事堂”，大小政务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这次弹劾崔祐甫，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把郭、朱二人给代表了。
对于此次礼法之争的实质，德宗李适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知道，常衮和崔祐甫为服丧问题而争执是假，因积怨甚深而借题发挥是真。从根本上来说，这场关于服丧期限的争吵其实是相当无聊的事情。在内心深处，德宗还是比较倾向崔祐甫的。因为若无常衮的矫情，也就不会有崔祐甫的异议和这场无谓的争吵。
然而，面对三个宰相联名弹劾的奏疏，德宗即便倾向崔祐甫也没有用。新君即位，通常都不希望和宰相班子意见不合，如今既然三个宰相都署名了，不处理崔祐甫显然说不过去。但是，把崔祐甫贬到潮州的处罚又未免太重了。思虑再三后，德宗只好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把崔祐甫贬出朝廷，但不是贬到山高皇帝远的潮州，而是贬为河南少尹。
本来，这场无聊的礼法之争到此就该画上句号了，而常衮也已经毫无悬念地在这场争斗中胜出。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让常衮本人目瞪口呆。
不，是让常衮追悔莫及，欲哭无泪！
事情是因为那两个“被代表”的宰相而发生逆转的。
崔祐甫的贬谪令下达后，郭子仪和朱泚立刻入宫向德宗求情，称崔祐甫无罪，不应被贬。德宗满脸困惑，说：“二位贤卿不是刚刚上疏弹劾他吗，为何又出尔反尔？”
郭子仪和朱泚对视一眼，很无辜地说：常衮所上的那道奏疏压根没让他们看过。
此言一出，德宗李适大为震骇。
怎么回事？常衮竟然未征得其他宰相的同意，就擅自代其署名弹劾大臣？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宰相专权、欺君罔上啊！
如果说新君即位之初，比较忌讳的事情是和宰相班子意见不合，那么最忌讳的事情，恐怕就是被一个专权揽政的宰相蒙蔽和架空了。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初五，德宗李适断然下诏，把首席宰相常衮贬为潮州刺史，同时擢升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诏书一下达，不啻于在满朝文武中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百官虽然大为讶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在心里拍手称快。
因为常衮的虚伪和矫情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相比之下，既理性又务实的崔祐甫就要比他可爱多了。
此时，被贬出京师的崔祐甫刚刚走到昭应（今陕西临潼县），传诏使者就快马加鞭地从后面追上了他。
跪地听宣的那一刻，崔祐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
因为他一贯坚信——风水是轮流转的，宰相是轮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领导也总有一天会下台的！
现在，风水终于转到我家来了。
常衮，你认栽吧！
常衮万万没料到自己的结局会这么凄惨。
他本以为潮州是他给崔祐甫安排的归宿，没想到却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坟墓。
这真是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黑色幽默。
常衮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更不知道新君李适为何如此决绝。他只能在无边的痛苦和失落中想起古人常说的一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
作为代宗时代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常衮与新君李适之间势必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容许朝政大权过多地集中在某个大臣的手上！
所以，就算常衮不在此次礼法之争中落马，迟早也会因其他事情而下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常衮其实是应该感到庆幸的，因为早些走还可以保住一条老命，晚了很可能就什么都保不住了……
大历十四年这个阳光灿烂的夏天，当常衮黯然神伤地走上那条山高水远的贬谪之路时，德宗李适正踌躇满志地等待着崔祐甫的归来。
此刻的李适，已经在心里勾画了一幅重振朝纲、中兴李唐的宏伟蓝图，只等一个务实能干的宰相来到他的身边，帮他把这个美妙的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