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灵魂深处闹革命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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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叛军刚刚兵临滑州（今河南滑县）城下，刺史李澄便举城而降。
——西路，叛军围攻郑州，一举控制了武牢（今河南荥阳市西）以东地区。
——东路，李希烈亲率大军攻陷襄邑（今河南睢县），守将高翼城破后投河自尽；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今河南宁陵县），江、淮大震；唐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为了自保，赶紧派人晋见李希烈，表示已命令辖下的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寿州（今安徽寿县）、舒州（今安徽潜山县）、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四地守军解除武装，放弃抵抗，一切听从李希烈指挥。
在建中四年这个冰冷刺骨的冬天里，由强藩李希烈点燃的战火正在帝国的腹地肆意蔓延，并且已经烧到了帝国的财富重镇江淮地区。
与此同时，唐德宗李适正坐在奉天简陋的天子行宫里，看见另一场火焰正在他的灵魂深处灼灼燃烧。
这是一场旧我与新我激烈交战的火焰。
翰林学士陆贽告诉他：要想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在熊熊燃烧的战火中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重生，他就必须迈出他帝王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步，“痛自引过以感人心”，向天下人公开忏悔自己的所有过错。简言之就是四个字——下诏罪己！
德宗李适并不知道“下诏罪己”能否让帝国获得新生，他只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他只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离散的人心将难以凝聚，沦陷的土地将难以收复，失落的尊严将难以挽回，破碎的家国将难以重建。而他本人，也将永远无法走出由这一切构成的巨大梦魇……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初一，大唐帝国的臣民们听到了一则令他们万分意外的消息：天子李适颁布了一道《罪己诏》。
天子罪己？
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
诏书公开发布的当天，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无不奔走相告，都想一睹为快。
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尤为可贵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对重大灾变时，出于对“天谴”的敬畏才不得不下诏罪己，其辞往往流于形式，其情亦难免惺惺作态。而李适此诏则迥然不同。他一下子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以一种“知耻近乎勇”的精神，一一剖析了自己的毛病、缺点、过错。这既是在灵魂深处闹了一场革命，又不啻于是在天下人面前裸奔了一回。此诏虽是由翰林学士陆贽所草，但肯定是要李适过目点头才能公布的。所以说，李适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真诚和勇气，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今将此文节录于下，以飨读者：
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罪实在予！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籓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据说，这篇非同寻常的《罪己诏》发布之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此诏由文章圣手陆贽所草，其文采自不待言。然而，陆贽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迂阔的文人。这篇诏书固然以其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人们，但是这绝非重点。
重点是——它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用陆贽的原话来说就是：“使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
当一个政权想要收拾人心的时候，煽情的口号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只有真正关注百姓的利益诉求，并把这种关注落实到政策上，老百姓才会真心拥护这个政权。
具体到德宗的这篇诏书，能够让百姓眼前一亮的东西，能够让他们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显然是间架税、除陌钱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若非如此，老百姓是不可能被什么廉价的“真情”感动的。
至于叛乱诸藩，德宗朝廷则通过这篇诏书表达了最大的诚意：只要不称帝、不突破德宗李适最后的底线，所有叛乱者均可既往不咎。所以我们看见，除了朱泚之外，叛乱诸藩及所有胁从者都得到了赦免。为了建立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朝廷甚至帮朱滔找了一个理由，说他“路远必不同谋”，只要他愿意，也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李唐朝廷抛出这样的橄榄枝，无疑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缔结联盟的基础。不管叛乱诸藩是否会因此归顺中央，反正李唐朝廷已经拿出了自己所能拿出的最大诚意。
所以，与其说此诏是德宗李适裸裎自我的真情告白，还不如说这是李唐政府面对日趋复杂的戡乱形势及时出台的一套战略构想。
这道出人意料的诏书一下，叛乱诸藩迅速作出了反应。
当然，各方的反应是大不相同的。
首先是朱泚。由于被锁定为唯一的打击目标，朱泚大为光火，决意回敬。可他业已称帝，还能有什么比称帝更有力的反击呢？朱泚思前想后，最后挖空心思地把“秦”的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这当然称不上是比称帝更有力的反击，但是在历史上，秦的国祚短，汉的国祚长，朱泚改国号为汉，至少表明了他与李唐对抗到底的决心。紧接着作出反应的是王武俊、田悦和李纳。他们本来便已和朝廷暗通款曲，如今又看见了朝廷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心，遂取消王号，上表请罪。最后反应的是李希烈。
尽管他被朝廷列入了赦免之列，可李希烈并不领情。因为在此刻的叛乱诸藩中，他的兵力最强、地盘最大、财用最足，而且又刚刚打了一连串胜仗，形势一片大好。在此情况下，他如何甘心再向李唐俯首称臣。他当然不干。
所以，德宗发布《罪己诏》的数日后，李希烈就在汴州断然称帝了。他把国号定为“大楚”，同时改元武成，并设置了文武百官。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虽然恒冀、魏博、淄青归顺了，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让德宗李适满意。
因为大唐帝国的土地上还赫然矗立着另外两个称帝的政权。
李适很无奈。
该忏悔的忏悔了，该罪己也罪己了，灵魂深处的革命闹完了，令人难堪的“裸奔”也奔过了……可德宗李适仍然不知道，他的帝国能否在新的一年里获得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