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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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不会说这些人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
宪宗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自然不愿为此跟宰相把关系搞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也从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长期不得升迁。
因言获罪的李宗闵和牛僧孺虽然满腔怨愤,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自谋出路,在各地藩镇漂流辗转,当了好几年的低级幕僚。
元和七年,李吉甫病殁,李宗闵和牛僧孺头上的紧箍咒总算是解开了,遂双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又同迁礼部员外郎。
元和十二年,李宗闵被裴度举荐,随他出征淮西;平定淮西后,因功擢任驾部郎中,并以本官兼知制诰(所谓“知制诰”,即参与禁中诏敕的策划和草拟,虽官秩不高,但位居要津,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子决策);穆宗即位后,又升任中书舍人。
与此同时,牛僧孺的仕途也是扶摇直上,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职。
眼看李宗闵和牛僧孺这几年不但咸鱼翻身,而且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入相之势,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坐立难安,随即利用为天子侍讲的有利身份,不断对穆宗施加影响。长庆元年,李德裕终于抓住李宗闵的一个把柄,再度把他逐出朝廷,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
李德裕如此不忘旧怨,挟私报复,顿时激起了李宗闵对他更为强烈的仇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被远谪巴蜀的李宗闵每天面朝长安,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宰相李逢吉贬到了浙西;另一方面,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李逢吉引荐而拜相。李宗闵就此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敬宗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后迁兵部侍郎;文宗即位后,又调任吏部侍郎。
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李宗闵、牛僧孺就这样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地斗争着。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里,他们之间的仇恨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反而由于无休止的冤冤相报而愈演愈烈。对他们来说,朝廷授予的官职和权力与其说是供他们报效国家、造福社稷所用的,还不如说是供他们发泄私怨、打击对手的工具。
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斗争的无聊和无益,从而多一丝宽容、少一分狭隘的话,那么这场绵延半个世纪、波及整个政坛的“牛李党争”,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没有人愿意放弃仇恨。
所以,随着他们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这场原本纯属私人恩怨的斗争,也就注定要发展成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械斗”。
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这场“牛李党争”从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对决、从个人斗争发展到党派斗争的重要节点……
听到李德裕即将回朝,并且很可能入相的消息后,李宗闵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李宗闵很清楚,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先行入相,对方势必会在第一时间被贬出朝廷。所以,他必须和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旗鼓相当,可要论人脉,他显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因为李德裕这些年远在浙西,而李宗闵身为朝廷的吏部侍郎,无疑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时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承和。
众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间,这个杨承和就是“四贵”之一,与王守澄等人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闵觉得自己胜算可以说是很大的。
虽然,依附宦官这种事历来为天下士人所不齿,也是李宗闵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极力抨击的时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闵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在权宦杨承和的干预下,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闵入相。
九月十五日,刚刚回到长安、才当了几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义成节度使。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闵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宗闵同朝为相,共执朝柄。
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如今终于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
随后,李、牛二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政治清洗——一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
尽管裴度在元和末年对李宗闵有过知遇之恩,可举荐李德裕入相这件事,却让李宗闵始终耿耿于怀。仅凭这一点,他就有理由把裴度划归李党。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闵便借故将裴度逐出了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党遭到清洗的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李宗闵和牛僧孺麾下,趁此机会攫取权力、排斥异己。为了区别于“李党”,历史上就把这一强势崛起的阵营称为“牛党”(牛僧孺、李宗闵之党)。
一时间,“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权赫于天下。”(《旧唐书?李宗闵传》)
没有人会料到,元和三年的那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小蝴蝶无意间扇动了一下翅膀,竟然会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政治风暴。
从宪宗时代起,历穆、敬、文、武、宣,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相继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党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认自己结党,而极力抨击对方都是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党的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立马便会擢升本党成员占据重要职位,对另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而一旦时移势易,另一党便会卷土重来,对掌权的这一党实施反攻倒算……
在中晚唐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牛、李二党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频频上演这一出既刺激又无聊、既新鲜又雷同的历史大戏。
直至牛、李二党的党魁去世之后,他们的徒子徒孙依然相互攻讦,倾轧不止。
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械斗中,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百姓祸福、朝政得失,全都被牛、李党人弃之不顾,唯有赤裸裸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最高原则。为了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阉宦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
如此恶劣的党派斗争,对于早已忧患重重的李唐王朝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
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跋扈,中间又夹着一个朋党之争。它们就像三具重轭,沉沉压在大唐第十四位天子李昂的肩头。
年轻的文宗李昂就这样在历史的重负下踉跄前行。
他的眼神迷惘而无助。
他的前方,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