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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常言:“吾家是严母而慈父。”孩子有过,要父亲责罚,他左手执孩子之手,右手用两指在孩子掌上摸索,画圈圈,然后举起曰:“下次再错,要打手心。”手始终不下来。孩子们大声喊佣人,则必受教训曰:“走近去说,自己去做。”父亲自己对佣人,即使急要,亦言:“待你有空,为做某事。”父亲性拘谨务实,一生在书卷中生活,所心得,严守力行不怠,知之者许为孝廉方正。他早年为分祖母之忧,日间授徒,夜间应书院课,于光绪壬寅年(一九〇二)应乡试中举人。祖母年七十三岁去世,他哀哭不已,致咯血。我幼时,一日在抽屉内发见铅笔、橡皮、练习簿等一包,此在家里尚少有。我羡慕铅笔已久,向父亲要求取用。父亲谓原是阜升(辛嘉)送的,但他以为不宜浪费公物,是以搁置。阜升是我族兄,在浙江武备学堂肄业,纸笔由学校发给,此其剩余之物,而父亲不欲宽我取与之戒。
父亲自处及教儿女,首重一句话:“勿说谎。”我是第一个孩子,他取名曰“性真”。我上学,他正楷写“沈性真”三字,解释命名之义,且曰:“真之反面为妄,妄则无所不为,是个坏人。”我最小之妹名“性元”,他说:“元者,善之长也。”他期望儿女们都作诚实善良人。我深悔因同学笑我“性真”系僧尼名字,呼我“师太”,在投考北洋女师范学堂时,自改名曰“景英”,故名我的女儿曰“小真”,再传父亲之意。
新丰公塾是庚子年(一九〇〇)偶然集合的读书团体,表兄敖梦姜(嘉熊)来请我父亲去任教师。义和团之乱,关心国事的人,既愤联军之凌辱,亦痛清廷与拳匪之无知,嘉兴人尤其敏感。因在朝不主启衅,忤旨被斩首之大吏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均浙江籍。徐与许是嘉兴人,许家在嘉兴城内,传其生死消息,这件事妇孺皆知。有人避乱到乡镇,梦姜全家搬到新丰。新丰是嘉兴属下一个大镇,开通较早,一些热心人参酌新旧,办此公塾,在竹林庙,竹林庙因公塾而出名。梦姜后来鼓吹革命,出私财在嘉兴办学,自己上讲堂,我做过他学生,在讲堂他不是教书而是演说。徐锡麟刺皖抚恩铭案,继以绍兴大通学校案,及秋瑾案,他涉嫌隐迹,一日忽失踪,家人在河中得其尸体,民国后葬于西湖。我父亲非激烈之人,但素为梦姜信服。梦姜处家庭极厚,事继母孝,继母能画,其画常请我父亲题字,梦姜自己亦能画。辛亥在嘉兴参加革命的方青箱(于笥)、计仰先(宗型)皆新丰人,青箱系梦姜妹夫,仰先是我父亲学生。
我父亲在新丰时,嘉兴董政孚(定枢)先生有侄,少孤而又独子,从师屡不服教,送到竹林庙读书,态度骤变,家人归功我父亲,两家交谊益厚。我后来亦从政孚先生读书,与董氏诸姊妹均同学。
早在戊戌年(一八九八)之春,七外叔祖葛文濬,号慕川,在嘉兴办一学校,名曰“毓秀”,收亲友子弟入学,有中英文及数学功课,因政变而停止。侯官方雨亭先生来知秀水县,极力开地方风气,与慕川外叔祖商,筹设秀水学堂,是为嘉兴有公立学校之始。地方绅士都赞助,外叔祖母家高氏,岁认捐款。陶惺存(保霖)世丈在校任事,我父亲被聘为文史教习。秀水学堂在城内,吾家在城外,父亲每星期一清晨步行到校,星期六下午回家。他愿意住校,可与学生生活接近,认识其性情家况。有学生差一年功课,将辍学谋事以助家计,他往访学生之父劝说:“让儿子读书成功,有助于家计更大。”又往与另一热心同事商,共助此生完成学业。他曾陪送学生到杭州应考,在舟中提醒各人功课,某事重要,某处不可忽,催各人早睡定心。同行中之一人,在三十年后遇我,为历历道其事。
方雨亭先生在嘉兴,嘉兴人称之为“方秀水”,我后因膺白而识其令侄韵松(声涛)。癸丑(一九一三)之役失败,同志多亡命日本南洋间。一次,与韵松先生同船,他知我是嘉兴人,讲出其从江西事败逃亡,在浙江江山县被捕,意外得救的一段故事,与嘉兴很有关系。癸丑二次革命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夏,在江西湖口发难不到两月,各地失败。韵松在江西任旅长,事败,因长江搜查严密,不敢走水道,他绕道浙东,拟由陆路到杭州返沪。一路与护兵两人均易服称商人,遇盗,各剩衫裤随身,在江山县被捕。他自称姓施,福建人,在审问时,无意中露出某时代住过嘉兴。一日,县长邀与密谈,谓福建人某时代在嘉兴,“施”定系“方”之化名,说出自己与雨亭知县在嘉兴有素。留十日被释放,主仆三人出县署,有人追还一小包,谓系遗落之物,说无其事,定言有之。解开有洋三十元,义释而又追赠路费,“江山县”诚古道人,亦想见“方秀水”当年风谊。
秀水学堂在科举末期,集嘉兴城乡各处读书子弟,极一时之盛。不幸闹大风潮一次,倔强而优秀之分子,纷纷退学,其中不少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分子,而学校本身则锐气大减。堂舅葛湛侯(敬恩),时年十五,亦为退学者之一,他从秀水学堂出来,投考杭州武备学堂,遂习陆军。风潮起因为福音堂西人参观学校,误拉挂钟,学生闻声集合,以为无故鸣钟,有意侮辱,欲问责任。青年国家观念敏锐,积之已久,一触即发。学校执事本勤慎,拉钟之西人是一传道医生,对本地人有贡献,均不免为代罪之羊。
我父亲在秀水学堂的几年,每星期回家,是合家最快乐时期。他有两件嗜好,下围棋与喝绍兴酒。平日颇自克制,在家里则无日不饮,酒量甚大,但每饮以一壶为度,从下午喝到全家夜饭时。同街董政孚、沈驾山、张味秋诸先生,敖竹民(嘉熙)表兄,都是棋手酒友,往来无间。父亲故世时,政孚先生挽曰:“幸有诗书贻令子,不堪棋酒话当年”,棋酒确是实情。父亲饮酒,母亲必亲制其素喜之菜,红烧鳗鱼,清蒸黄鳝,常为吾家名菜。祖母在时,父亲必请同坐,祖母吃素,强求开荤,于是祖母先吃三口白饭,然后开荤,有时白天吃淡斋,晚上吃荤。无客而喝点酒以后,是查我功课时候。看课卷,若批语尚好,总说先生优容,母亲在旁添上几句“先生看父亲之面,其实不好”等语。看见不通,他并不责备,指出不通处,要我自己解释,说出我原来欲说的话;此比责备还窘,无法敷衍了事。我若说出,则曲意引我自己改正,是我所作而神气不同,我常先畏惧而后得意。
我后来,因见国文教师改卷多劳,改卷功夫数倍于上课功夫;学生则功课烦忙,只看批语分数而不看改笔,致通者自通,错者还错,曾屡向所识的国文教师建议,在讲堂改卷,每次提出一本,讨论修改,供全班观摩,余卷只批分数而不改。如此,国文教师节改卷之劳,而学生反多得实惠。惜因成例,事格难行。我这建议,系从父亲教我时得到的启示。
父亲被推为嘉兴劝学所总董,我已在天津读书,他任事仅数月而辞职。当时族兄阜升函告,父亲早出夜归,讨论兴革,几至舌敝唇焦。为节省以供教育经费,自己不支薪,不取夫马费。不得已而辞职时,对地方父老言:公家如此拮据,不能从中再支他一份薪,但家境要靠薪水维持,不能常此不支薪,只得求去。阜升以父亲的任事态度,与家里的艰难,勉励我用功。
我十三岁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最年长的同学比我母亲还大,最小的亦长我五岁以上。来宾参观,先生必呼我名答话。地方长官来训话,预拟的学生答辞亦交给我说。我变成不知高低,不识前途遥远一件样品。平常考试,我大概总在最优等。一次,我因抢先交卷,数学题未曾做完,数学我本来不佳,这次仅勉强及格。照章,功课一门或二门在某标准以下,虽总平均分数足够,仍不能列最优等。榜发,比我分数少的人在我前面。我写信给父亲,一半文过,一半牢骚,大责章程不合理。我的去信如火,父亲的回信如冰。他说,我的程度他很明白,名次不过与别人比较,他不以为意,他所在意者,我之责人重而责己轻,大失所望。父亲曾经批评我于恕道有亏,我读书好论是非长短,他说太刻,要吃亏。
北洋女师闹过一次大风潮,我不是起首,却是收场。风潮起因,是两个同学为庶务言语侮辱,众为不平,群起而哄。北洋女师为中国第一个官立女学校,不但膳宿免费,每月还有津贴。考最优等者每月有津贴十元,优等七元,中等五元,次等三元,不及格则无津贴,且须纳膳宿费。这个津贴数目实在不算小,因此大家用钱很松。学校有些执事不免意存轻视,看每月领钱近于领赏,然不敢得罪名列前茅的人。这两个同学年纪略高,功课时在挣扎之中,用钱不能不计较,与庶务发生口角。平心论之,我们抱不平,用不着全体卷舖盖以去就争,实在有点小题大做。后来大家明白过来,卷拢的铺盖一一搬开,留下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不下台,我们受了记大过开除处分。父亲在上海得到消息,不但未曾责我,且写信给我母亲,说明咎不在我,回家切勿责备。吾弟怡,号君怡,从旧纸堆中发现父亲当年家信,为我提起,因而得知。我父亲对我,竟是溺爱到了仗义。我从学校出来,未及回家,被两位仗义的同学,先后接到家里做客。在天津住周道如(砥)家里,周家伯母与嫂氏,直当我义士看待。在北京住董蕙青(文英)家里,陪我参观中国第一个农事试验场开幕典礼,当时名曰万牲园。道如、蕙青均年长于我十余岁,与我同毕业于女师简易科。后来学校收回成命,派我到保定任教,北京与保定两处,是我同班同学任教最多的地方。我在保定教书一学期,暑假南归,不拟再去,学校函电相促,我固辞,向父亲要求进修。父亲初斟酌费用,后看我年龄学问不堪为人师,加以母亲的赞成,许我谢绝年俸五六百元之教职,从家里拿钱再读书。
辛亥革命,我出校门先奔前方,而后回家报告,父亲毫不拦阻。知我所参加之事有募饷一项,郑重嘱勿经手款项,说经手款项是最宜小心的事。民国成立,他立即奉行阳历,废拜跪之礼。他一向没有过激烈的言论和行动,但他的出处甚为审慎。清末,满汉的鸿沟表面渐泯,驻防旗人不惜与地方士绅结交。曾有同里朱君传杭州驻防某君之意,请我父亲任监督,筹设学校,教授八旗子弟,待遇甚厚,他不假思索谢绝,事后告母亲,无意周旋丰沛健儿间。洪宪称帝,我正因母丧由美国回家,听父亲讨论时事,痛恶叛国,他随口举出当时梁任公《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文,及孙洪伊反对帝制的电报中警句,不稍误。他在病中,记忆力还同平日一样。
我和膺白的婚事,父亲踌躇久而始允,膺白写很长的信给父亲述其家况,请父亲曰:“后半世学问事业,视长者之一诺。”父亲初见膺白,觉其才太露。三妹性元问“膺白”二字如何解释,父亲说“膺”是胸膺,“白”是坦白。这些,我后来全都告诉了膺白。从此以后,他答人问大号,总说:“胸膺之膺,坦白之白。”亦终身黾勉“胸膺坦白”四个字。我和膺白结婚时,父亲给我们一对金质小型图章,镌有名字,二次革命后我们化名亡命,这对图章既有真名,且似饰物,为免各地海关查验,我与其他饰物一并变去。这件事,我常常后悔,惟与膺白始终志同道合、其坚如金,没有负父亲的期望。
我父亲最后的职务,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自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至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前后七载。他独力校印《资治通鉴》,后来参加编辑《辞源》。陆尔奎《辞源说略》中述缘起云:“戊申之春,遂决意编纂此书,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数十人,罗书十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我父亲是开始编辑的五六人中之一,我见过《辞源》预约样本上父亲的名字,亦见过他书桌上堆积的《辞源》废稿,他是连年埋头伏案的人。民国元年夏,我父亲忽患咯血,请假在家治病,犹念念不忘于《辞源》。母亲因医生之言,坚劝辞职,悉心休养,他深以亏一篑之功,久不肯决。书馆例,职员病假不支薪,他不是恋其职,而实系恋其事。其后,中华书局来聘我父亲,待遇倍之,商务亦送医药费来。他未应中华之聘,终辞商务之职,距《辞源》脱稿仅数月。这年冬《辞源》脱稿,商务书馆取其单辞先印《新字典》,高凤谦《新字典缘起》云:“戊申游广州,与陆君炜士谈辞书之关系,所论大洽……至今年而脱稿,命之曰辞源,又刺其单辞先付手民,命之曰新字典。”故《新字典》实由《辞源》而出,有《辞源》而后有《新字典》,后脱稿者先付印。不知何故,《新字典》上有我父亲名字,而《辞源》无之,他临病不忘工作者《辞源》,家人耳熟其名,《新字典》是副产品,他从未提及。吾弟君怡侍父亲病,熟悉经过,他见民四(一九一五)《辞源》出版,列名编校者五十余人,其中无父亲之名。至民五(一九一六)之秋父亲去世,他如无其事未提过一句话,亦不介一点意。父亲如此,儿女敬其意不敢问,然亦终存于心,不能忘记。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中华书局陆费伯鸿先生欲约君怡继其总经理职务,君怡谢未就。这机会,他请问当年《辞源》与《新字典》编纂情形,陆君说,两书盖二而一,我父亲均躬与其事。时值中华书局新成立,主持人即由商务出来,同业竞争与人事恩怨,陆君即是其人,他是嘉兴同乡,他说父亲系无故受中华之累。
民国三十三四年之间,一日夏尊先生来访我,话题谈到开明书局。夏先生是南屏女中同事中,年最长,最受钦佩的人,是开明发起人之一。谈到未来工作,他说:太平后拟编一辞书,为中学青年参考用。他随口举例曰:譬如我的姓“沈”字,名词如何读,如何用,动词如何读,如何用,各造句为例,并邀我合作。我闻言答曰:我原是一个编过辞书者的后人,我有一个心愿,蒙不弃,必执鞭以随后。抗战胜利不久,夏先生病故,时事亦大变,我这点心愿不再有附丽的地方。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