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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白没有进党,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是自然的。辛亥以前他参加革命为同盟会会员。民国成立,以同盟会为基本成员而组织国民党,行两党对峙式的议会政治。凡同盟会会员实际都自以为是国民党党员。惟当时以军人不宜干政,故军人不入党,虽不入党,他们的精神和行动,都向着跟着国民党的。膺白是军人如此,与他同样的还有不少。那时,国民党、革命党、民党在一般人看来有同样意义。
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改组,参加者除宣誓还盖手印。有些人不赞成如此,未去参加,膺白亦然。他重法甚于人,重自由意志甚于服从领导。他的朋友在他身后论他:从此常持独立见解,革命方式与前不同,亦不朝三暮四,忽友忽敌。膺白没有入国民党,然亦从不属任何其他的党或派或系。
国民党经过十年的困苦艰难,在国内国外俱不顺手。在国内有军阀的敌人,亦有军阀的同伴。在国外,日本不愿中国之成功,欧美亦报中山先生以淡漠。而这时四出招徕者有苏联,中山先生遂采取了联俄容共政策,国民党再改组,近于苏联方式。
我至今不解,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左右何以中山先生会联络一向压迫南方革命党的奉张、皖段?又何以北方的国民军在酝酿时不早点告诉南方?南北相呼,彼此都加声势,不必落军阀之手,而对国际亦不必一面倒去!在膺白方面我所知道的,他埋头酝酿,而力不在手,事无把握。
在北方,我们不敢提容共之事。我个人只有两次经验:一次在北京,不知如何同我妹妹性仁,提到我们住房的房地契,她说:这些都将无用了。她的屋是举债而得,夫妇二人积年卖稿偿债,成功比我的更辛苦。她言下甚为沉重。又说:现在还可能,多吃点鸡吧,将来没有得吃。她的身体比我坏,需要营养,有此感觉。我的说法不同,预料要苦,在不苦时先练习起来。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们姊妹间为未来生活而讨论到的话。又一次在天津,膺白已南归,我亦将动身,膺白来信有给张敬舆先生的一页,叫我面交,信内的话很简单,大意有两点:一、“洪水”有挽救可能,二、希望他在北方亦努力,使国家早统一。敬舆先生看信后,当我面,照膺白嘱,将信焚去。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冬膺白南归后,蒋先生几次叫他入党,膺白不愿。蒋先生是十分好意,在国民政府下从政,必须是个国民党员。要发言有力,必须是个中央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中执、中监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又国民政府以中央政治会议为最高行政决策机关,而中央政治会议系由中央执行委员所组成。不是党员则不能参与这些事。又膺白屡次言“法”和“制”和“党的组织”,他的意思:国家要立“大法”,政府要有合理的“制度”,党要有合理的“组织”。这些亦须是党员才有资格建议。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春,我们从南昌到九江,正要坐船到上海,其时膺白离开蒋先生还不过一二天,忽然杨虎(啸天)匆匆赶到,面交一封蒋先生的信,信内别无他事,只是膺白的入党志愿书,上面介绍人张静江先生和蒋先生自己都已签了名,只待膺白自签。膺白没有签名,原件由杨带回。蒋先生初到上海,一日在亚尔培路我们家里,谈到政治,又谈到英士先生,叹息着说:如果英士先生不死,可以办党,蒋先生自己专心军事,而由膺白办政,可以合作分工。然英士先生究竟已死,而膺白始终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预党的政治。那日何以有这段谈话我不如道,我因参加送客,在他们很闲散的神气中,听着上述几句。其时亦正是汪精卫、宋子文二先生一同到吾家来,他们二位以前没有到过吾家,以后亦未再到这所房子,匆遽进来是寻蒋先生的。我不大了解宁汉与左右派争执的真点,尤其人事上忽左忽右的变化经过。大概这是在汪与陈独秀共同宣言之际,只记得第二日报上登出蒋先生声明与汪合作之事。亦记得膺白看了报,觉得那日他和蒋先生谈话不是如此,颇惋惜这变化。当时汪从苏联归,宋从武汉来,都尚称为左派的。
民国十七八年之际,有一次报载河北省党部指导委员中有膺白名字,当时不解原委。后来闻知几位老同志以为膺白当然是党员,如此不必再经过入党手续。蒋先生如此容忍一个倔强的朋友,老同志如此要为他开方便之门,而膺白终不动心者,不是矫情。
膺白对当时党的组织、政治作风、政治制度,均有异议。这些异议他大概都对蒋先生陈述过。在北伐告成之后,他觉得蒋先生已经是全国数万万人共戴的领袖,不必以党自外于国民。在党有左右及地区派系之别,而在国只要为国家人民做事,可心无二用。他曾列举一个领袖的成功,国民要多少负担,民国以后袁世凯用国家多少钱,段祺瑞用国家多少钱,他当时说的数目好像是四五万万元。袁、段二人都错过了机会,没有导国家上建设之路。他劝蒋先生快准备对国民的成绩。他说之再三。依我印象,蒋先生对这类话都很倾听,不然膺白不会说而再三。蒋先生是继承中山先生的人,对中山先生有知己之感,革命党中尚有元老很多,他必须站在现有党的立场。膺白则以为清党而不改其组织,则有其短处而无其长处,失去可得之人心,错过机会是可惜的。
膺白对于国民政府下政治制度之异议:一为委员制,一为头重脚轻现象。委员制人多而不负责,结果不是被不负责任者误事,即是成就负责任者之独断,事无大小集中一人,多半是由此制度而养成的。中央政府及省政府组织复杂庞大,亲民之官——县长——愈无力亦无能。膺白主张“多级总揽制”,分层分职,而负全权全责。看后章他自拟的上海特别市组织章制,与他和国联政制专家晏纳克先生的谈话(见《感忆录》沈觐宜先生文)可以知之。早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初,他和蒋先生讨论过改革制度如下电:
前在镇江所谈“改革制度”建议案,急需执行委员会及政治会议迭次议事录全部为参考,可否饬检一份寄沪?如系秘件,请借用数星期,即可归还也。云阳二。
电稿无月日,我记得膺白到镇江是民十六(一九二七)春夏之际,穿夹衫而去,单哔叽衫而归。他一件灰色哔叽单长衫,我不小心交洗衣作去洗,缩得甚短,未曾觉察,放在小箱内。回沪时我见他穿着不成样子的长衫,几乎失笑,他告诉我在镇江还穿着游行。他说:没有知道蒋先生有许多本家在镇江业商,这次欢迎蒋先生,蒋先生一路步行,推膺白前走,观者不知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是何人。电中所谈当即是那时的事,后来不知有何结果。仅自上海特别市起,有非委员制之地方政府。膺白建议过省与县之间恢复府制,则后来之行政督察专员有其义而不尽同。
下面是膺白对国民党改组的建议鳞爪,见于日记:
十八年一月十二日陈果夫君来谈党之组织,拟为三月间开代表大会之备,予仍以去秋所说各节为主张,即纵面改组取二级制,横面改组取分类专门委员会制,庶几地方之流弊少,而党员分类归队,则知识可以提高,团结可以巩固。
二十年三月三十日徐佛苏君来函论时局,最后有三断案:“(一)不反对党治,但欲以党治国,必先以才治党;(二)现制度凌乱错杂,当局无论如何奋发,决无成效;(三)不先谋经济建设,决不足以剿灭‘共匪’。此断案如不决心改革,恐多则三年,少则二年,社会各方面必有群起决算之一日。”全函约三千言,均期望成功甚切者也。予故作函复之,内有“名言高论,无任敬佩,而尤以最后所列三断案,对于时局全般之观察,完全与弟相同。年来每与当局晤,必言及此,且言必尽量,言不一次。惟因缘——历史关系、环境关系——既由渐而成,亦必由渐而化,局内人之应付,当不如局外人进言之易,个中苦情,吾辈当深谅之也”等语。
日记里亦有蒋先生派陈布雷先生来谈宪法之事。膺白所为蒋先生代拟改组党部提案如下:
为请改善党部组织,借以顺应大势巩固党基案:
办法一:纵的方面拟改为中央党部及地方党部两级制(地方党部指各省党部,各特别市党部而言),但因特殊历史关系,得设特种地方党部,如海外党部是。
理由及说明:查世界各国政党组织,除俄美外大都采两级制。苏联之政治主张与吾国情势扞格,不能采用,姑勿具论。若言美国:(一)因非一党专政,各政党各须运用其在乡党部之势力,竞选候补总统之直接选举,故有采用多级制之必要;(二)因产业发达,教育普及,下级党部之组织又极简单,故耗费极少,人才易得,有采用多级制之可能。今吾国以一党治国,县市以下各级党部在竞争选举上之作用,不若美国各政党之殷切,即将来推行宪政后,似亦未能采取美制,由人民直接选举候补总统。而依农村衰败之现状观之,兴复地方事业尚非指顾可期,不特才能卓异之党员,无法使之屈居于乡野,即具一能一技识力比较充备,德行稍可称道者,亦往往为都市所吸收,以是乡区间所可容留之党委,自难望其尽为优秀之人才。驯至青年学子,才识未充,即抛弃其求学之光阴,滥竽其间,坐误岁月。谨愿者莫展一筹,同于冗吏之虚设,狡诘者不守分际,横召民众之怨尤。及时改善,实属要图。矧今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已有定期,吾党政策应力减公帑之资助,渐进于自给之一途。坐是诸因,各省党部各特别市党部以次之各下级党部,实已无永久存留之必要,亦似不必耗此竭蹶维持之物力。至所遗各下级党部之指挥联络监察事宜,可改由该管省党部或特别市党部派出委员或秘书干事巡回办理,以免偏废。或疑下级党部一经停止,将失本党在乡之实力,予反动者以活跃之机会,殊不知党治下之县市地方政府,自有其制压反动之天职,而在乡党员之报告,省市党委之巡查,均足以助政府之不足,彰显著之功能,固无庸作鳃鳃之虑也。
办法二:横的方面,拟于执行委员会之下,视事实需要,酌设各种专门委员会,为各项问题研究设计之枢机(如外交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另设总务部,以总管党部各项事务,并得分处办理秘书、组织、宣传、编纂、财务、庶务等工作。
理由及说明:本党既为吾国惟一重要之政党,其对于国家所负政治隆替之责任,异常重大。全体党员自不能不于各项政治问题,有相当之训练,具真切之体认,实为从事政治工作者必须具备之基础条件。因此党部组织,自应注意于此,细察现制似尚无此项基本组织。偶有待决要案,辄由少数负责之高级委员开会商决,或更临时延致专家仓卒研讨,多数党员于实际政治上殊少研究之机会。纵于政治会议设有分组,但一人兼任二组以上者不在少数,且其分配标准亦未必依据学识经验。素习技术者或令预闻外交,专精财政者或令侈谈教育。一堂聚讼,于案情始末,事态趋向,难免有不尽洞明之处,致扼要中肯之谠言,每为似是而非之议论所掩,未由贯澈。欲求以正确敏活之手腕,迅赴事机,殆不可能。上述改组办法,乃系将本党党员各就其学识经验,并择其效力较大兴味较深者,分别各加入一个专门委员会。自经选定之后,无论服何公务,营何事业,其对党无可诿卸之职责,即为调查、研究、设计该委员会主管之各项问题。求知攻错,趋于一的,终身以之,不轻旁骛。诚以如此组织,每一专门委员会内均可以养成多数专家,遇事本其学识经验,从容不迫,相互为确切之讨论与判断,以资应付。肤浅之争既无发生之可能,纷纭之见亦必易趋于一致。如是分工合作,劳逸可均,丛脞可免。久而久之,党部本身,将因各种委员会对于主管问题体认之真切,益坚其信赖。同时各专门委员会又懔懔于党付托之专,职责之重,各奋忠忱,敬恭其事。整个党部之主张及设施,必渐见其完整而有力,利溥效宏,其有裨于国家盖非浅鲜。至总务部之职掌,纯为处理党内日常应行实施之事务,如秘书、组织、宣传、编纂、财务、庶务等工作是(如有特种地方党部之设置,应于总务部下增设特种党务处以管辖之)。惟关于宣传及主张事项,应依据各种专门委员会所提供之意见及材料,暨其提经执行委员会议决交办之方案行之。至其分处办法,应视实际需要而定。
上举纵横两方面改善办法,系为巩固党基,使组织更臻完密训练易着功能起见,先为原则上之建议。至将来实施之时,在纵的方面,应否于各省各特别市以下党部停止之后,每县设书记官一员,使任传达及联络之责;在横的方面,应否于各种专门委员会设置之名额,加入之资格,酌予规定;并应否遴选学问渊博经验宏富之人,任各种专门问题领导研究之责,拟请大会于通过原则后,发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详拟实施细则,分别施行。是否有当,敬候公决。
这个代拟的提案,听说后来交给了陈果夫先生。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阎冯之战,是中国内战中最伤元气的一次。有人归过于这场战事,以为如果无此战,政府用不着请东北军入关,而后来日本侵略我东北,中国亦还拿得出几支可战的军队以御外侮。当双方苦战胜负难决之际,有人到莫干山要膺白下山调停,他痛苦得说不出,内战是他最反对的事,而这次两面都是他共过患难的朋友,看上章《南归》徐州之会,和他亲笔的马电、艳电、感电,他虽不是舌战群儒的诸葛,亦堪比惟愿玉成的鲁肃。事仅两年,战事又起,他无能为力,没有下山。战事了后,有人拟庆祝凯旋,膺白电政府直言不可,传说中双十节举行的凯旋式并未实行。蒋先生在国府纪念周且说:“此种重大之牺牲,无论为敌为友。总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之沉痛语。
几个朋友为预防将来及祈求长久和平之计,有所商量建议,下面摘节膺白的日记:
十九年十月七日李石曾兄到,乃继续昨晨所谈各节,复为具体之讨论,予允待蒋先生返宁,赴宁访问一次,石曾并同意我所提各点:(一)蒋先生兼全国剿匪总司令,汉卿(张学良)副之,欲变换方向,引导至有用之地也;(二)党部按照民十六予所提纵面横面两层改组法,切实断然改组;(三)为中央与地方之切实合作起见,予供献“参政院”办法;(四)为政府与人民之切实谅解起见,予以为可用“最高经济会议”机关解决之。果如是,则党政军三者均有相当之改良办法,或可渐引政治入轨,而保持较长岁月之和平。
十九年十月八日李石曾、张公权二君先后到,共午餐,并商决:由予起草对时局改良党、政、军三项办法。又决议由公权担任调查内战间接损失,由予担任转托湛侯调查直接损失,拟编一册《内战之所得》,广为分送,为大大的和平运动,期以半年内完成。
这次膺白由莫干山回沪,系由石曾先生之电促。石曾先生是中央执行委员,他要膺白同往南京,以为膺白可向蒋先生说话。膺白拟行而终未行,建议稿交给石曾先生带去。
公权先生甫自海外归国,他看了世界情形,对本国有不少感触。在欧洲时,他有信给膺白历述所感想,及梦中与膺白剧烈讨论政治情形,他所看到是属于财政金融经济方面的事。从外国回来,对本国特别焦急而热心的人很多。可惜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是一磨人洪炉,渐渐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终至壮气萧然而止。他们预拟的小册子一直无暇着手,不到一年,东北的外患就逼上来了。膺白在拟议的一个月中,作了一篇《祈祷和平》之文,因次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这篇文章交由石曾、公权二先生送登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同日登出,是从来稀有之事,可见当时一般人厌恶内战的心理,拥护这个主张。艺员程砚秋正上演一个剧本,以“苛政勐于虎”故事为背景,初名“荒山泪”,一时亦改称“祈祷和平”。
以下节录膺白《祈祷和平》之文,原文见十九(一九三〇)、十一、十,上海各大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