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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在日本进过学校，二次革命后亡命在日本小住，及以后过路二三次，为时均不久。勉强看日本文，并不深入，不敢说对日本有何认识。但在我的《回忆》里要写“济案”和《塘沽停战协定》等事，这完全是对日关系。这两个问题影响我的国，影响我的家，我不能不写。不容我不想一想：日本究竟是如何一个情形，而如此欺我中国？膺白在世时，直接当济南惨案及塘沽停战之冲：为这两个问题，前后受大谤，为国家故，他愿过则独受。在当时折冲之苦，与事后隐忍不言，真是“打落门牙带血吞”“万箭穿心”“腹背受敌”各种成语的滋味都尝到。为国家，我不敢怨；然“国家”今如此，我岂能忘！
中国革命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甚大，亦得到日本志士的同情赞助。但一般人不甚研究日本，国交愈恶时，愈不屑研究。下两章《宁案》《济案》，我以性质不同之事相联而论，为宁案时的日本态度，比英美两国均温和而忍耐，可知日本政策亦有伸缩不同，而我们更有了解其国情之必要。我所知道的日本真是微乎其微，我只有一个笼统的印象，得之普通书报或耳闻的零星片段。怕一般的中国人连我这点印象都未加意，故不管肤浅，我说出来。我并不能代表膺白：膺白对日本，时常在佩服、疑惧和期望之中，与我随时在无意中片段谈及，而没有过具体的整个讨论。兹述我的印象大致如下：
三百年前，清军入主中原，我浙余姚朱舜水先生（之瑜）到安南，到日本，心存乞援复国。安南人对他无礼，他不能留。日本人准其登陆，且破例准其永居；知他是中国儒者，敬礼有加，向他问礼问学，有的还分俸养他。日本最有势力的诸侯——实摄国政的源光国父子——事以宾师之礼，留他住在他们的釆邑江户（即东京），到他晚年特许招他在中国的子孙一人来侍奉他：他的孙子快到日本时候，他怕这孙子已经没有明朝衣冠，叫他宁穿日本衣服来见，不愿睹清廷胡服。他死，源氏葬他在平素爱好的樱花园里：源氏——就是日本明治维新“诸藩归政，尊王攘夷”的领袖诸侯，世所周知的德川公。在朱舜水集中有不少他答弟子们的信，比洙泗之风，且饶有人情味。朱舜水先生在异乡做了王者师，影响日本人情政治，而三百年前中国人还拿日本与安南等量看。
一百年前，日本还是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
一八三〇年代，（美国）屡次与日本进行通商不成。在北海捕鲸的美国渔人遭遇风险到日本海上，常被当作盗贼治罪，或被禁锢。一八五三年七月，比亚士总统遣柏利提督，14柏利现多译为佩里，这里指美国海军准将、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佩里。佩里前往日本，是受美国第13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之命，并不是受皮尔斯之命。率兵舰四艘，到日本东京湾，日本高估柏利实力，于一八五四年三月与之订约，开二小埠。从此日本终止其锁关政策，立意步武西方强国，为黄色人种在世界抬头。以珍珠港事变论，柏利做的或是错：在当时，美国是得到通商之益的。
以上节译巴克教授着《美国通史》。
美国几只小兵船的示威，打开了日本闭关政策，更警醒了日本上下人心，于是有“尊王攘夷”口号，于是有日本维新。中国人何以被更多的兵船警不醒？警醒而又麻木呢？明治维新（一八六七至一九一二年）是改藩设县，诸侯归政天皇，亦即是全国统一。从此定宪法，立国会，兴工商业，普及教育，装备海陆军。不到半世纪，日本的工商品推行世界，日本的邮船航行全球，日本的教育吸收几万中国学生，日本的武器足以供给强大海陆军，日本的海陆军在十年内击败两个老大邻邦——中国与俄国。俄国割送半个库页岛，中国则琉球、台湾、旅顺、大连，加上赔款。我生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年，中日战争是我对近代史很敏感的一页。膺白在日本学军事测量，熟悉库页岛割分故事。中国庚子拳匪之乱，八国联军进我北京，光绪母子仓皇西狩，“拳匪”固幼稚，联军亦极野蛮。当时的日本军队，号称最守秩序，日本力自尊重，而表示文明和纪律。执世界牛耳之大英帝国，与订《日英攻守同盟》条约。欧美人从此发见天之选民，不定是白种人。这是日本不世出之天皇明治，以及无数忠君爱国的人民，和维新时代许多有建国精神的政治家合力奋斗之结果，言之令人忻慕。
膺白在日本读书，正当日俄之战。他学测量常在乡间选点，一日要走几个山头，寄宿民家，见日本人民之勤俭、耐劳、好学、爱国。不论车夫使女，工余人手一张报纸，他们用不着政府或特殊组织来训练或指导，自然而然了解其国策国情而能合作。我记述过膺白的日文教师江口先生，后来做他很好朋友，是他寻书的同伴，亦是他买书的代办。穷读书人逍遥书店之乐，男女老少均然。膺白译过《旅顺实战记》，原名《肉弹》，是日俄之战一个中尉樱井忠温所作，战争毁去他一臂，这书是左手写，还有左手画的一张战画。这书不但在日本再版无数次，欧美都有其译本。以日本武职“将”“佐”“尉”各三级共九级而言，中尉是第八级，比他再低只有少尉的一级，程度如此！此人后来再到旅顺凭吊战场，著书名《铳后》，江口先生寄来请膺白再译，膺白未暇为之。译《肉弹》时在前清，意在振励吾人。《铳后》出时，中国已勇于内战，不能再扬人武功了。即在《肉弹》，译者亦重在：“此何地也？而有此战！”旅顺是中国的土地呀！
江口先生曾为我讲日本两个军神的故事：乃木大将和广濑中佐。乃木是日俄之战攻旅顺要塞的统帅。俄国人在旅顺筑的要塞十分坚固，要塞之外满布通电的铁丝网，一道道深厚的濠沟。日军屡进不能越过。当时的日本是悉索敝赋，倾国家力，不能旷时日久，必须急战速决。乃木两个儿子——胜典、保典——都在攻旅顺的部队里。他第一个命令给大儿子的一队向前攻，全军覆没，儿子死焉。第二个命令给小儿子的一队，又全军覆没。两个儿子相继牺牲，两次全军覆没的尸身填满了濠沟，于是人人感动，效命当先，攻下旋顺。这是半世纪前的人海战术，主将首先丧其爱子。凯旋之日，乃木有诗曰：“王师百万征强虏，野战功成尸作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歌今日几人还！”他岂但难见父老，他难对他的太太，他们绝了后，他郁郁想自杀。明治天皇识其意，对他说：“我活着，你不可死！”请他做“学习院”院长——学习院是日本皇族及勋戚子弟读书的学校：请如此一位为国家立盖世功勋的名将做校长，使这些生而安乐的青年知道国家的光荣是如何拿国民的血肉生命换来的。乃木活到明治天皇死，灵柩出宫发第一响礼炮，在家切腹自杀，室内放着两个儿子的照片。简单的遗物，有遗嘱托太太送给指定的人。太太静子亦早识其意，等他死后亦自杀。
另一军神广濑中佐的事：日俄战时，日本海军力远不及俄国。传说在一个酬应机会，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在俄国军舰上故意在不经意小地方碰一碰，回来察看白手套上有小污点，知道俄舰并不如表面之洁净。日本陆军仿德国，海军仿英国；洁净是重要条件之一，他们是事事侦探过而准备的。俄国海军分开在东海（旅顺口）及北海（波罗的海）两处，相距甚远，日本海军当局设计阻止俄国两个舰队之会合，要先将旅顺口封锁，以分其力：封锁的方法是拿船来沉在海口。有名的三菱造船厂主捐献旧船四十艘，广濑中佐自告奋勇率领着沉没在旅顺口外，完成任务。这不是“敢死”而是“必死”。旅顺口铁锁横江，俄国的东海舰队困住不能用，远来的波罗的海舰队遂被日本海军一击而破，决定了日俄海军胜负。
不但日本军人如此献身，和资本家如此献财。维新元勋之风格，如西乡隆盛只有外衣一袭；一日，开御前会议，候他不至，急足往催，他正在家里张衣烘火候干。伊藤博文到朝鲜，有人警告他可能遇险，他甘心拿最后的生命作日本合并朝鲜主权土地的代价。不但知名之士如此，日本女子、日本小学生，宁走较远的路，出较多的钱，买较劣之日本自制货品，不贪价廉物美的外国货。
这样上下一心的“建国热”，究竟把日本建国成功了。看我中国，岂曾有一于此？亡命时，一日膺白与我倾谈，我们许多有建国抱负的人，生活均不足示范于人。当时我们自责，甚至归罪到上海租界，租界生活五光十色，足以销人志气，与一般内地实在太不相同了。我们见得到先进国家之“建国蓝图”，而不知各人须自备之“建国精神”和自经之“建国路程”。
在日本合并朝鲜以前，中国人对之大都有好感，存敬意。日俄之战，所争是中国的土地，但多数中国人同情日本，帮助日本，对日本战胜喝釆，把“甲午”“庚子”之事忘记。中国人固自不争气，对日本是不念旧恶，仁至义尽的。所以然者，中国当着殖民主义之洪流，欲图自强，不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须步武日本，得日本之好意援助，且以日本为有色人种争光之先锋。弄到中国人厌恶日本，崇拜西洋，是后来的事。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明治天皇及多数元勋均已死去，但日本武力和产业经济，基础已固，因缘时会，他不战而胜，陈兵海上，辗转运输，大发“世界难”财。对中国积极实行其侵略，不但遏住了中国一线自兴之机，他自己的成功，亦即为其后来之祸患。经过如下。
因日英同盟之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在远东属地都赖日本海军保护。一九一四年秋，我们在新加坡亲见日本将校“以天下为己任”的尊严态度，和英国下级军官向之敬礼情况。参战国家的物资输送亦由日本海军护航，直至地中海；日本海军的气势大张。又因参战各国无暇东顾之故，不得不默认日本在东亚行动。于是日本对中国为所欲为：二十一条之提出，操纵安福系政府，占领青岛，武力承袭德国在中国的权利。日本在中国欲独霸，山东成为问题，均自此始。日本的陆军从此亦跃跃欲试。
日本海陆军人，因欧战之故，正轻心以掉天下事，而战后一般空气——一般想望，以为：德国战败——黩武者缩头，世界从此不要战争。华盛顿会议决定英美日海军军缩，比例为“五·五·三”，国际联盟又提示普遍裁减陆军。巴黎和会中国不签字，华盛顿会议议决日本归还山东权益，在日本以为列年徒劳，受国际挫折。又加军备受限制，职业军事减少，军人失去重要性，拥护天皇万世一系的日本皇军，向来成仁取义白刃可蹈的，忽然伤了自尊心。这是后来军人出轨的第一刺激。
日本工商业应战时各国需要，又填补各国平时市场，生产骤增，获利无算。社会上新添不少资本家暴发户，财无处用；这些暴发户生活奢侈，举动若狂。我和膺白在欧洲看见各国在战后生活之苦，不论战败的德奥人民饱暖为难，即战胜的英法亦家家寒酸。接到在日本一个朋友信说“成金举止若狂，一夕吃五百元一客的饭”；“成金”系日语暴发户。此种豪奢举动不但大违日本向来勤俭之风，为有识者所侧目，金钱万能还影响日本政治。到后来，各国工商业渐渐恢复，这些新兴的资本家市场减少，寻求市场与保持已得势力之心愈切，他们本身亦成问题。
明治维新是西方技术制度与东方道德精神的结合品。日本是圣君贤相的领导政治，多于人民代表的政党政治。日本当时有两大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他们代表资本家的色彩重。资本家生活引起社会厌恶，于是政党亦不受重视。后来政友会做了军阀工具，与侵略中国大有关的田中义一，即以大将而为政友会总裁而组阁的。政党徘徊在军阀财阀间，后来被所谓少壮军人一脚踢在旁边。
苏联革命以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流传日本，学术界与知识青年亦有“左”倾思想，不像从前之单纯国家观念可以克服一切。
日本是通国皆兵制，除特别免役，男子无不当兵，大部兵源在农村。他们面对着矛盾，以他们生命换得的国家光荣，为另一部人所享受，所恶用。因工商业特殊发展之故，财富集于都市，人口亦向都市集中，农村甚形困苦。他们心下不平，很易听少壮军人指使。
日本虽同英国一样——君主立宪，皇室不问政；然日本天皇系半神半人，平日不问政是超人之故，国有大事则仍决于天皇御前会议。直到其政变时止，日本是元老政治。元老是维新以来一脉相承的重臣，已退休而负重望，为一般人所知晓，天皇所信任。元老平日住在与实际行政有若干距离的乡庄，身虽闲散，心以国家大事为常课，左右有各种问题的专家，他自己对国际及本国过去未来的事能密切注意。他的门生故吏满天下，但不利用为个人利害。元老要做到“宁静致远”，亦须保持“淡泊明志”。国家养成了这种人，在要紧时征求其对问题的智慧和公正意见。不是崇德报功，亦非优游林下，更不可作土豪劣绅。这种元老要靠本身，亦要有机会，要靠社会容许他能公正，是可遇不可求。在最后一个元老西园寺公望以前，日本的政治一直有赖于元老的贡献。即使平常更换一次内阁，旧内阁向天皇递辞呈，报上立刻见到元老奉召入京，天皇听取他的意见后，他立刻离京回家，不再逗留。
这种家长制度——重臣制度，维持日本政治的安定和维新的完成，使国家有充裕时间提高社会各方面的水准，在日本是成功的。吾人在中国书上见到的政治修养和社会憧憬，在散漫辽阔的中国未生效力，在日本是实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有大转变，日本亦然。日本原来的政治重心动摇，而新的重心还未诞生。海陆军人是日本建国柱石，靠他们，日本扬威武于世界。日本海陆军出自两个藩族系统：陆军由“长藩”，海军由“萨藩”；虽然各由一个系统包办，却不像我们的割据把持，贩私运土；他们有不可摇的中心信仰——天皇和国家。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故天皇与国家不可分。日本军人虽不结党营私，但他们有强烈的功名心，他们的功名心亦与他们的国家观念不可分。原有的忠君爱国观念，加上对政治现状不满而欲刷新，和个人强烈的功名心；这三件事骨子里暗含有极右的国权主义，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因和主力。日本国民性向来能服从，尤其军人所受军事教育，故其法西斯运动虽以佐官阶级的少壮军人为中心，必须推戴较高地位之领袖以号召，而执行其政策与办法。他们的政策——初只是空洞的“刷新政治”。他们的办法——内则“发动政变”，外则“实行侵略”，以武力造成他们所想望的事实。推出来的领袖不给他们满意，立刻挥之使去，另戴他人，故日本法西斯有无数立功酿祸的人，而始终没有坚强的领导人。他们与德国、意大利不同，没有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他们是从下而上的。这些被推戴被利用的一时领袖，只有替他们支持政局，替他们在国际圆诳，替他们将既成事实合法化，替他们将错误作为功劳。佐官阶级的人在很短时期都成大将。野心的人借法西斯以自重，平凡者不敢开罪。内阁、政治家被刺者踵相接，莫敢谁何。
在日本从有纪律的“建国热”到无拘束的“侵略狂”，首当其冲者是我中国。自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是蓄意要报复的。他们的军备物资，准备不止一个战场的作战。日本亦有不少自由思想的人，亦有比较在世界大处着想而同情中国的人，但到他们为自己立国生存，则不论朝野文武，没有不思向外扩展，到这分际，将不惜阻碍中国的成功。
中国与日本国交，不拼个你死我活，即须在此夹缝中谋两全。两国间能见到此而努力的人不很多，而阴错阳差的事实，则往往随时随地而生。大隈重信是自由主义的人，他办的早稻田大学吸收过不少中国学生，然而为中日间致命伤的“廿一条要求”出于大隈内阁。犬养毅是中国革命党几十年老友，他对二次革命后纷纷亡命渡日的人，极力主张准许居留，然承认伪满洲国却在犬养内阁任内；距他被暴徒刺死前不久。中国方面亦然，中山先生是最早见到且得到日本同情的人，而中国最大的排日运动出于国民党。
本来日本在中国久已染指的是我东北，其理由为他们国防、工业和移民的主要线。大隈重信组阁时，日本驻英大使加藤高明回国任外交大臣，向英相格雷辞行，谈到日本与我东三省关系的重要，加藤提到日本在东三省投资，培植了不少树林。格雷答以“日本不但植林，还浇过血”；一言丧邦，格雷此语实启日本从此积极侵略中国之主因。日本原来所希望者旅顺大连租借之展期，各国在中国租界地大都是九十九年为期。旅顺大连，乃甲午中日战后日本已得而由俄国从中欺诈以去——日俄战后日本再从俄国手里夺得之物；租借期只廿五年，日本亦想做到九十九年。加藤提出植林，表示此非朝夕之功，格雷承认日本洒过血，是默契其特权。这个消息带回东京，于是野心者更加小事化大，此即“廿一条要求”所由起。读者知此时中国为何时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袁世凯称帝前数月也！袁氏签此丧权辱国条件，从此辽东半岛外，山东半岛亦招来了日本势力。
袁氏称帝不成而死，继之者在中国是段祺瑞当政，此即世所周知的“安福系”，勾结日本，借日本大外债，名为参加欧战而实未出一兵，练兵仅为内战征伐南方。“廿一条”中一部分在袁世凯时所保留者，段祺瑞时又默许之，此五四运动之由来也。
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人处心积虑以准备，中国则倾心欧美，鄙视日本，而并不自求振作。中国人倾心欧美，咎由日本自取。然鄙视日本，影响日本大多数人心里，使他处处要做到中国人所崇拜之欧美无可奈何他，而使中国人心服。这点，中国人虽错，日本人是更错了。
北海之熊之俄国，昔为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所恐惧而诱之东向，日俄之战日本以地利、人和幸胜。共产苏联实为日本肘腋之患，国民党联俄容共，与日本是不相容的。这一时期的日本，对中国欲纵又收，忽收忽纵，知中国统一运动不可遏，亦知中国倒向苏联于日本不利。中国若在清党以后，各派不相争而相合，不但中国有复兴之机，对日本亦自有主动周旋余地。苏联是不喜中日弃嫌隙而合作的，共产党更不喜。无乃日本终无其度量，一着着做得使中国无与可亲之道。中国亦不求诸己，不归杨则归墨，欲利用日苏而终为日苏所利用，坐待痈之养大，不可收十。
济南惨案以后，日本派佐分利出使中国。关于佐氏与膺白间谈话，和二人对东亚的看法，我大概零星已经说过。膺白认他为能见远处，知道中日间亦须相忍为治之一人。当时日本以为田中在济南酿了大祸，使中国了解日本的人不能立足，派佐氏使华以求转圜。但膺白已经去位入山，中国民气益愤慨而无可解说，日本亦并非真有觉悟。佐氏在短短使华期中，颇得中国人之认识，向来不求了解日本的人甚喜其态度。佐氏欲来莫干山晤膺白，膺白再三推辞，请各到杭州灵隐参佛，如此相值，膺白亦不肯。佐氏归国述职，忽以自杀闻；自杀被杀无人知，但几希之有心人又弱一个。
重光葵继佐氏任，具体而微。其时日本法西斯军人已开始行动，在东三省之陆军酿成满洲事变，而在上海之日侨与海军陆战队亦肇成淞沪之战。据重光氏自言，在沪经过中国排日分子道路稽迟及查问，均忍耐不使酿成问题，而淞沪开火前数小时，上海市长吴铁城实已接受哀的美敦全部条件，日本野心者必欲肇祸明矣。重光葵解职回国时，曾告膺白：“日本军备始终为两面作战准备，实力直在十年前之上”；他解说此乃友谊，非外交官的话，暗示我们勿低估日本实力，“十年前”即华盛顿会议。淞沪停战，他在医院待签约而后割去其伤腿，恐生事之辈横生枝节。我见过当时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纪录，因这次接触而发见对方的人情。听过人说起一个宴会席上重光葵的演说，他指着桌上鱼翅谓：“日本出鱼翅而不会烹调，经过中国厨子之手乃成美味。”这外交辞令以示合作有道；然其时他们的外交官已经只有“从恶”与“补苴”之二途了。
塘沽停战后，政整会委员之一——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说：“日本人除开侵略中国之外，样样都好，事事可佩而可学的”；此话中国人未必听得进，亦已经太迟了。
膺白常常以“英美”“德奥”关系，想望“中日”，虽有争，各相尊重，而事适相反。试想中日间如能结善缘，互利而利人者，今日之亚洲为如何耶？斯世人道之责任，岂不可以分担一部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由战败而复兴，有大转变。中国亦有大转变。今日之因，又将为他年之果，殷鉴不远，一切看彼此及各自的努力了。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