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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记忆所及，与检视膺白在政整会任内，他与蒋先生及行政院汪院长往来电报，完全为国家，文字中寻不出一句不谅解之言与一件不谅解之事。国难要比民十七（一九二八）济南案件严重得多，但政府搭配得分工合作，比济案时散漫情形不同。济案时，蒋先生是北伐总司令在前方，日军所提无理要求都送到总司令部。南京国民政府尚未经国际承认，国府主席谭延闿向日内瓦国际联盟申诉不受理，外交部长黄郛对日本外交部的抗议亦无效。日本军人已开始不受其政府约束，而我们是前方后方责任都在蒋先生。后来是蒋先生派张岳军先生到日本，日本派松井石根，同到济南，劝制日军师团长福田，福田亦见旷时并不能持久，搞不出更多的祸患，而下场的。
这次，是北平、南京、南昌一个三角架，不是民十七的一直线。可以分责任，亦有伸缩。这个形势倘支持多几年，能够：一待蒋先生国内大业澈底成功，二待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冲突在中日战事之先，则中国元气之伤不致如此。可借日本军人不容等待；中国政治不能等待；连膺白的健康亦不及等待；廿四年（一九三五）起他病了，廿五年（一九三六）冬他去世了。
我必须回头记几位关心膺白的人，第一感谢胡宗南将军，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膺白离沪北上的次日，吾家来了个陌生客人，持有胡将军的介绍片，门房告以已经动身，乃留地址而去。我忽然记起去年膺白从蒋先生处回来，告我在长江轮船遇一少年军官，自我介绍为“胡宗南”，言济案时在总司令部，亲见膺白的决断与勇敢，有甚深印象。这正与一些歪曲宣传相反，我不胜知己之感。见片即请一朋友回访来人，知系戴雨农（笠）先生，受托照顾膺白。后来由膺白指定一秘书，随时与通消息，廿三年（一九三四）我们南归，在杭州与戴先生同过一次席，同座系本省军警界人，对膺白的工作均了解，膺白这日感动而喝醉了酒。胡宗南将军，那时似系第一师师长。
在华北有两师中央军，我知道蒋先生都写过信。一九六四年在台湾承黄达云（杰）摄赠原函如下，黄是当时驻华北师长之一。
杰弟同志大鉴：驻平环境复杂，应时时谨慎，膺白先生为中患难之交，弟等应事之如事中，诸事须随时请教，得益必非浅鲜也。顺颂戎祉，中正手上。
廿三年八月廿二日
我必须记一对可敬爱的老朋友：张溥泉（继）与崔晳云（震华）伉俪。溥泉先生是发表为政整会委员辞而不就者之一，不知何故他到北平未告膺白。一次蒋夫人到平，无意中提及溥泉嫂去看她为故宫博物院事，我始知溥泉嫂亦在平，回头即去看她，她是我天津女师同学。溥泉嫂是一热情心直口爽的人，甚为念旧。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天津大水灾，我们两家恰巧都住天津，溥泉先生正在广东，膺白骑了马去看她，她已回避高地，但佣人告诉她膺白涉水而往水到马腹之事，以后她每见我或膺白总要提起此事。这日我到她家，她说溥泉先生在何敬之先生席上遇见膺白，回家告诉她“黄膺白黑瘦黑瘦”，她说：“我回答他当这个差使还能白胖白胖？”“一个待朋友肝胆的人，会对国家不肝胆？如何听几个后进之言，而疏远一个老同志？”这时溥泉先生进来同坐，这些话大半听到。我禁不住说了许多实情与苦楚，尤其对国事的焦急。他二位静静听我，我告别时，他二位同时问我次日下午是否在家，我答有空当再来，他们说不是答访而是看看膺白。次日我们四人相叙半日，便饭而别，溥泉嫂对我说过的话，又对膺白说一遍，说得很多，最使我感动的，饭后我去看茶之际，溥泉先生特意走过来告我：“今天虽然我内人说的比我更多，但她所说我完全同意。”这样早期革命同志的天真态度，令人永不能忘。
膺白当华北之任，他本人有两个弱点：一是“真”，他真而日本少壮军人毫无诚意；二是“想解决问题”，而日本人正时时处处制造问题，永无止境。但他亦有其强点，其强点在“守正”，无论日本人中国人不能向他说私话小话。他对日本的认识，使走江湖式的人骗不了他。他对本国的忠诚，使“人”或“派”的恩怨利害动不了他。他对朋友尽直接建议之责，而从不在他方面作责备之语。我检视他对部属的电报，都甚客气，处事有错，常自认过。对蒋先生电反最率直。他不赞成一党制，屡建议改良，然从不在外唱高调，以博社会之同情。他从来没有借过日本人之款，与日本人从不谈“钱”字，亦从没有插嘴或经手买任何外国武器。用外国人废炮废枪杀本国人是他最反对之事。日本人从不敢请他聘用日本顾问，他始终独立而不倚。
我尝想，膺白对日本军政两界用的精神，如果用到经济界企业界，是否还要实际？膺白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所得其上下一心之“建国热”印象太深，以为任何一界的日本国民无不与政治有关。个人且守中国旧说“官不营利”之训。日本人与中国人一不同之点，与日本人谈到国事须处处存以戒心，然个人则人情味极浓，商人尤守法重德。《塘沽协定》后，膺白标“安定人心，整顿生产”之旨，有日本实业家愿供资本，谓如不愿借款，可在中国银行存款供透支，以二千万至三千万元为数。膺白答以：华北首在裁兵，然后兴利，略计项目须五万万，不敢零星浪费。这是他临时以大计划来推托，阻其好意。事曾面报中央。
停战后，膺白第一次南归在廿二年（一九三三）八月初，他往牯岭，我回莫干。临别曾劝他辞职，他态度甚坚决，以为接收尚只初步，祸根尚多，责任未完，不可贻难事于后人。第二次南归在廿三年（一九三四）四月，则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句，求去甚力。这年的六月，在杭州与蒋先生相晤；蒋先生住澄庐，我们住钱王祠葛宅，岳军先生住西冷饭店，均在西湖边。一日，膺白从澄庐深夜归来，欣然告我蒋先生谅解他不再回北平，态度如释重负，我们决定次日一早上莫干山。就寝不久，电话铃响，主人听后转告，系岳军先生的电话，请膺白明晨稍迟动身，尚有要事面谈。杭州的夏天甚热，我们所住客房在三楼，热气紧逼，入夜未散，经往返传话，我怀疑膺白辞职事又有变，心事提起，一夜未能入睡。次晨不到七时，岳军先生已至，谓昨夜别后，蒋先生重又电西冷饭店请他去，问膺白究为何事坚决不肯回任。岳军先生答以种种内外困难之外，恐我之劝阻亦一原因。蒋先生嘱其先留住膺白，当再来面谈。是日一早，蒋先生出席航空学校典礼，礼毕即来钱王祠，入门呼我，坐定问我为何阻膺白北行。我当时有点火气，答言：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蒋先生说我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我谓华北有一片亡国景象，蒋先生说：惟其如此，吾们更不可放手。终叫我勿阻膺白北行。上一晚，蒋先生当比我们更迟休息，这日晨当比我们都早起。其时他穿军装，主人欲开电扇，他止不用。我穿着蓝夏布衫，还摇扇不已，膺白见这情形，示意我勿再多言，他无言再上征途，虽始终无补于国，其不得已之情可见也。
膺白曾几次向汪先生口头或书面请解职，汪先生总言“三人共挑一担，一人息肩，余人亦只能放下”，与蒋先生联名来电亦如此说。一次曾言，如膺白定不北返，则请担任其所兼之外交部，膺白只得哑然而行。廿三年（一九三四）九月廿日陈博生先生之北平《晨报》有《黄郛氏返平与华北》一文言：
氏之出而主持华北外交也，尝以跳身火坑自喻。年余迄今，备尝艰苦，对外则看尽强敌之狰狞面目，对内则听尽国人之冷笑热嘲，而国论纷呶，幼稚病深入肤理；政府决策，负责心每虞动摇。氏处内外夹攻之中……焦虑腐心，不言自喻。战区接收问题，保安队开入战区问题，察变与后此之察东问题，方（振武）、吉（鸿昌）之进扰平郊问题，层出不穷，横生枝节，人之所以破坏我玩弄我者，无不各尽其极，而国人不竞，又复甘为利用……执迷不返。年来华北种种不幸事件之接幕连演，皆所以加重黄氏对外因应之困难。氏之一再南下，一再言辞……每次……于千呼万唤中返平复职，此中消息……氏纵不言，固应为识者所共谅也……羽毛之爱，贤者所同，乃竟出此，以身许国，设非对国家有真挚之热情，谁为之……黄氏过去，职在以外交求安定。自今以后，则应以建设求繁荣。去岁黄氏……曾以力求振作为言……今兹北返，度外交内政乃至个人所处地位之种种困难，当已获得中央当局之充分谅解，而赋以负责处理之权……黄氏其挟曙光以俱来乎？懔华北关系国家民族之重，翘企望之！
同日《京报》《华北对黄郛之期望》文曰：
前年榆关失守……平津岌岌……黄郛奉命北上……国中虽尚有不能谅解之人，而华北则无不感其出死入生之德……窃以为黄氏最初北上，虽为应付华北外交，而其官职实为整理华北政务，政务外交……两者皆其分内事。顾人属望于黄氏者多为外交，吾侪则属望其整理政务尤切。黄氏尝言今日华北最大危机，为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将华北放弃，认为已无可救药，我们应先除去此种心理……昨对北平记者谈话，欣幸华北丰收，可以积极努力，无负天惠，并举江西行政制度与工作人员……实例相勖。华北今为国防第一线，冀察两省尤为情形复杂，外有浪人横行，内有汉奸捣乱，加以贪污土劣之敲诈，溃兵土匪之骚扰，民不聊生，已达极点。为政者首当选任廉正刚果之长官……于各县县长及公安局长尤宜特别注意……至于溃兵土匪，半由生活窘迫而来，半由官府放任所致。倘军政长官严约部曲，努力清乡，保卫民业，增加生产……外国浪人上无贪污土劣为向导，下缺溃兵土匪为爪牙……则其势孤理缺，虽欲横行，岂可得哉……今日华北最大危机，确如黄氏所言，在于人心陷溺，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心，靡有极力振作之想。寇未至则搜括私财，敷衍公事，寇至则弃民而逃耳。民疾首蹙额于苛政匪祸之下，生活毫无保障，寇至则纳款投降耳。似此情景，华北如何一日能安？黄氏既首识其症结……则发摅雄图，以救华北，吾侪皆当引领以待之，诚意以祷之。黄氏将如何从事实上慰我华北诸父老耶？
《大公报》廿三年（一九三四）十月六日《北平政整会第五次大会》文曰：
……查华北自《塘沽协定》成立，地方粗见和平，而满目疮痍，民生早穷于救济。中央既力与愿违……就财政言……华北之有补于中央，而地方之整理善后几乎纯赖自力。政整会成立于军事倥偬时机急迫之会，当局者无量精力悉以对外，若夫循名核实，整理政务，则当自今日始。据传黄氏提出之案，有训练行政人员及养成农村人才诸端，并为切合实际需要之举。吾人居恒主张国家刷新政治，救济民生，须从慎选地方官吏入手。近年东南各省，业已着眼于此……华北各省，则人力财力莫不相形见绌。而吏治之不修，人民之望治……至于乡村情形之凄惨，农民生活之不安……其在河北、察哈尔两省曾经兵祸或邻接战地之处，民生困苦直不啻人间地狱……且有许多地方，迄为外人势力所及之区，政情特别……若无常识丰富、机警干练人员，承乏县长及公安局长……则随时、随地、随事，皆有发生交涉，扩大问题之虞，而事实所限，不特此类特殊地方难得合格之才，即通常内地亦不尽有循良可用，是则训练行政人员……实为不容再缓之事。其农村人员，则职在启迪民智，指导生产……如近年河北、山东改良棉产……成绩已着，亟待扩充，有赖于农村工作之普遍深入，而养成人才当然又为一迫切问题……黄氏此项计划，盖为当务之急……今日华北大势，外患方兴未艾，而国防难遽布置，计惟有借安内以攘外，以经济代国防，是则改革地方之政治，收十将失之人心……缘此以富民而卫国，尚不失为自力苏生之一法，此吾人赞成黄氏提案之又一义也。
以上是华北三份在当时没有派系的大报社评，皆平心静气，求国家之力自振作，对当时地方实情亦能深切见到；此乃抗日战前华北吏治民生现状，可作历史观，我不仅借以自白自重。文章作者为谁，我均不知，无论为谁，均谨表示敬意。惜根本切要之图，当时政府尚不能顾及，诚如前章蒋先生电所谓：“中央既尚无整个应付之余暇，牵其一发，促全体弱点毕露。”膺白在这方面，未有如其所预期之贡献，人仅见其对外交是失败的，不知其对内政同样的失败。
廿三年（一九三四）膺白第二次南归述职，要求准其辞职。国民党中央党部曾派居觉生（正）、方子樵（觉慧）、陈立夫三大员视察华北，方子樵先生对北平市政府工作甚为赞许，亦有函致膺白述其意，以后对政整会苦衷常了解，留平之日较久，与袁市长常保持联络。居、陈二先生均有电致膺白如下：
上海黄委员长膺白先生：弟在平候驾久矣！此间同志与人民亦均望公如望岁，何日启行？能电示否？居正鱼。
上海黄膺白先生赐鉴：顷者立夫随同觉生先生等北来，得与各方详谈，深觉党政军各方精神上均能融洽，尤感先生维持危局之苦心，无任佩慰。报载先生不日北上，若然，则当多留数日，借聆教益，仍祈示复为祷。晚陈立夫齐。
下面是唐有壬先生转来的一封何基鸿（号海秋，曾任北大法律系教授）函抄稿：
有壬次长仁兄左右：久未通候，维起居安胜是颂。前闻左右患手疮，想已痊愈矣。阅报知藏本失踪一事已告结束，方为国称庆，不料北平西郊竟发生土匪枪杀美教士盈亨利之事。旅平外人对于斯案甚为注意。平郊所以盗匪猖狂若是者，全由官吏之养成。盗墓之匪，初时不过数人，继则集合数十人，持械实弹，警察闻风避匿。初则盗无人看守之墓，继即有坟户多人看守之墓，亦公然强行盗掘。因是距平郊百里内外，如昌平、大兴、宛平、良乡、房山等县之前朝亲贵、世家、名宦、太监、高僧等之坟墓，无一不被掘，至今日可盗之墓已尽，而变为土匪实行绑架矣。当前年盗墓之风方兴时，被害之家，当然均会一致报官追究，乃破案者百不一二。官厅不唯不努力查究缉捕，且有不可思议者，官吏与盗墓为首之匪，勾结分财。前任宛平县长陈广荫，与盗墓匪首换兰谱，前任北平公安局鲍毓麟之戚姻、公安局科长之张某，亦与匪首通消息。弟初尚不置信，继则人言啧啧，弟友在北平地方法院任推检者，亦云确有此事。去年六、七月间，宛平县人控陈广荫者至再至三，弟彼时亦备位河北省府保卫委员会委员，亦愤陈之溺职，力主撤任严惩，乃于两三月之后始调任，而仍畀以省府参议。陈去任，继之者系现任县长万某，尚不敢袒匪，惟对于办理地方民团，仍不尽力，而匪势已成矣。北平警察，旗籍人居多，素善于敷衍规避，每谓吾辈焉能以每月数元之薪津，而与匪拼命，畏匪如虎者耳。阴历正月，匪掘卧佛寺附近之墓，墓距警察住所不过数十步，警察不敢干涉，匪反将警绑于树上，哀恳始将警察放下。以后每至日落，即撤退岗位以避匪，匪视警如无物，故横行更甚。北平四郊归市府所辖，地面颇广，而市府从来未为任何设施，一切行政规划侧重城内，四郊乡民徒增税捐之担负（县辖地方如房捐、牲畜捐、车捐，市辖地面均有之），不能享受任何利益。警察人少械缺，除遇事威吓乡民之外，无维持治安之能力。道路失修，学校不设，故都近郊，人民风气之闭塞尤过于外县。沈鸿烈氏在青岛之治绩值得称赞者，尚在其对于青岛市以外之乡村行政有办法。北平以文化故都，反从未注意乡村行政，不能不谓之大缺点。今后亡羊补牢之计，端在对于近郊乡村行政速为妥善规划，否则如盈案之事将迭出不已。转瞬青纱帐起，四郊治安益难维持。内政与外交本息息相关，不整理内政，而欲求外交上不贻人以口实，诚缘木求鱼。中央若仍使河北省政府、北平市政府，长此因循废弛，不为更张整饬之计，华北决难维持现状。鸿南游归来，闭门读书，不愿与闻外事，以人微言轻，纵肯饶舌，亦于事无补，徒惹人忌。（鸿屡暴露河北省府之短，省府当路云“再饶舌，当通缉”，我静候之。）惟耳闻目睹华北内政之腐败状况，愤慨不已。有鲠在喉，不得不吐。复借盈案惹起中央注意之机会，一述其积渐之由来，若得于内政有所整饬，则实国家之福，而期盼祷祝之者当不止鸿一人。辱在至交，敢布区区，如不以弟所言为迂腐，请向汪院长转陈之。肃此，祗颂公祉。弟何基鸿上言。（此函抄来无月日，当系在所谓盈亨利案后。）
河北省政府之事，膺白不能越级而行，建议甚客气，后知无效，亦遂不作主张。北平市政府之事，新市长袁良颇欲有所作为。袁本亦谙日本情形，但此次在平，专心市政，绝不参与对日外交。在平市除整顿市容励行禁毒外，一件“四郊小本生产贷款”于平民最实际有益。举行几次生产比赛，鼓励改良种子和办法，款由金城银行借贷。华北必须从生产纳“游民”“游兵”于正轨，膺白在提议合作会时已见到。合作会委员中除社会知名之士和地方负责人员外，有周作民先生，即为他与金城银行热心合作事业之故。此外北平市已设计“故都文物整理”之事，目的在将北平建设成一世界文化都市，而冲淡政治性。膺白与袁市长讨论这件事时，北宁路局长殷桐生常参加。他们第一步计划为修理名胜古迹，添设旅馆，甚至以一部分宫殿改作旅馆，以吸引国际游客。此举在北平旧有各种条件下，均不难实行。路局提供了有关交通的意见。他们亦谈到北平水利之事，有利于发光发热，亦可以增添山水游观之乐。
“故都文物整理会”。由中央与地方合作，已经通过成立，惜经费尚无着落而时局已非，未得如愿进行。在此以前，北平市政府曾修理明永乐长陵。修墓之意向有二：其一因何基鸿君之信，拟扩展平市精神至四郊，而长陵为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宏大之一；其二表示必守华北之决心。膺白重修长陵碑文之一段曰：
明成祖经略朔漠……燕都逼近边疆，首当其冲……独毅然建北京而定鼎焉……盖岩疆也，而视为全国首要之地，竭全力以副必守之决心。故终明之世二百七十有七年，燕云十六州不致踏晋、汉、周、宋之覆辙。
此文非膺白亲笔，然“必守”之意见是膺白的。
廿三年（一九三四）五月，日本东京有铁道展览会，我铁道部派北宁路局长殷桐生前往观光，政整会请其顺便考察日本政情。膺白对日本外交，常与殷桐生谈，大意先安军人之心，使文人渐渐抬头，外交入于常轨，中国争取主动，可让者不待其拔刀相向，不可让者虽拔刀无用。我听到他们谈过植棉，从前清张之洞督鄂时沿平汉路散发农产物种子，利益农民，至周馥（玉山，清末官津海关道，直隶藩司，并护理直督及北洋大臣，其子学熙任民初财政总长）在华北植棉致富各种掌故。华北植棉与日本为两利之事，但不能在侵略计划中行之。经济开发之事正多。殷到东京，所见各界要人较任何使者为多，自军政实业各界以至社会各种座谈会，及于妇女界。他曾对我述其在妇女界一次座谈会的谈话如下：“主妇们一定听到报告，中国人如何排日，日本在华投资皆失败，而欧美人皆成功。举一事为例，英美烟公司在中国，除重要执事数人从外国来，此外河南、山东种烟叶之农民、工人、商店之店员、公司之职员，中国人靠此生活者不知凡几，利益共同，故成败互助。日本在中国所经营之事业，人事自经理以至门房，用品至职员所吃酱油，无不由日本来，一切与中国人无涉，如何能获得中国人之合作与拥护！”殷动身往东京前，膺白曾与谈将华北与关东军间纠纷一扫而空，然后取消停战协定，外交循正常途径，而两国有识之士方得谈亲睦之道。以下为膺白致殷途中的一封电：
上海京沪路黄局长转殷桐生兄：号（二十）电悉。弟意（一）取消协定。（二）协定如未能取消，最少亦应要求善意的互守，勿时时为扩大解释；如此次派舰至北戴河护侨，海兵并未登陆，而彼等仍欲提抗议，谓为违反协定。似此一再利用协定，扩大解释，其内侵之势，北及于多伦，南延至海面。若并此而不能做到，是国家主权将为我等希望和平主张提携者断送殆尽，我人将自谓之何？以双方地方当局各自发一宣言为替代，当无流弊。（三）联航问题，好在兄前已有“黄先生根本不预备办此事”之语与对方说过，此番不妨继续前次态度以测验之。（四）通邮归地方办，可依照前定原则进行。如能推归中央办，原则当然可另议，但我等仍愿从旁协助。惟战区纠纷，如保安队之无理限制，沿边日伪军之久驻不撤，李（际春）石（友三）残部之无法整理，日鲜浪人之无法取缔，多伦、沽源之久占不返等等，为我辈在华北感受最苦痛之事。盼兄勿馁气，勿灰心，破釜沉舟为最后之努力。郛马。（未注年月，应为廿三，四，廿一）
殷在东京有一长函派人送归，节录要点如下：
膺公赐鉴：（一）日本政局暂可小康，大致可维持至明年议会改选时期。内阁国策审议会之作用，仅在防止极右派之抬头。军人高唱改革，趋势已渐由中级干部下移于下级干部，表面似势力膨胀，将来反映于政治者必为一种暴力行动。现在有识者几无一不以此为隐忧，但无一敢出诸其口。关于政治谈话，极端在恐怖状态之下，无论何人，座有生客即噤口不敢言。凡有实力之任何政党及法西斯，均无获得政权之望，如床次、宇垣、若槻，均为阿私者所揣摩，其实毫无把握。
（二）对华政策仍不统一，广田虽努力标榜亲善，军部仍未肯一致行动，甚且南辕北辙，表示其反对方面之动作，在在与以难堪，惟广田暗中与军部仍保持若干联络。前晤谈时，广田曾暗示将率先为中国提高国际地位，殆系指交换大使问题而言，但军部仍表示反对。
（三）对华北一切问题，中央各部均异常隔阂，殆完全委之关东军及驻屯军处理，故一切情报亦均似是而非，彼等如何说，中央便如何听，屡以缓和或废除停战协定之说试探各方空气，对我所陈述，几无人不共鸣，但结论总不外“不妨与关东军商之”一语。各方均提及航空问题，一致主张应速容忍解决。广田、重光等则对上海、福冈线亦主张甚烈，谓中国事实上能与美、德合办航空，为何不能与日本联络？无论千言万语，难使彼等释然。
（四）东来后行动，除列席第一日之会议外，余日均努力与各方面接触，说明我方现状（如本日与近卫文麿公爵谈话记录之例），探询彼方趋势。计已经单独晤谈者，为驹井、加藤、币原、大仓、松井、重光、广田、坂谷、尾崎、水野、床次、铃木、若槻、内田、冈部……数十人。
（五）此次东游感想之最著者，莫若此间人士对军部之慑息。欧战后产业膨胀，某一时期军部备受轻视，未几有大正十二年之大地震，幸赖军部有统制的维持首都治安，未使社会受紊乱之影响。嗣后满洲事变发生，乃将政治经济社会舆论全部置于军部统制之下，开疆拓土，打破随从外交窠臼，予国民以自尊心之满足。对内揭发政治黑暗，对各政党以迎头痛击，得国民多数之同情。形成军权特重之势，要不外乎一种反动现象，虽非朝夕之间所能消失，但日趋缓和，毫无疑义。我国此时，无论如何应极力容忍，认定危机之所在，努力避免触发。
（六）深觉应速努力将此间一切情形介绍国人，俾国人先有深切认识之后，方可与谈对日问题。如国家感此必要，甚愿抛弃一切，同适当之士，专任此项艰巨之工作；即不然，甚愿私人肆力研究，期以一年，必能稍有所得，以资献替。
（七）自抵东以后，每日均六时即起，深夜方息，喉舌枯竭，形神两惫，而日志整理，更须时日。北方如无特殊变化，拟请给假数日；其实北方纵令有紧张消息，亦无非为末梢神经之作用，无关大局也。附上与广田、近卫谈话记录各三份，借备分陈关系方面一阅。殷同再拜。（廿三、五、十三）
殷回平后，曾以其当时所记拍纸簿一束，边看边报告膺白。所记甚简单，报告甚详细，最同情的为币原前外相，最起敬的为高桥藏相。币原是日本近代外交家中有世界眼光的人，沈阳之变，他比拟日本吞满洲如吞炸弹，急欲中止收篷，中国人未能应，日本军人更恶之，以此下台。谈话外，曾传语膺白为国事勿灰心，膺白是为日本而牺牲的中国人，伊是为中国而牺牲的日本人。高桥是清其时年逾八十，为日本国民所钦敬，其谈话之条理清晰，非急功短视之辈可比。我们叹中国人不肯研究日本，实则日本人亦为少数野心之“支那通”所蒙蔽，真了解中国者亦不多。以下照录殷君拍纸簿上所记币原谈话：
1.日本人想吞并满洲实不可能，彼处大多数人民其根源均在中土，日本枉在彼处为生命及金钱之牺牲，结果仍是一场空也。
2.中国政府应以公使为交涉对手，不可只顾军人。蒋招铃木谈话，在彼认为看轻日本政府，故以后凡事应努力与公使接洽，由双方协力使外交归于常道。
3.中日具体的合作，当自经济始，合办汽车工厂如何？
4.航空问题甚严重，是殆中国有中美、中英（彼原语如此，当是中德之误）合办之航空公司，最刺激日本人之感情，故日本要求合办，亦正所谓机会均等之主义。中国当局仅一味为不顾事实之拒绝，感情焉能不尖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