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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记忆所及,与检视膺白在政整会任内,他与蒋先生及行政院汪院长往来电报,完全为国家,文字中寻不出一句不谅解之言与一件不谅解之事。国难要比民十七(一九二八)济南案件严重得多,但政府搭配得分工合作,比济案时散漫情形不同。济案时,蒋先生是北伐总司令在前方,日军所提无理要求都送到总司令部。南京国民政府尚未经国际承认,国府主席谭延闿向日内瓦国际联盟申诉不受理,外交部长黄郛对日本外交部的抗议亦无效。日本军人已开始不受其政府约束,而我们是前方后方责任都在蒋先生。后来是蒋先生派张岳军先生到日本,日本派松井石根,同到济南,劝制日军师团长福田,福田亦见旷时并不能持久,搞不出更多的祸患,而下场的。
这次,是北平、南京、南昌一个三角架,不是民十七的一直线。可以分责任,亦有伸缩。这个形势倘支持多几年,能够:一待蒋先生国内大业澈底成功,二待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冲突在中日战事之先,则中国元气之伤不致如此。可借日本军人不容等待;中国政治不能等待;连膺白的健康亦不及等待;廿四年(一九三五)起他病了,廿五年(一九三六)冬他去世了。
我必须回头记几位关心膺白的人,第一感谢胡宗南将军,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膺白离沪北上的次日,吾家来了个陌生客人,持有胡将军的介绍片,门房告以已经动身,乃留地址而去。我忽然记起去年膺白从蒋先生处回来,告我在长江轮船遇一少年军官,自我介绍为“胡宗南”,言济案时在总司令部,亲见膺白的决断与勇敢,有甚深印象。这正与一些歪曲宣传相反,我不胜知己之感。见片即请一朋友回访来人,知系戴雨农(笠)先生,受托照顾膺白。后来由膺白指定一秘书,随时与通消息,廿三年(一九三四)我们南归,在杭州与戴先生同过一次席,同座系本省军警界人,对膺白的工作均了解,膺白这日感动而喝醉了酒。胡宗南将军,那时似系第一师师长。
在华北有两师中央军,我知道蒋先生都写过信。一九六四年在台湾承黄达云(杰)摄赠原函如下,黄是当时驻华北师长之一。
杰弟同志大鉴:驻平环境复杂,应时时谨慎,膺白先生为中患难之交,弟等应事之如事中,诸事须随时请教,得益必非浅鲜也。顺颂戎祉,中正手上。
廿三年八月廿二日
我必须记一对可敬爱的老朋友:张溥泉(继)与崔晳云(震华)伉俪。溥泉先生是发表为政整会委员辞而不就者之一,不知何故他到北平未告膺白。一次蒋夫人到平,无意中提及溥泉嫂去看她为故宫博物院事,我始知溥泉嫂亦在平,回头即去看她,她是我天津女师同学。溥泉嫂是一热情心直口爽的人,甚为念旧。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天津大水灾,我们两家恰巧都住天津,溥泉先生正在广东,膺白骑了马去看她,她已回避高地,但佣人告诉她膺白涉水而往水到马腹之事,以后她每见我或膺白总要提起此事。这日我到她家,她说溥泉先生在何敬之先生席上遇见膺白,回家告诉她“黄膺白黑瘦黑瘦”,她说:“我回答他当这个差使还能白胖白胖?”“一个待朋友肝胆的人,会对国家不肝胆?如何听几个后进之言,而疏远一个老同志?”这时溥泉先生进来同坐,这些话大半听到。我禁不住说了许多实情与苦楚,尤其对国事的焦急。他二位静静听我,我告别时,他二位同时问我次日下午是否在家,我答有空当再来,他们说不是答访而是看看膺白。次日我们四人相叙半日,便饭而别,溥泉嫂对我说过的话,又对膺白说一遍,说得很多,最使我感动的,饭后我去看茶之际,溥泉先生特意走过来告我:“今天虽然我内人说的比我更多,但她所说我完全同意。”这样早期革命同志的天真态度,令人永不能忘。
膺白当华北之任,他本人有两个弱点:一是“真”,他真而日本少壮军人毫无诚意;二是“想解决问题”,而日本人正时时处处制造问题,永无止境。但他亦有其强点,其强点在“守正”,无论日本人中国人不能向他说私话小话。他对日本的认识,使走江湖式的人骗不了他。他对本国的忠诚,使“人”或“派”的恩怨利害动不了他。他对朋友尽直接建议之责,而从不在他方面作责备之语。我检视他对部属的电报,都甚客气,处事有错,常自认过。对蒋先生电反最率直。他不赞成一党制,屡建议改良,然从不在外唱高调,以博社会之同情。他从来没有借过日本人之款,与日本人从不谈“钱”字,亦从没有插嘴或经手买任何外国武器。用外国人废炮废枪杀本国人是他最反对之事。日本人从不敢请他聘用日本顾问,他始终独立而不倚。
我尝想,膺白对日本军政两界用的精神,如果用到经济界企业界,是否还要实际?膺白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所得其上下一心之“建国热”印象太深,以为任何一界的日本国民无不与政治有关。个人且守中国旧说“官不营利”之训。日本人与中国人一不同之点,与日本人谈到国事须处处存以戒心,然个人则人情味极浓,商人尤守法重德。《塘沽协定》后,膺白标“安定人心,整顿生产”之旨,有日本实业家愿供资本,谓如不愿借款,可在中国银行存款供透支,以二千万至三千万元为数。膺白答以:华北首在裁兵,然后兴利,略计项目须五万万,不敢零星浪费。这是他临时以大计划来推托,阻其好意。事曾面报中央。
停战后,膺白第一次南归在廿二年(一九三三)八月初,他往牯岭,我回莫干。临别曾劝他辞职,他态度甚坚决,以为接收尚只初步,祸根尚多,责任未完,不可贻难事于后人。第二次南归在廿三年(一九三四)四月,则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句,求去甚力。这年的六月,在杭州与蒋先生相晤;蒋先生住澄庐,我们住钱王祠葛宅,岳军先生住西冷饭店,均在西湖边。一日,膺白从澄庐深夜归来,欣然告我蒋先生谅解他不再回北平,态度如释重负,我们决定次日一早上莫干山。就寝不久,电话铃响,主人听后转告,系岳军先生的电话,请膺白明晨稍迟动身,尚有要事面谈。杭州的夏天甚热,我们所住客房在三楼,热气紧逼,入夜未散,经往返传话,我怀疑膺白辞职事又有变,心事提起,一夜未能入睡。次晨不到七时,岳军先生已至,谓昨夜别后,蒋先生重又电西冷饭店请他去,问膺白究为何事坚决不肯回任。岳军先生答以种种内外困难之外,恐我之劝阻亦一原因。蒋先生嘱其先留住膺白,当再来面谈。是日一早,蒋先生出席航空学校典礼,礼毕即来钱王祠,入门呼我,坐定问我为何阻膺白北行。我当时有点火气,答言: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蒋先生说我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我谓华北有一片亡国景象,蒋先生说:惟其如此,吾们更不可放手。终叫我勿阻膺白北行。上一晚,蒋先生当比我们更迟休息,这日晨当比我们都早起。其时他穿军装,主人欲开电扇,他止不用。我穿着蓝夏布衫,还摇扇不已,膺白见这情形,示意我勿再多言,他无言再上征途,虽始终无补于国,其不得已之情可见也。
膺白曾几次向汪先生口头或书面请解职,汪先生总言“三人共挑一担,一人息肩,余人亦只能放下”,与蒋先生联名来电亦如此说。一次曾言,如膺白定不北返,则请担任其所兼之外交部,膺白只得哑然而行。廿三年(一九三四)九月廿日陈博生先生之北平《晨报》有《黄郛氏返平与华北》一文言:
氏之出而主持华北外交也,尝以跳身火坑自喻。年余迄今,备尝艰苦,对外则看尽强敌之狰狞面目,对内则听尽国人之冷笑热嘲,而国论纷呶,幼稚病深入肤理;政府决策,负责心每虞动摇。氏处内外夹攻之中……焦虑腐心,不言自喻。战区接收问题,保安队开入战区问题,察变与后此之察东问题,方(振武)、吉(鸿昌)之进扰平郊问题,层出不穷,横生枝节,人之所以破坏我玩弄我者,无不各尽其极,而国人不竞,又复甘为利用……执迷不返。年来华北种种不幸事件之接幕连演,皆所以加重黄氏对外因应之困难。氏之一再南下,一再言辞……每次……于千呼万唤中返平复职,此中消息……氏纵不言,固应为识者所共谅也……羽毛之爱,贤者所同,乃竟出此,以身许国,设非对国家有真挚之热情,谁为之……黄氏过去,职在以外交求安定。自今以后,则应以建设求繁荣。去岁黄氏……曾以力求振作为言……今兹北返,度外交内政乃至个人所处地位之种种困难,当已获得中央当局之充分谅解,而赋以负责处理之权……黄氏其挟曙光以俱来乎?懔华北关系国家民族之重,翘企望之!
同日《京报》《华北对黄郛之期望》文曰:
前年榆关失守……平津岌岌……黄郛奉命北上……国中虽尚有不能谅解之人,而华北则无不感其出死入生之德……窃以为黄氏最初北上,虽为应付华北外交,而其官职实为整理华北政务,政务外交……两者皆其分内事。顾人属望于黄氏者多为外交,吾侪则属望其整理政务尤切。黄氏尝言今日华北最大危机,为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将华北放弃,认为已无可救药,我们应先除去此种心理……昨对北平记者谈话,欣幸华北丰收,可以积极努力,无负天惠,并举江西行政制度与工作人员……实例相勖。华北今为国防第一线,冀察两省尤为情形复杂,外有浪人横行,内有汉奸捣乱,加以贪污土劣之敲诈,溃兵土匪之骚扰,民不聊生,已达极点。为政者首当选任廉正刚果之长官……于各县县长及公安局长尤宜特别注意……至于溃兵土匪,半由生活窘迫而来,半由官府放任所致。倘军政长官严约部曲,努力清乡,保卫民业,增加生产……外国浪人上无贪污土劣为向导,下缺溃兵土匪为爪牙……则其势孤理缺,虽欲横行,岂可得哉……今日华北最大危机,确如黄氏所言,在于人心陷溺,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心,靡有极力振作之想。寇未至则搜括私财,敷衍公事,寇至则弃民而逃耳。民疾首蹙额于苛政匪祸之下,生活毫无保障,寇至则纳款投降耳。似此情景,华北如何一日能安?黄氏既首识其症结……则发摅雄图,以救华北,吾侪皆当引领以待之,诚意以祷之。黄氏将如何从事实上慰我华北诸父老耶?
《大公报》廿三年(一九三四)十月六日《北平政整会第五次大会》文曰:
……查华北自《塘沽协定》成立,地方粗见和平,而满目疮痍,民生早穷于救济。中央既力与愿违……就财政言……华北之有补于中央,而地方之整理善后几乎纯赖自力。政整会成立于军事倥偬时机急迫之会,当局者无量精力悉以对外,若夫循名核实,整理政务,则当自今日始。据传黄氏提出之案,有训练行政人员及养成农村人才诸端,并为切合实际需要之举。吾人居恒主张国家刷新政治,救济民生,须从慎选地方官吏入手。近年东南各省,业已着眼于此……华北各省,则人力财力莫不相形见绌。而吏治之不修,人民之望治……至于乡村情形之凄惨,农民生活之不安……其在河北、察哈尔两省曾经兵祸或邻接战地之处,民生困苦直不啻人间地狱……且有许多地方,迄为外人势力所及之区,政情特别……若无常识丰富、机警干练人员,承乏县长及公安局长……则随时、随地、随事,皆有发生交涉,扩大问题之虞,而事实所限,不特此类特殊地方难得合格之才,即通常内地亦不尽有循良可用,是则训练行政人员……实为不容再缓之事。其农村人员,则职在启迪民智,指导生产……如近年河北、山东改良棉产……成绩已着,亟待扩充,有赖于农村工作之普遍深入,而养成人才当然又为一迫切问题……黄氏此项计划,盖为当务之急……今日华北大势,外患方兴未艾,而国防难遽布置,计惟有借安内以攘外,以经济代国防,是则改革地方之政治,收十将失之人心……缘此以富民而卫国,尚不失为自力苏生之一法,此吾人赞成黄氏提案之又一义也。
以上是华北三份在当时没有派系的大报社评,皆平心静气,求国家之力自振作,对当时地方实情亦能深切见到;此乃抗日战前华北吏治民生现状,可作历史观,我不仅借以自白自重。文章作者为谁,我均不知,无论为谁,均谨表示敬意。惜根本切要之图,当时政府尚不能顾及,诚如前章蒋先生电所谓:“中央既尚无整个应付之余暇,牵其一发,促全体弱点毕露。”膺白在这方面,未有如其所预期之贡献,人仅见其对外交是失败的,不知其对内政同样的失败。
廿三年(一九三四)膺白第二次南归述职,要求准其辞职。国民党中央党部曾派居觉生(正)、方子樵(觉慧)、陈立夫三大员视察华北,方子樵先生对北平市政府工作甚为赞许,亦有函致膺白述其意,以后对政整会苦衷常了解,留平之日较久,与袁市长常保持联络。居、陈二先生均有电致膺白如下:
上海黄委员长膺白先生:弟在平候驾久矣!此间同志与人民亦均望公如望岁,何日启行?能电示否?居正鱼。
上海黄膺白先生赐鉴:顷者立夫随同觉生先生等北来,得与各方详谈,深觉党政军各方精神上均能融洽,尤感先生维持危局之苦心,无任佩慰。报载先生不日北上,若然,则当多留数日,借聆教益,仍祈示复为祷。晚陈立夫齐。
下面是唐有壬先生转来的一封何基鸿(号海秋,曾任北大法律系教授)函抄稿:
有壬次长仁兄左右:久未通候,维起居安胜是颂。前闻左右患手疮,想已痊愈矣。阅报知藏本失踪一事已告结束,方为国称庆,不料北平西郊竟发生土匪枪杀美教士盈亨利之事。旅平外人对于斯案甚为注意。平郊所以盗匪猖狂若是者,全由官吏之养成。盗墓之匪,初时不过数人,继则集合数十人,持械实弹,警察闻风避匿。初则盗无人看守之墓,继即有坟户多人看守之墓,亦公然强行盗掘。因是距平郊百里内外,如昌平、大兴、宛平、良乡、房山等县之前朝亲贵、世家、名宦、太监、高僧等之坟墓,无一不被掘,至今日可盗之墓已尽,而变为土匪实行绑架矣。当前年盗墓之风方兴时,被害之家,当然均会一致报官追究,乃破案者百不一二。官厅不唯不努力查究缉捕,且有不可思议者,官吏与盗墓为首之匪,勾结分财。前任宛平县长陈广荫,与盗墓匪首换兰谱,前任北平公安局鲍毓麟之戚姻、公安局科长之张某,亦与匪首通消息。弟初尚不置信,继则人言啧啧,弟友在北平地方法院任推检者,亦云确有此事。去年六、七月间,宛平县人控陈广荫者至再至三,弟彼时亦备位河北省府保卫委员会委员,亦愤陈之溺职,力主撤任严惩,乃于两三月之后始调任,而仍畀以省府参议。陈去任,继之者系现任县长万某,尚不敢袒匪,惟对于办理地方民团,仍不尽力,而匪势已成矣。北平警察,旗籍人居多,素善于敷衍规避,每谓吾辈焉能以每月数元之薪津,而与匪拼命,畏匪如虎者耳。阴历正月,匪掘卧佛寺附近之墓,墓距警察住所不过数十步,警察不敢干涉,匪反将警绑于树上,哀恳始将警察放下。以后每至日落,即撤退岗位以避匪,匪视警如无物,故横行更甚。北平四郊归市府所辖,地面颇广,而市府从来未为任何设施,一切行政规划侧重城内,四郊乡民徒增税捐之担负(县辖地方如房捐、牲畜捐、车捐,市辖地面均有之),不能享受任何利益。警察人少械缺,除遇事威吓乡民之外,无维持治安之能力。道路失修,学校不设,故都近郊,人民风气之闭塞尤过于外县。沈鸿烈氏在青岛之治绩值得称赞者,尚在其对于青岛市以外之乡村行政有办法。北平以文化故都,反从未注意乡村行政,不能不谓之大缺点。今后亡羊补牢之计,端在对于近郊乡村行政速为妥善规划,否则如盈案之事将迭出不已。转瞬青纱帐起,四郊治安益难维持。内政与外交本息息相关,不整理内政,而欲求外交上不贻人以口实,诚缘木求鱼。中央若仍使河北省政府、北平市政府,长此因循废弛,不为更张整饬之计,华北决难维持现状。鸿南游归来,闭门读书,不愿与闻外事,以人微言轻,纵肯饶舌,亦于事无补,徒惹人忌。(鸿屡暴露河北省府之短,省府当路云“再饶舌,当通缉”,我静候之。)惟耳闻目睹华北内政之腐败状况,愤慨不已。有鲠在喉,不得不吐。复借盈案惹起中央注意之机会,一述其积渐之由来,若得于内政有所整饬,则实国家之福,而期盼祷祝之者当不止鸿一人。辱在至交,敢布区区,如不以弟所言为迂腐,请向汪院长转陈之。肃此,祗颂公祉。弟何基鸿上言。(此函抄来无月日,当系在所谓盈亨利案后。)
河北省政府之事,膺白不能越级而行,建议甚客气,后知无效,亦遂不作主张。北平市政府之事,新市长袁良颇欲有所作为。袁本亦谙日本情形,但此次在平,专心市政,绝不参与对日外交。在平市除整顿市容励行禁毒外,一件“四郊小本生产贷款”于平民最实际有益。举行几次生产比赛,鼓励改良种子和办法,款由金城银行借贷。华北必须从生产纳“游民”“游兵”于正轨,膺白在提议合作会时已见到。合作会委员中除社会知名之士和地方负责人员外,有周作民先生,即为他与金城银行热心合作事业之故。此外北平市已设计“故都文物整理”之事,目的在将北平建设成一世界文化都市,而冲淡政治性。膺白与袁市长讨论这件事时,北宁路局长殷桐生常参加。他们第一步计划为修理名胜古迹,添设旅馆,甚至以一部分宫殿改作旅馆,以吸引国际游客。此举在北平旧有各种条件下,均不难实行。路局提供了有关交通的意见。他们亦谈到北平水利之事,有利于发光发热,亦可以增添山水游观之乐。
“故都文物整理会”。由中央与地方合作,已经通过成立,惜经费尚无着落而时局已非,未得如愿进行。在此以前,北平市政府曾修理明永乐长陵。修墓之意向有二:其一因何基鸿君之信,拟扩展平市精神至四郊,而长陵为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宏大之一;其二表示必守华北之决心。膺白重修长陵碑文之一段曰:
明成祖经略朔漠……燕都逼近边疆,首当其冲……独毅然建北京而定鼎焉……盖岩疆也,而视为全国首要之地,竭全力以副必守之决心。故终明之世二百七十有七年,燕云十六州不致踏晋、汉、周、宋之覆辙。
此文非膺白亲笔,然“必守”之意见是膺白的。
廿三年(一九三四)五月,日本东京有铁道展览会,我铁道部派北宁路局长殷桐生前往观光,政整会请其顺便考察日本政情。膺白对日本外交,常与殷桐生谈,大意先安军人之心,使文人渐渐抬头,外交入于常轨,中国争取主动,可让者不待其拔刀相向,不可让者虽拔刀无用。我听到他们谈过植棉,从前清张之洞督鄂时沿平汉路散发农产物种子,利益农民,至周馥(玉山,清末官津海关道,直隶藩司,并护理直督及北洋大臣,其子学熙任民初财政总长)在华北植棉致富各种掌故。华北植棉与日本为两利之事,但不能在侵略计划中行之。经济开发之事正多。殷到东京,所见各界要人较任何使者为多,自军政实业各界以至社会各种座谈会,及于妇女界。他曾对我述其在妇女界一次座谈会的谈话如下:“主妇们一定听到报告,中国人如何排日,日本在华投资皆失败,而欧美人皆成功。举一事为例,英美烟公司在中国,除重要执事数人从外国来,此外河南、山东种烟叶之农民、工人、商店之店员、公司之职员,中国人靠此生活者不知凡几,利益共同,故成败互助。日本在中国所经营之事业,人事自经理以至门房,用品至职员所吃酱油,无不由日本来,一切与中国人无涉,如何能获得中国人之合作与拥护!”殷动身往东京前,膺白曾与谈将华北与关东军间纠纷一扫而空,然后取消停战协定,外交循正常途径,而两国有识之士方得谈亲睦之道。以下为膺白致殷途中的一封电:
上海京沪路黄局长转殷桐生兄:号(二十)电悉。弟意(一)取消协定。(二)协定如未能取消,最少亦应要求善意的互守,勿时时为扩大解释;如此次派舰至北戴河护侨,海兵并未登陆,而彼等仍欲提抗议,谓为违反协定。似此一再利用协定,扩大解释,其内侵之势,北及于多伦,南延至海面。若并此而不能做到,是国家主权将为我等希望和平主张提携者断送殆尽,我人将自谓之何?以双方地方当局各自发一宣言为替代,当无流弊。(三)联航问题,好在兄前已有“黄先生根本不预备办此事”之语与对方说过,此番不妨继续前次态度以测验之。(四)通邮归地方办,可依照前定原则进行。如能推归中央办,原则当然可另议,但我等仍愿从旁协助。惟战区纠纷,如保安队之无理限制,沿边日伪军之久驻不撤,李(际春)石(友三)残部之无法整理,日鲜浪人之无法取缔,多伦、沽源之久占不返等等,为我辈在华北感受最苦痛之事。盼兄勿馁气,勿灰心,破釜沉舟为最后之努力。郛马。(未注年月,应为廿三,四,廿一)
殷在东京有一长函派人送归,节录要点如下:
膺公赐鉴:(一)日本政局暂可小康,大致可维持至明年议会改选时期。内阁国策审议会之作用,仅在防止极右派之抬头。军人高唱改革,趋势已渐由中级干部下移于下级干部,表面似势力膨胀,将来反映于政治者必为一种暴力行动。现在有识者几无一不以此为隐忧,但无一敢出诸其口。关于政治谈话,极端在恐怖状态之下,无论何人,座有生客即噤口不敢言。凡有实力之任何政党及法西斯,均无获得政权之望,如床次、宇垣、若槻,均为阿私者所揣摩,其实毫无把握。
(二)对华政策仍不统一,广田虽努力标榜亲善,军部仍未肯一致行动,甚且南辕北辙,表示其反对方面之动作,在在与以难堪,惟广田暗中与军部仍保持若干联络。前晤谈时,广田曾暗示将率先为中国提高国际地位,殆系指交换大使问题而言,但军部仍表示反对。
(三)对华北一切问题,中央各部均异常隔阂,殆完全委之关东军及驻屯军处理,故一切情报亦均似是而非,彼等如何说,中央便如何听,屡以缓和或废除停战协定之说试探各方空气,对我所陈述,几无人不共鸣,但结论总不外“不妨与关东军商之”一语。各方均提及航空问题,一致主张应速容忍解决。广田、重光等则对上海、福冈线亦主张甚烈,谓中国事实上能与美、德合办航空,为何不能与日本联络?无论千言万语,难使彼等释然。
(四)东来后行动,除列席第一日之会议外,余日均努力与各方面接触,说明我方现状(如本日与近卫文麿公爵谈话记录之例),探询彼方趋势。计已经单独晤谈者,为驹井、加藤、币原、大仓、松井、重光、广田、坂谷、尾崎、水野、床次、铃木、若槻、内田、冈部……数十人。
(五)此次东游感想之最著者,莫若此间人士对军部之慑息。欧战后产业膨胀,某一时期军部备受轻视,未几有大正十二年之大地震,幸赖军部有统制的维持首都治安,未使社会受紊乱之影响。嗣后满洲事变发生,乃将政治经济社会舆论全部置于军部统制之下,开疆拓土,打破随从外交窠臼,予国民以自尊心之满足。对内揭发政治黑暗,对各政党以迎头痛击,得国民多数之同情。形成军权特重之势,要不外乎一种反动现象,虽非朝夕之间所能消失,但日趋缓和,毫无疑义。我国此时,无论如何应极力容忍,认定危机之所在,努力避免触发。
(六)深觉应速努力将此间一切情形介绍国人,俾国人先有深切认识之后,方可与谈对日问题。如国家感此必要,甚愿抛弃一切,同适当之士,专任此项艰巨之工作;即不然,甚愿私人肆力研究,期以一年,必能稍有所得,以资献替。
(七)自抵东以后,每日均六时即起,深夜方息,喉舌枯竭,形神两惫,而日志整理,更须时日。北方如无特殊变化,拟请给假数日;其实北方纵令有紧张消息,亦无非为末梢神经之作用,无关大局也。附上与广田、近卫谈话记录各三份,借备分陈关系方面一阅。殷同再拜。(廿三、五、十三)
殷回平后,曾以其当时所记拍纸簿一束,边看边报告膺白。所记甚简单,报告甚详细,最同情的为币原前外相,最起敬的为高桥藏相。币原是日本近代外交家中有世界眼光的人,沈阳之变,他比拟日本吞满洲如吞炸弹,急欲中止收篷,中国人未能应,日本军人更恶之,以此下台。谈话外,曾传语膺白为国事勿灰心,膺白是为日本而牺牲的中国人,伊是为中国而牺牲的日本人。高桥是清其时年逾八十,为日本国民所钦敬,其谈话之条理清晰,非急功短视之辈可比。我们叹中国人不肯研究日本,实则日本人亦为少数野心之“支那通”所蒙蔽,真了解中国者亦不多。以下照录殷君拍纸簿上所记币原谈话:
1.日本人想吞并满洲实不可能,彼处大多数人民其根源均在中土,日本枉在彼处为生命及金钱之牺牲,结果仍是一场空也。
2.中国政府应以公使为交涉对手,不可只顾军人。蒋招铃木谈话,在彼认为看轻日本政府,故以后凡事应努力与公使接洽,由双方协力使外交归于常道。
3.中日具体的合作,当自经济始,合办汽车工厂如何?
4.航空问题甚严重,是殆中国有中美、中英(彼原语如此,当是中德之误)合办之航空公司,最刺激日本人之感情,故日本要求合办,亦正所谓机会均等之主义。中国当局仅一味为不顾事实之拒绝,感情焉能不尖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