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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姊《亦云回忆》自序第一语即言:“我写这个稿子,立愿甚早。”又言:“写膺白的事,起因于一句戏言,见拙作《膺白家传》,心许在假定我为后死,见本稿《分手与身后》章。”这只是说立愿之早。但就我所知,这个稿子的写成,前后当在十年以上,而且可以分成几个段落。首先为《故旧感忆录》的编印,《家传》于此有云:
先生丧后百日,朋旧有纪念之文,各述公私相与经过,事虽片段,语皆可征,第一辑六十四篇,名“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
姊给我的信中提到《感忆录》,有如此的看法:
《感忆录》为材料和评论所凭借,诸作者至今我感在心头,即《家传》亦因有《录》为证,易于取信,弟首在促成之列,故拙稿并亦拜托,以当年对坐整稿经验,信弟所见者与姊不远也。(一九五九、十一、五)
一位为姊丈写年谱而在过去并不相识的沈耘农(云龙)先生说他写稿的动机,完全因读了《感忆录》而起,此外吴相湘先生在所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对《感忆录》亦有如下的介绍:
这一《感忆录》是黄氏故旧为悼惜这一代伟人逝世而撰写的。发凡创例之初,即提出“为国家备史乘之资料,不但感逝述旧抒哀思而已”一原则,故各篇内容均甚翔实,并且还有许多直接文献的影片,尤具史料价值。(见丛书“前言”)
《感忆录》出版不久,抗战即起,其时姊居上海,初则致力于莫干山农村事业的维持,继则以身说教。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春开始写其一《半生杂记》,此为第二阶段。《家传》有云:
三十二年春,始自草《半生杂记》,其间《二十五年》一篇,往往涉及先生出处大节,然断简零篇,仅后死者以为追思缅想而已。
何以当时尚不能作长篇叙述?亦自有故,语亦见《家传》:
先生逝世未周年,而中日战起,遗稿谨藏密处,知交散在他乡,征信难全,长篇之作不可期。
由《半生杂记》进一步而撰《家传》,此为第三阶段。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七月,距姊丈之殁已十载,姊撰《家传》成,同年九月日本投降。战事既停,“谨藏密处”的材料均得起出利用,更由于胡适之先生的不断鼓励,姊乃继《家传》之后,开始写作《回忆》。“自序”说:
一九五一年,我由香港到美,在纽约晤见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是常劝人写自传的,他叫我把膺白和我几十年经过写出来……我数因烦难诉苦。胡先生说:“国如此,家如此,不寄情于工作,要发疯的。”我就如此一天天,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断断续续,不觉写成卅五章。
胡先生在致姊长函中亦说:
我在这三四十年里,到处劝朋友写自传,人人都愿意,但很少人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所以很少人能够写出像您这样有历史价值的回忆录。(一九六〇、十、九)
《回忆》写成的经过已如上述,由《故旧感忆录》而《半生杂记》而《家传》——这一连串皆在一九五一年以前。及至一九五一年以后,姊已到了美国,开始写“回忆”即自此时起,但不久又放下,至一九五八年才继续,是为“初稿”;从姊历次来信中可略见其斟酌至再的情况:
今有与弟商者,拙稿现已整理过半,除老年精神不济,最近始认真不间断,修改未必比前好,有时愈看愈不满意,故现在已整之稿决心放手不再看。(一九五九、十、三)
幼时几章此次实未改,改的几章等于重做,并不见好,只材料换了方向,故不能再动。(一九五九、十、十九)
此次仍无暇注意文字,只动了结构,放松材料,然已等于翻造,未必比先好而甚吃力。(一九五九、十一、五)
现所写者材料太多,无法平衡,何处用望远镜,何处用显微镜,本是写事要点,亦文章诀巧,姊今已顾不周到矣。(一九五九、十二、一)
最近姊等于供弟材料,姊自己的话亦是一种材料。文未看第二遍,看了即不满要改,耽误后来的事也。(一九五九、十二、十八)
此次姊只安排材料,文字不暇顾及,白话更难写好,一切依赖信托吾弟,屡次说明,弟已接受我托,不胜高兴满意,由弟大裁而姊可作顾问,我想我们一定能做好。(一九五九、十二、廿二)
姊写文言,用心处在简明,亦偶能作凸出点,但此非长篇可以顾到。写白话,常觉无安排处,又性急,故次序易颠倒,不中不西,弟在次序排列间着眼,已得了巧。(一九六〇、一、九)
今日高兴之至,写完初稿末章,小真晚间为印出,明日付邮。(一九六〇、二、廿九)
我是第一个得读《回忆》全稿的人,时为一九五九年十月,我正旅居泰国曼谷,姊则在美国纽约作客。一日接姊来信,有这样的话:
姊今买了一只柯达复影机,初意为照证件,现知可以照我草稿……今问弟近时有否功夫替我一看?我要请弟先看,为稿尚未定,弟可不客气告诉我修正……去年弟叫我请胡先生看,我曾将弟意当面提及,附以鄙意“几年来为家事烦他神处太多,今务省其精力”,他亦说:“也许君怡的判断更好。”……傅沅师与胡先生是鼓励我写的人,总想成了局气再请他看。(一九五九、十、三)
虽则姊和适之先生都是这般客气,但对我来说,能先睹为快,当然是再高兴也没有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日就收到姊由航空寄来第一批稿子,共十五章,我于次日回信说:
昨收到一大包稿子,真是兴奋极了……傍晚一口气读完,已是夜半,很过瘾。(一九五九、十一、四)
自此以后,每批寄来的稿子,少则二三章,多则四五章,均由航空,邮费相当贵,自美金四五元至八九元不等。一九六〇年三月初收到最后一批,以上皆为“初稿”。嗣又陆续收到修正稿。似并不全,是为“二稿”。一九六一年春全稿完成,决定付印,已有成议,临时因故中止。迨至一九六三年九月姊由美访台,行装中携有亲笔抄写全稿,为保存方便计,曾打字油印壹百本,原拟以之分赠好友而未果。此书无疑如适之先生所言,是一部“有历史价值的回忆录”,胡先生在致姊信中还说:
我看了您的几卷稿本之后,我的感想是……亦云夫人这部回忆的第一贡献在于显示保存史料的重要,第二贡献在于创建一种有勇气发表真实的现代史料的精神。(一九六〇、十、九)
这是适之先生对此书的评价,但姊亦有其自己的说法,此处借用姊的话:
我所记者,偏于我一家的事,沧海一粟。区区之心,向现代史家交卷,拥护研究现代史的风气。(见“自序”)
吴相湘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丛刊”第四册(一九六二年三站台北中正书局出版)于刊出姊这篇“自序”时,用的标题即为“向现代史家交卷”。这一切果然都各有其看法和说法,但姊写此书的真正用意,我以为尚另有所在;而最能道出姊这点心事的,莫过于蒋公在卅四年(一九四五)十一月二十八日为《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序文中的几句话:
亦云夫人撰此《家传》,其于逝者心事,实能推见至隐。
这几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回忆》,“于逝者心事能推见至隐”一语,实道出作者与逝者无限辛酸惊险的经历。今姊于悠长的岁月中,以坚忍的精神,卒成此书,可告慰姊丈在天之灵者,无过于此。某日我曾对姊说:“姊丈对得起国家,阿姊对得起姊丈”,意思即在此。今即用此二语,以为本跋的结束。
弟怡敬跋
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二日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