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放旷不羁 (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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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帝王亦名士</h2>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魏晋士族是由东汉中期的豪族演变来的,进而成为累世为官的世族,从此士人完成了贵族化,也使中国进入门阀政治时代。虽然魏晋时客观上仍存在一个寒士阶层,但唯一的现实是:这几百年,门阀士族和他们的文化与风尚才是绝对主流。
王仲宣即“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王粲。王粲,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人,文采斐然,深受魏文帝曹丕喜爱。他死去时,曹丕大为悲伤,亲临灵堂,对身边大臣说:“王粲在时,喜欢听驴叫,你们可各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
东汉后期和魏晋的名士率性不羁,情之所来兴之所来,是无所束缚的,很多名士都喜欢听驴叫。比如,东晋名士孙绰、孙统的祖父孙楚。
年轻时,孙楚隐而不仕,想对挚友、老乡王济说:“我当枕石漱流,做个高逸的隐士!”没想到一激动说成“漱石枕流”。
王济笑道:“流可枕?石可漱?”
孙楚笑,将错就错,让那口误转为名言:“有何不可?所以枕流,是想洗耳;所以漱石,是想砺牙!”
及至四十岁以后,孙楚才为官,其风刚毅,每多直谏,有可能是第一个质疑当时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的人。孙楚推崇王济。王死后,孙楚非常伤心,对着棺椁说:“王武子!你生前最爱听我学驴叫,现在我就再为你叫一次!”
于是灵堂上顿生驴鸣。
前来吊唁的宾客无不掩嘴而笑,孙楚抬头道:“为什么死的是王济这样的英才而不是你们!”
现在,王粲喜欢听驴叫,皇帝曹丕在灵堂上也要大臣一起学驴叫。
可以设想,约一千八百年前,在王粲的灵堂上,驴叫声此起彼伏,是何样的情形。虽然是皇帝发话,但中间却无强迫成分,意义就在这里。
曹丕本人有没有学驴叫?当然。
不拘儒家的传统礼法,从皇帝那里就这样做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安能不变?
看上去,貌似魏晋人爱好奇特,实则是亲近心性的结果,由此才可以无拘无束、自由畅达。再比如,东晋玄学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另一名士袁山松好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松柏,本逝者之树;挽歌,亦逝者之歌。这两者,本身已森然,而却成爱好。
现在,我们无法理解的,便是当时见怪不怪的。或者说,我们之所以无法理解,是因为心性早被规矩框死。而魏晋于我们的意义,即在于破除内心的樊篱。
最后,还是说说曹丕吧。
击败弟弟曹植,接过父亲曹操开创的天下,曹丕代汉而建魏,这是三国时代真正的开始。
曹丕做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九品中正制”。
这个选官制度是来自“士之汪洋之地”颍川的大臣陈群建议的。
皇室曹家背景寒微,在曹操时代,枭雄强调“唯才是举”,这也符合其贵刑法之术的特点。到曹丕这里,好黄老之术,采取了陈群的建议,九品中正选拔官员的制度确定下来。对陈群来说,他当然要为士人代言;曹丕呢,本意想把父亲选拔人才的方式制度化,但结果是:九品中正制成了士族垄断仕途的制度保证和法律依据。
九品中正制,简单地说就是把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朝廷在各州郡设立“中正”这个职位,担任“中正”的人,工作只有一个,即围绕着出身、德行和才华评议人物,然后向上级举荐。
在这个选官制度中,“中正”这个角色最重要,即对某一地区的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西晋后由朝廷中的司徒选授),或由朝廷里的官员兼任,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士族。品评人才的内容有二:一是家世,二是品行才能。
九品中正制的出发点是好的,除看出身外,还注重人的德才。不过,进入西晋,大小“中正”已经完全被世家大族把持,出身不好的寒门子弟要想干出一番事业,真是忒难了,难怪左思忧愤成诗,在《咏史》中骂了一通门阀政治: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h2>竹林七贤</h2>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永嘉乱起,中原士人纷纷渡江,在寄居江东之后,思念和追想曹魏、西晋时的旧人成为普遍的情绪,在感怀中渐渐有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样的划分。
东晋学者袁宏曾作《名士传》,系统地将先前的名士做了一番总结:“夏侯太初(夏侯玄)、何平叔(何晏)、王辅嗣(王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阮籍)、嵇叔夜(嵇康)、山巨源(山涛)、向子期(向秀)、刘伯伦(刘伶)、王浚冲(王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裴楷)、乐彦辅(乐广)、王夷甫(王衍)、庾子嵩(庾敳)、王安期(王承)、阮千里(阮瞻)、卫叔宝(卫玠)、谢幼舆(谢鲲)为中朝名士。”
至于“竹林七贤”这一称呼,最初见于东晋历史学家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再后来,戴逵作《竹林七贤论》,这一称谓便固定下来。也就是说,竹林七贤是东晋时才被命名的。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名士团体是怎么形成的。
看一下历史背景:
曹操之子曹丕篡汉后,当了几年皇帝。
接下来,做皇帝的是其子曹叡。这十来年,魏国的权力还是控制在曹姓皇帝手里的。其间,他们依靠司马懿对抗蜀国诸葛亮的不断攻击和骚扰。
曹叡死后,司马懿、曹爽并为辅政大臣。此时的皇帝是少年曹芳。很快,曹爽将司马懿排挤出朝。后者于是韬光养晦,以静制动,悄悄等待时机进行反击。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春,曹爽带着少年皇帝和几乎全部朝臣,出洛阳城去祭奠先祖。司马懿闻报后,以七十岁的垂垂老矣之身,发动“高平陵之变”,一举捕杀了曹爽及其亲信,架空了魏帝曹芳,从此大权尽归司马氏父子。
如果曹操地下有知,面对这个结局,他会作何感想?
假如曹操和司马懿对决,在权谋上,两个人谁更胜一筹?
现实是:曹操早就死了,他的子孙在强大的司马氏父子的压迫下,被凌辱得喘不过气来。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相继掌权,魏国皇帝形如傀儡。其间,魏帝和某些大臣曾意图反抗,但最后都被智力过人的司马兄弟击败,皇帝或被废或被弑,曹氏阵营中包括何晏、夏侯玄在内的一些名士和大臣也相继被杀。
这就是人们印象中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多故”而“名士少有全者”的由来。
于是,以往的史家用“高压政治”来形容司马氏掌权的时代,导致很多人认为这个家族总在杀名士。在这种愚蠢的既定观念下,很多人觉得:魏国的大臣和名士,一定都对司马氏恨之入骨,都是反对司马氏的。
其实呢?
这完全是错觉。
当年曹操杀杨修杀孔融杀边让借刀杀祢衡,为何不说是“高压政治”?为什么到了司马家这里就成了“高压政治”?
司马家杀何晏,纯粹因为他是曹爽集团的人;杀夏侯玄,则是因为他属反对司马家政变集团中的一个链条;杀嵇康,情况虽然稍有不同,但也因其挑战了司马昭的执政理念(加上嵇康本身也是曹魏家的驸马),仍没达到“镇压名士”的程度。
这样说吧,魏国的曹家皇族来自寒人阶层,而司马家是汉朝以来最纯正的高门大族。在曹魏时代,发端于东汉中期的门阀士族观念已越来越深入人心。当时,朝中绝大多数重臣都有士族背景。
换个说法,从出身上讲,魏国朝中大臣多跟司马氏是一条战线的。
此外,从曹操时代起,治国风格就是严苛的,带有浓重的法家思想。士族出身的大臣们呢,更多则倾向于宽简无为的政治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恰恰是反对曹家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