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放旷不羁 (第1/13页)
魏风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h2>帝王亦名士</h2>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魏晋士族是由东汉中期的豪族演变来的，进而成为累世为官的世族，从此士人完成了贵族化，也使中国进入门阀政治时代。虽然魏晋时客观上仍存在一个寒士阶层，但唯一的现实是：这几百年，门阀士族和他们的文化与风尚才是绝对主流。
王仲宣即“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王粲。王粲，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人，文采斐然，深受魏文帝曹丕喜爱。他死去时，曹丕大为悲伤，亲临灵堂，对身边大臣说：“王粲在时，喜欢听驴叫，你们可各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
东汉后期和魏晋的名士率性不羁，情之所来兴之所来，是无所束缚的，很多名士都喜欢听驴叫。比如，东晋名士孙绰、孙统的祖父孙楚。
年轻时，孙楚隐而不仕，想对挚友、老乡王济说：“我当枕石漱流，做个高逸的隐士！”没想到一激动说成“漱石枕流”。
王济笑道：“流可枕？石可漱？”
孙楚笑，将错就错，让那口误转为名言：“有何不可？所以枕流，是想洗耳；所以漱石，是想砺牙！”
及至四十岁以后，孙楚才为官，其风刚毅，每多直谏，有可能是第一个质疑当时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的人。孙楚推崇王济。王死后，孙楚非常伤心，对着棺椁说：“王武子！你生前最爱听我学驴叫，现在我就再为你叫一次！”
于是灵堂上顿生驴鸣。
前来吊唁的宾客无不掩嘴而笑，孙楚抬头道：“为什么死的是王济这样的英才而不是你们！”
现在，王粲喜欢听驴叫，皇帝曹丕在灵堂上也要大臣一起学驴叫。
可以设想，约一千八百年前，在王粲的灵堂上，驴叫声此起彼伏，是何样的情形。虽然是皇帝发话，但中间却无强迫成分，意义就在这里。
曹丕本人有没有学驴叫？当然。
不拘儒家的传统礼法，从皇帝那里就这样做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安能不变？
看上去，貌似魏晋人爱好奇特，实则是亲近心性的结果，由此才可以无拘无束、自由畅达。再比如，东晋玄学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另一名士袁山松好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松柏，本逝者之树；挽歌，亦逝者之歌。这两者，本身已森然，而却成爱好。
现在，我们无法理解的，便是当时见怪不怪的。或者说，我们之所以无法理解，是因为心性早被规矩框死。而魏晋于我们的意义，即在于破除内心的樊篱。
最后，还是说说曹丕吧。
击败弟弟曹植，接过父亲曹操开创的天下，曹丕代汉而建魏，这是三国时代真正的开始。
曹丕做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九品中正制”。
这个选官制度是来自“士之汪洋之地”颍川的大臣陈群建议的。
皇室曹家背景寒微，在曹操时代，枭雄强调“唯才是举”，这也符合其贵刑法之术的特点。到曹丕这里，好黄老之术，采取了陈群的建议，九品中正选拔官员的制度确定下来。对陈群来说，他当然要为士人代言；曹丕呢，本意想把父亲选拔人才的方式制度化，但结果是：九品中正制成了士族垄断仕途的制度保证和法律依据。
九品中正制，简单地说就是把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朝廷在各州郡设立“中正”这个职位，担任“中正”的人，工作只有一个，即围绕着出身、德行和才华评议人物，然后向上级举荐。
在这个选官制度中，“中正”这个角色最重要，即对某一地区的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西晋后由朝廷中的司徒选授），或由朝廷里的官员兼任，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士族。品评人才的内容有二：一是家世，二是品行才能。
九品中正制的出发点是好的，除看出身外，还注重人的德才。不过，进入西晋，大小“中正”已经完全被世家大族把持，出身不好的寒门子弟要想干出一番事业，真是忒难了，难怪左思忧愤成诗，在《咏史》中骂了一通门阀政治：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h2>竹林七贤</h2>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永嘉乱起，中原士人纷纷渡江，在寄居江东之后，思念和追想曹魏、西晋时的旧人成为普遍的情绪，在感怀中渐渐有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样的划分。
东晋学者袁宏曾作《名士传》，系统地将先前的名士做了一番总结：“夏侯太初（夏侯玄）、何平叔（何晏）、王辅嗣（王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阮籍）、嵇叔夜（嵇康）、山巨源（山涛）、向子期（向秀）、刘伯伦（刘伶）、王浚冲（王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裴楷）、乐彦辅（乐广）、王夷甫（王衍）、庾子嵩（庾敳）、王安期（王承）、阮千里（阮瞻）、卫叔宝（卫玠）、谢幼舆（谢鲲）为中朝名士。”
至于“竹林七贤”这一称呼，最初见于东晋历史学家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再后来，戴逵作《竹林七贤论》，这一称谓便固定下来。也就是说，竹林七贤是东晋时才被命名的。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名士团体是怎么形成的。
看一下历史背景：
曹操之子曹丕篡汉后，当了几年皇帝。
接下来，做皇帝的是其子曹叡。这十来年，魏国的权力还是控制在曹姓皇帝手里的。其间，他们依靠司马懿对抗蜀国诸葛亮的不断攻击和骚扰。
曹叡死后，司马懿、曹爽并为辅政大臣。此时的皇帝是少年曹芳。很快，曹爽将司马懿排挤出朝。后者于是韬光养晦，以静制动，悄悄等待时机进行反击。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春，曹爽带着少年皇帝和几乎全部朝臣，出洛阳城去祭奠先祖。司马懿闻报后，以七十岁的垂垂老矣之身，发动“高平陵之变”，一举捕杀了曹爽及其亲信，架空了魏帝曹芳，从此大权尽归司马氏父子。
如果曹操地下有知，面对这个结局，他会作何感想？
假如曹操和司马懿对决，在权谋上，两个人谁更胜一筹？
现实是：曹操早就死了，他的子孙在强大的司马氏父子的压迫下，被凌辱得喘不过气来。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相继掌权，魏国皇帝形如傀儡。其间，魏帝和某些大臣曾意图反抗，但最后都被智力过人的司马兄弟击败，皇帝或被废或被弑，曹氏阵营中包括何晏、夏侯玄在内的一些名士和大臣也相继被杀。
这就是人们印象中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多故”而“名士少有全者”的由来。
于是，以往的史家用“高压政治”来形容司马氏掌权的时代，导致很多人认为这个家族总在杀名士。在这种愚蠢的既定观念下，很多人觉得：魏国的大臣和名士，一定都对司马氏恨之入骨，都是反对司马氏的。
其实呢？
这完全是错觉。
当年曹操杀杨修杀孔融杀边让借刀杀祢衡，为何不说是“高压政治”？为什么到了司马家这里就成了“高压政治”？
司马家杀何晏，纯粹因为他是曹爽集团的人；杀夏侯玄，则是因为他属反对司马家政变集团中的一个链条；杀嵇康，情况虽然稍有不同，但也因其挑战了司马昭的执政理念（加上嵇康本身也是曹魏家的驸马），仍没达到“镇压名士”的程度。
这样说吧，魏国的曹家皇族来自寒人阶层，而司马家是汉朝以来最纯正的高门大族。在曹魏时代，发端于东汉中期的门阀士族观念已越来越深入人心。当时，朝中绝大多数重臣都有士族背景。
换个说法，从出身上讲，魏国朝中大臣多跟司马氏是一条战线的。
此外，从曹操时代起，治国风格就是严苛的，带有浓重的法家思想。士族出身的大臣们呢，更多则倾向于宽简无为的政治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恰恰是反对曹家皇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