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岳飞必须死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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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陷害先锋官马知节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上相当丑陋的一桩公案。到童贯封王时，宦官监军达到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如前面已经叙述的，我们这里所讲到的一切，几乎都肇始于这位宦官。
阵图钳制则是一种相当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其具体做法是：“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意思是，打仗时，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中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前线将领不许更改地遵照执行，宦官在旁监视。于是，领兵将领万分痛苦：战争时期瞬息万变，依从阵图可能有违实际，不从则是违抗上命。即便是彻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这大约是我们翻遍宋代史书，在太祖赵匡胤之后，很少看到宋军打什么漂亮胜仗的重要原因。
宋太祖赵匡胤文韬武略，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齐名，开创了大宋基业。他手下有一位很厉害的将领，名叫曹彬。此人在太祖手下，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立下过许多极为显赫的战功。深受信任与器重。当代学者考证，认为这位曹彬是曹雪芹的嫡系先祖。到太宗赵光义时，应用这套战法节制武将，结果，同样还是这位曹彬，便被打得七荤八素，差点把命都丢在战场上。
但是，不管怎样，这套东西好坏杂糅，形成了我们大宋帝国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其最大功效，在于从内部使皇家权威不受侵犯的安全系数最大化。对于帝国与皇家来说，这就足够了。与此比较起来，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就变得不再强大了；在外部的打击面前，已经不堪一击。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甚至规定：军队中的士兵，身高体重者比个矮体轻者吃的军粮、拿的军饷要多，意思是鼓励身高力壮的人当兵，以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我们能够想象：在上述帝国传统之下，如果仅仅因为士兵身强力壮，军队就能够不“积弱”，倒实在是不可思议了。
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金国骑兵打击宋朝军队时，确实可以使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事实上，这一时期前后，宋朝的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中兴四将所领导的四支大军加上吴玠率领的川陕部队，是在后来近十年的抗金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十年，整个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重组的十年。南宋政权在生死线上苦苦支撑，没有必要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实行以文制武这一套。一切都在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自然成长。于是，这五员大将对他们所领导的军队，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极大的权威。因此，民间自发地称呼韩世忠部队为“韩家军”、张俊部队为“张家军”、刘光世部队为“刘家军”、岳飞部队为“岳家军”、吴玠部队为“吴家军”。
公元1135年，即绍兴五年，几经变化后，南宋军队形成了以这五支部队为核心的行营护军建制：
韩世忠部为行营前护军，兵力八万人，以淮东楚州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为大本营；
张俊部为行营中护军，兵力八万人，以建康即今日南京为大本营；
刘光世部为行营左护军，兵力五万二千人，先后以池州即今日安徽贵池和庐州即合肥为大本营；
岳飞部为行营后护军，兵力十万人，以鄂州即今日武昌为大本营；
吴玠部为行营右护军，兵力七万人，以兴州即今日陕西略阳仙人关为大本营。
如今，按照皇帝赵构的内定安排，岳飞接管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同时节制吴玠的行营右护军，让他统帅全国五分之三左右的兵力，在淮西、川陕、荆襄三个主要正面战场上，对金兵形成全面反攻的战略态势。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具有战略眼光和魄力的安排。其激动人心之处自不待言。岳飞感奋不已。如果这一切顺利实现，这位青年将军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青年皇帝，君臣二人的人生事业将可能达到一个令人目眩的光辉顶峰。
于是，公元1137年，就是南宋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即皇帝在寝阁亲切召见的两天之后，岳飞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可以看出，岳飞写这份奏疏时感情相当激荡，以至于八百年之后读起来，仍然会令人感慨，叹息造化弄人之残酷。
岳飞写道：
“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雪复雠耻之心。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崇荣超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
从后来岳飞取得一连串大捷，一再重创金兵主力，一直所向披靡地打到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路的朱仙镇来看，岳飞的确不是在这儿说大话。
岳飞最后说：
“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然后乞身还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
赵构读了岳飞的奏疏后，当即批示道：
“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意思是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在收复故土的战斗中，我不会束缚你的手脚。只是你要告诫将军们，不要滥杀无辜，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云云。
这里表现出来的君臣风云际会与默契，相当动人。
至此，岳飞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黄金岁月。
揣度此时岳飞的心情，他的自我感觉肯定非常好。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对。毕竟，这一切荣誉、地位、权力、威望，都是他在枪林箭雨中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完全受之无愧。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切，很有可能也造成了他对皇帝赵构的错觉，使他把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与信条，应用到了皇帝身上，这就大错特错、错尽错绝了。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的帝制文化之下，任何将普通人的感情加诸皇帝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皇家权威的冒犯，从而形成对于行为者本人的绝大杀伤力。不管这种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可贵。从历史记载上判断，岳飞很有可能为了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就是犯了这种错误，而且错得至矣尽矣！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相当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尽管当时正值岳飞的声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最受宠爱之际，赵构仍然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地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他退出去后，皇帝立刻接见了岳飞的参谋官薛弼，赵构对他讲了这件事情，并关照这位参谋长说：“看样子岳飞不太高兴，你可以去开导开导他。”
几年前，在金兵的追杀下，赵构由于惊怖导致阳痿，并丧失了生殖能力；如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医治。他刚刚三十出头，毕竟还存着很大的希望。前些时候，他又遭遇了一个更加惨痛的事件：唯一的儿子，因为宫女不小心踢翻一个铜鼎，而被惊吓抽搐致死。这两件最深的隐痛，如今被岳飞的一句话都给钩了起来，其心情之灰恶恼怒可以想见。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仅在于岳飞哪壶不开提哪壶。最要命的是，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我们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为此所导致的皇家骨肉相残比比皆是，为此形成臣僚或飞黄腾达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绝书。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们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皇帝尽快确定过继皇子的继承名分。这就表明他并不是谈得高兴一时口滑所致。事实上，这件事情确实是岳飞的一块心病。当时，金国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以后，金人就曾经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个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甚至对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战。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太祖赵匡胤一系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究竟由哪一位继承皇位。岳飞的提议，从抗金斗争的现实出发，显然是好意。而且是那种忠心耿耿地把皇帝当成自己人、不见外的那种好意。但是，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却大成疑问。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住在茅棚里的人和住在皇宫里的人，想的不可能一样。诚哉斯言。赵构对岳飞的呵斥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随后，就发生了对岳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淮西事变”。
刘光世是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之一。此人出身于名将之后。他的父亲是战死沙场的著名将领。到绍兴年间，南宋政权稳定下来之后，这位将军厌倦了刀头舔血的戎马生涯，陶醉于酒色之中，对于什么光复国土抵御外侮之类毫无兴趣。于是，他统帅的五万大军便成了“军律不整”的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很凶。因此，朝野上下颇有烦言。听到风声之后，正中这位仁兄下怀。他倒是不贪恋权位，马上上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能安排一个闲职。赵构赏赐给他了一些珍宝古玩，刘光世大喜，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后半夜四更时分，就是赏玩了一夜，天都快亮了。这种表现，令皇帝相当满意。在中国，这种人政治上的安全系数一般都会很高，而且生活幸福。赵构的此次安排，主要就是让岳飞接管他的部队。
皇帝为了岳飞能够顺利接收刘光世的部队，专门为岳飞写了一道下达给刘光世及其主要将领的手诏。手诏中要求这些人，听从岳飞的号令，就像皇帝亲自在场下令一样；如果有人胆敢违反，“邦有常宪”，就是依法严惩不贷的意思。
谁知，皇帝的这个安排，遭到了时任宰相张浚和刚刚出任枢密使的秦桧的反对。而且，反对的理由极其强有力，那就是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的大宋防范与裁抑武将的帝国传统和祖宗家法。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不少文臣陆续谈到了应该防止武将坐大的问题。但是，战争的需要，使南宋君臣很明白，他们不可能一边限制和得罪这些将军，告诉这些正在出生入死的人们：你们是靠不住的，是一些潜在的坏蛋；一边要求他们奋力保卫自己的家国。因此，尽管皇帝和他重要的文臣们为此相当焦虑，但是，他们不能也不敢在这么敏感的问题上轻举妄动。
如今，活着还是死去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了，那么，君臣议论过不止一次的恢复以文制武政策，就理所当然地提上议事日程了。张浚与秦桧认为，委托岳飞统领大军北伐，可能是在生身父亲宋徽宗去世噩耗的刺激下，皇帝短暂地发生心智失常所致。因此，作为臣子有责任提醒皇帝，这是违背帝国传统与祖宗家法的。于是，宰相张浚忠告皇帝：让一员武将掌握过大的兵权，一旦此人功盖天下，威震人主，便悔之莫及了。所谓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之谓也。
赵构听了张浚和秦桧关于“以合兵为疑”的陈述后，深以为然，当即给岳飞另外写了一份手诏，告诉他：合军一事，“颇有曲折”，委婉地取消了成命。然后，让张浚想办法处理善后。
翻阅当时与后代的史书，对这位张浚的评价都不算低。在像我们这种普通中国人一般会肃然面对的“二十四史”《宋史》中，甚至将这位南宋初年的宰相，与诸葛亮作过一番比较，认为他对王事的忠诚，很像这位极受中国人敬爱的诸葛孔明。
史书记载，张浚出身儒臣，为人豪爽有大志。他是唐朝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嫡系后代。四岁失怙，但“行直视端”，从来不说假话，认识他的人都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南宋朝廷被迫迁到东南之后，上下一度混乱不堪，曾经发生过韩世忠的部下把一位谏臣逼到水里淹死的恶性事件。张浚坚决要求将手握军队、立有拥立大功的韩世忠撤职查办，结果真的把韩世忠观察使的职务给罢免了。史书说：从此“上下始知有国法在”。建炎三年护卫亲军兵变时，正是这位张浚居中调度，使韩世忠、张俊协调起来，方才平息叛乱，由此大功，得到了赵构的信任与重用。赵构回忆说：兵变发生后，自己被隔绝在宫中。有一天正在吃粥羹，忽然听说张浚就要被贬到湖南郴州去了，大吃一惊之下，把一碗粥都打翻在手上了。当时想，完了，张浚要是被贬走，还有谁能平息得了这场叛乱呢？据说，叛乱平息后，赵构曾经极为亲热地将张浚引入内殿，对他说：皇太后知道你忠义非常，想要见见你。随后，解下自己佩带的玉带赐给张浚，并且当时就要拜张浚为宰相，张浚以自己是后生晚辈，资历不够而推辞了。
张浚做的事情里，可圈可点的确实不少。平息护卫亲军兵变时，他把韩世忠、张俊手下的军官们召集起来，厉声对他们说：叛贼悬重赏，要我这颗脑袋。你们要是觉得我该杀，就取了这颗头去领赏；不然，就跟着我去杀贼，任何人胆敢退缩，我都将严惩不贷。结果，众人感愤，都愿服从他的领导，拼死杀贼。有一天深夜，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戒备森严的张浚面前，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重金悬赏要您脑袋的文书。张浚说：既然如此，你干吗不拿了走呢？这个人回答说：我虽然是个粗人，却也知道好坏，怎么会为贼所用？我来只是想提醒您，我走后，恐怕还会有人来，而您的安全警卫是有漏洞的。说完，此人飞身上房，飘然而去。张浚也很绝，他马上杀掉一个人，对外放风，将被杀者说成是捉到的刺客，用来吓阻后来者。
建炎年间，一个叫薛庆的江洋巨盗，在江淮地区啸聚数万之众。当时，张浚担任枢密使，害怕这股势力蔓延开来不可收拾，于是，自己一个人径直来到薛庆的巢穴，居然凭三寸不烂之舌和凛然正气，使这位薛庆“感服下拜”，愿意为朝廷效力，对抗金兵。此时，朝中盛传张浚已经被盗贼扣押了。不久，张浚安然返回，令赵构惊叹不已。
据说，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张浚在当时享有极其崇高的威望。绍兴初年，由于在川陕地区主持工作时的一些做法引起非议，张浚曾经被罢免枢密使职务，贬到福州居住。到绍兴四年时，金国元帅兀术率领十万大军打到扬州，下战书，约宋军决战。此时，赵构紧急将张浚召回，官复枢密使。结果，韩世忠接到兀术的战书后，派人去见兀术应战，并且告诉这位金兵统帅，张浚已经来到镇江。兀术不信，说：张枢密不是被贬到岭南去了吗？怎么可能到了镇江！韩世忠派去的人拿出张浚所下的文书给兀术看。据说，兀术的反应是“色变，夕遁。”就是说，这位金兵统帅当时脸色就变了，连夜撤兵走掉。
到绍兴六年，张浚已经担任右宰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各路军马。这一年，金国扶持下的傀儡伪齐军南侵。当时，金兵不肯配合这次军事行动，于是，伪齐军号称七十万之众，化装成金兵大举南下。南宋朝廷吓坏了，纷纷准备退保长江。张浚坚决主张顶住了打。他说服赵构后，星夜急驰到采石，严令正在后撤的刘光世部：“若有一人渡江，则杀无赦。”意思可能是说，若有一个人撤退过了长江，就要砍下部队最高长官的脑袋。所以，才有了一个记载：据说，刘光世相当惶恐，对部下说：“弟兄们往前打，救救我的脑袋。”结果，在张浚的指挥下，伪齐军被打得全线溃败，宋军大获全胜。
至此，张浚“总揽中外之政，几事丛委，以一身任之”。皇帝赵构，事无巨细，必定征求张浚的意见；凡是发给诸将的诏书，大都由张浚起草。他的人生事业达到顶峰。
在这种情势下，公元1137年，即绍兴七年的晚春时节，张浚以帝国传统和祖宗家法的名义，劝阻赵构不要让一个武将兵权过大，无疑具有巨大的说服力量。
就张浚本人的动机而言，下列三种考虑应该是可能的：其一，他十分清楚本朝对武将尾大不掉的传统恐惧，作为宰相，他有责任帮助皇帝避免此种局面的出现；其二，此时的张浚，自信或者自负，在内心深处，他很有可能觉得只有自己——张浚，才是统帅各路大军北伐，实现中兴大业的唯一人选。事实上，在此次伪齐军发动进攻之前，张浚已经在皇帝的支持下，对北伐作出了相当全面的军事规划和布置，甚至各路大军已经按照布置，进入了指定的位置。因此，这个统帅人选不应该是任何别人，包括岳飞；其三，南宋帝国政权设置中，有一个都督府。在理论上讲，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关，都督府则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管理协调机构。张浚兼任都督。我们知道，此时的各路大军都是在战争中自己冲杀出来的，因此，这个都督府的实权相当有限。显然，张浚非常希望都督府有一支直属部队。按照赵构的安排，岳飞接管刘光世部队，节制川陕部队，就在相当程度上“宣抚诸路”，取代了都督的职权。这肯定是张浚所不愿意的。这些，可能是张浚准备用都督府参军吕祉取代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真实动机。
于是，张浚将岳飞召到都督府，在这两位坚定的、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主战派战友之间，发生了一次给历史留下深刻遗憾的谈话。
这时，如果张浚能以一种豪爽磊落的方式，坦诚地把事情摊开来谈的话，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可惜，张浚这一次既不豪爽，也不磊落，他采取了一种最不高明、却是直到今天心中有鬼有愧的人仍然惯常采用的做法——揣着明白装糊涂，拿别人当傻瓜。结果，既侮辱了对方，也侮辱了自己，使事情出现了最糟的一种情形：
他装作根本没有发生过让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样子，装模作样地征求岳飞的意见：“淮西这支部队很服气王德，现在准备任命他担任总管，郦琼担任副总管，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名义统领。太尉你以为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