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后金克星袁崇焕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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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皇帝大约想起了老师当年对自己的教导，想起老师如今可能也不太容易，于是下令派遣一个宦官带着十万两白银前去犒劳前方将士和自己的老师，还专门给老师带去了一笔特殊的赏赐，作为拒绝了老师战略规划的一种补偿。翻检史料就可以发现，类似情形已经成为这位泱泱大国君主及其臣僚们的行事风格，从中大体可以窥见当时的大明帝国何以如此不长进、不争气了。
到此，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头。
那位前来慰问的太监，还在魏忠贤那儿领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向孙承宗转达魏忠贤的致意，看看双方是不是能够亲密携手、共同发展。孙承宗威望太高，魏忠贤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谁知，满腔热情的太监到来后，孙承宗除了接受皇帝的诏书和赏赐之外，一言不发，使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太监，根本就没有机会向孙承宗推心置腹。魏忠贤由此知道，孙承宗这个人看来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此时，魏忠贤在帝国朝堂之上大展拳脚，朝局风生水起，和几年前孙承宗离开北京赴任之时已经截然两样——晚明时节著名的“六君子案”已经结束，六个名气极大的正人君子全部无声无息地冤死在魏忠贤手下；熊廷弼也被杀死，那死不瞑目的头颅正在帝国万里边境线上巡回示众，当时的术语叫作“传首九边”；而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则正在酝酿之中，没有人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孙承宗郁闷到了极点。作为皇帝的老师，孙承宗很清楚，这位皇帝并不坏，还时时会让人觉得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得可爱。可是，如果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大国领袖如此单纯，如此整日陶醉在木匠作坊里，任由魏忠贤之流摆布，也真是令人为之气结。孙承宗知道，自己如果为此给皇帝写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皇帝手上，于是，决定借巡视蓟州、昌平防务的机会，以为皇帝祝寿的名义，返回北京，当面向皇帝奏报机宜，扭转时局。
孙承宗手握重权重兵，威望崇高，而且还是皇帝的老师，魏忠贤深切忌惮甚至恐惧孙承宗返回京城。于是他向皇帝报告说，孙承宗拥兵自重，打算带重兵入朝清君侧。天启皇帝起初根本不信，无奈魏忠贤绕御床哭诉再三，不由得皇帝不为其所动。最后，皇帝叹口气，下令内阁拟旨，旨曰：“没有皇帝命令擅自离开特命职守，非祖宗之法，违反者决不宽恕！”然后，连夜开紫禁城禁门召来兵部尚书，以三道飞骑前往孙承宗处传旨。据说，孙承宗当时只带了一个助手、一个警卫员、一个仆人，一行四人已经到了北京附近，接到皇帝圣旨后，遂长太息而返。
至此风云变幻之际，另外一个因素肯定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因素就是努尔哈赤。
研究明清战争史的学者曾经注意到，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军事才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们特别善于发动谣言战、心理战和间谍战，为此，不惜花费巨资派遣特工、收买间谍，形成了一支效率极高、作用特大的特别部队。这支部队的工作任务大体是：收集情报，接近并收买帝国权贵、太监和各级各类官员，制造与传播各种谣言，动摇人心意志，策反，战时内应等等。仔细翻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明作战的战例，从中可以看到许多上述方面极为成功的运作。
此时，针对孙承宗，后金汗国派至北京的特别部队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是：
告诉各种官员，孙承宗信任的某将领冒领了多少兵饷、经略本人贪污了军费若干，从而有效增加了孙承宗领取军费时的困难。
告诉太监们，孙承宗如何痛恨厂臣魏忠贤，预备率兵回京实行兵谏以清君侧。
同时，利用军人亲属的家书，向孙承宗所部将士传播魏忠贤窃权误国、欺蒙皇帝、玩弄大臣、克扣军饷、贪暴残民等等事实，用以制造前线将士对后方中央政府的疑虑和不满。
在魏忠贤说服皇帝禁止孙承宗入京之后，京城中广泛流传的消息则是：孙承宗率领的部队实际人数只有五万人，而领取军饷的士兵名额是十二万人，一大半军饷被孙承宗及其亲信们集体贪污了。
另外一则消息与此密切相关：孙承宗之所以要到山海关外去，进军锦州、大凌河等处，是因为害怕朝廷派人清点部队人数；关外土地并不值得守，努尔哈赤根本就没想要那些地盘儿，孙承宗故意到努尔哈赤鼻子底下挑衅，是为了激怒努尔哈赤，挑起战争，以便大量虚报伤亡数字，弥补贪污之空缺。
最后一则消息最骇人听闻：孙承宗最为信任的一个将领打了一场败仗，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陷阱，是为了残害异己将士、虚报伤亡数字、掩盖贪冒军饷而故意所为，云云。于是，帝国言官——监察官员们真真假假地群情激愤，排炮般弹劾孙承宗。当年十月，帝国辽东前线的最高统帅、经略辽东近四年、令努尔哈赤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孙承宗，终于经受不住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抨击，被中央政府三下诏令召回北京听候处分。据说，弹劾孙承宗的各级各类官员达数十人之多，孙承宗遂挂冠而去。
袁崇焕耳闻目睹了全部过程，对此他心中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几年后，当他陷入类似的境遇并再一次临危受命时，从他写给皇帝的信中，可以看出孙承宗的遭遇曾经给他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与自己将要面对的命运比起来，孙承宗算得上是太过幸运了。
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在当年三月将后金政权首都由辽阳迁到新都沈阳。孙承宗刚刚离开辽东前线，努尔哈赤立即秣马厉兵，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他似乎根本就没把大明帝国接替孙承宗的新任辽东经略放在眼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努尔哈赤做得完全正确。大明帝国前来接替孙承宗的督师，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确不配受到敌人的重视。
新任辽东经略名叫高第，据说深得魏忠贤赏识与支持。他到任后，三下五除二将孙承宗花费巨资的三年布置、三年心血大体废止——下令将山海关外四百里土地全部放弃，命令所有关外军政人员、物资、百姓人等全部撤退关内。
后来的情况表明，除了那个出身广东东莞的袁崇焕之外，高督师的命令得到了很有效率的执行。两个月后，到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军事要塞大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等等已经撤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宁远城，孤悬关外二百里处，里面驻扎着不足二万守军，以及孙承宗四年心血中硕果仅存的一个袁崇焕，准备“独卧孤城，以当大敌”，誓与宁远城共存亡。
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兴城县，与锦州一样，坐落在北面是山，南临大海的狭长地带上，守住这两座城池中的一座，便锁住了东北通向山海关的咽喉，辽西走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如今，锦州守军已撤，剩下袁崇焕，冒着被高第尚方剑诛杀的危险不肯撤离，表明了他过人的胆识与性情。
之所以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情，与朝廷中剧烈的政治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任辽东经略高第是带着两个坚定信念来到山海关的。
其一，他坚定相信孙承宗率领的所有山海关及关外部队总人数不会超过五万人。以前孙承宗申请领取的十二万人粮饷，不是为了养兵，而是为了肥己，因此，自己有责任让他和他的亲信们把吞进去的钱粮，怎么吞进去的，就要怎么吐出来。孙承宗是一位威望崇高的东林党亲近分子，魏忠贤与东林党不共戴天，孙承宗既然不为己用，就必须把他干掉。高第的此种坚定信念，来自朝廷中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形势。
其二，高第坚决认定，山海关外土地辽阔，地形平坦，根本不可能长期防守，防线就应该放在山海关。
为了确认部队准确人数，以坐实孙承宗的罪行，高第一到山海关便立即下令：关外所有大小防守据点一律撤除，所有部队、官民人等统统移入山海关内。
命令下达后，前线将士许多人目瞪口呆，完全无法明白这是什么路数。耗费千万军费钱粮，历尽千辛万苦才收复回来的土地，建设好的城镇与军事设施，安居乐业的黎民百姓，一切的一切，一夜之间说不要就都不要了？国家经得住几次这样的退守，人民受得了几次这样的颠沛流离？普天之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败家子？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乱命，不可能不受到质疑和抵制。面对怀疑、不满和抵制，高第越发认定：这些官吏将佐之所以不愿执行命令，就在于集体贪污了空额兵饷之后，害怕撤回关内清点人数，暴露了罪行所致。于是，高第态度更加强硬，并且以尚方宝剑相威胁，严厉命令上述战略据点统统撤离，就连袁崇焕驻守的宁远、前屯二城也要一并撤除。对于不听命者，他准备祭起尚方宝剑，来试试那剑锋锐利否。
高第的举动，惹恼了那个著名的、连皇帝都知道其蛮的袁崇焕。袁崇焕看到自己这位顶头上司恣意胡为到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便索性以在高第看来同样不可理喻的态度，写信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宣布说：“我是宁前道尹，官职就在宁远和前屯卫二城所管辖的地面上，官于此就应该死于此，我肯定是哪儿都不去的。”
高第大怒。据说，他派人仔细查阅了职官录，发现那袁崇焕确实兼任了宁前道尹。
一般说来，在此种情形下，若没有皇帝发话，还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不过，此时的高第可不能一般看待，他手持尚方宝剑，是皇帝辽东军事上的最高代表。在理论上讲，他有权力对巡抚以下的文职官员和总兵以下的军官先斩后奏。此时，袁崇焕的三个官职分别是山东按察司佥事、宁前道尹和山海关外监军，文职够不上巡抚，武职没达到总兵品级。他这个道员的职级恰好在高第可以请出尚方宝剑诛之的范围内。倘若不是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中国历史上很有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袁崇焕的英名了。
据说，就在高第准备搬出尚方剑诛杀袁崇焕时，却意外地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袁崇焕逃过了这一劫。
这个小道消息来自北京，来自皇帝的身边。
此时，我们帝国的皇帝早就已经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实行了全面转移，从治理国家转向了木匠手艺。他高度热爱这项事业，并在光着膀子、大汗淋漓之中，发现了自己才华和兴趣之真正所在，从而心醉神迷。偏偏有一天，在工作之余暇，有人和皇帝谈起了宁远的事情。于是，我们天才的木匠皇帝于凡事迷迷糊糊之中，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真知灼见。他认为宁远是山海关的最后一道屏障，的确应该加强防守。这是大明天启皇帝朱由校七年皇帝生涯中，所说过的为数不多的明白话之一，遂载入史册，并使手握重权的辽东经略高第，悻悻然收回了那柄大约已经出了鞘的尚方宝剑。
就这样，山海关外的所有官民部队全部撤进了山海关，就留下了一个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二百里处”。就此，几乎为努尔哈赤一口气让出了四百里作战空间。
高第不知道，他那收回去的手，成就了一段历史，成就了袁崇焕的英名，也使努尔哈赤的一世横绝，在小小的宁远城下戛然而止。
高第可能同样没有想到，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原因是发生了一个除孙承宗外，可能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部队撤进山海关后，清点人数的结果，完全出乎高第的意料之外——整个撤进关内的部队，已经超过十万人，如果加上跟着袁崇焕“独卧宁远城中”的二万人，其总数已经超过十二万。就是说，孙承宗和他的部下们，不但没有冒领军饷，他们可能还在往里赔钱。这一下子高第的麻烦可就大了。因为，他不但在朝廷上言之凿凿地认定孙承宗们贪冒军饷，更糟糕的是，为了加强自己说话的力量，新的军饷他也信誓旦旦地只向朝廷申报了五万人的份额。如今，他深悔孟浪，懊恼得恨不得抽自己嘴巴。
最后，这厮想出了一个所有坏主意中最坏的主意，给士兵发饷时，按照对折之后再打一个对折的标准发放，就是说，每个战士只能领到四分之一的军饷，结果，引起了官兵们普遍的愤恨，许多人逃离部队，自谋出路。于是，高第以此惩治这些逃兵的长官，说他们冒领粮饷、贪污舞弊。就此，这个真正的混球把一个坏蛋在军队中当了官儿后所能做的坏事，差不多算是做到头了，由此引发的怨毒和憎恶可以想见。据说，当时的部队中，有不少人放出狠话，说是愿意一命换一命，和自己的最高统帅同归于尽，就是“与汝偕亡”的意思。
这样一来，又吓着了我们的辽东经略。史书记载：由此“高第大惧，始稍敛迹”。就是说，那些要找他玩儿命的家伙，把他吓坏了，于是高第有所收敛，并且，对袁崇焕也开始改变态度。
以前，高第可能是很想看着袁崇焕出洋相，看看他如何在努尔哈赤的八旗铁骑面前“独卧孤城”。如今，对于那些申请调到宁远去的人，不但批准，还会嘉奖他们。到后来，看到袁崇焕因为“独卧孤城”而名声大盛、深孚人望的景象，这高第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突然给朝廷打了一份报告，盛赞袁崇焕有勇有谋，应该再行升迁。有一种说法，认为高第是想明升暗降，通过升官，把袁崇焕的实权剥掉，然后再把他弄出宁远。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高第对袁崇焕享有的崇高威望很是眼热，自己也颇想尝试一二，于是使出了这个招数。
谁知，朝廷不但欣然同意给袁崇焕升官，将他任命为按察使，还同时让他兼任宁前道尹，使关外诸官吏将佐如总兵、副将、参将、守备们，一下子都成了袁崇焕的部下。袁崇焕在山海关外俨然自成一军，高第有苦说不出，更加拿他无可奈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