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这个汗王不简单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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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命十年十月，就是此人临死前十个月，他更是下令：备御一律要严密搜查各自的村庄，对于那些叛逆之人，一经发觉，他们有权立即斩杀，特别是那些明朝革职在家闲居的旧官吏、读书人、秀才、乡绅等，煽动闹事的可能就是他们，因此，对于上述人等，要一律处死。这项命令，直到努尔哈赤死去时，可能还依然在被执行之中。
显然，这种政策大体上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通过杀人来自杀的政策。其愚蠢其严酷其残暴，必定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全都痛苦不堪。
到公元1627年春天，也就是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的春天，皇太极继位半年之后，努尔哈赤铁血政策的恶果已经彰显无遗。
暴政和战争一样，最先消灭的必定是一个民族中最优秀、最精华、最富于进取精神与活力，而且最健康的青壮年部分。为了避免悲惨的命运，这些青壮年人口开始大量出逃。逐年累积的结果，则是壮丁锐减，田园荒芜。而天灾也在此时适时而至。于是后金汗国“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一斗米卖到了八两白银。
用不够精确的算法折算下来，这个价钱，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大米卖到了160元人民币一斤。
就这样，一向堪称富庶的辽东地区出现了“人相食”的景象。社会秩序混乱，偷盗风行于世，凶杀、抢劫也已见惯不怪。当时，有人建议皇太极采取严厉手段予以镇压。皇太极叹息道：“老百姓要饿死了，所以才偷才抢啊。”（王先谦《东华录》）因此，他一再下令，不许使用暴力镇压，而是要推行民族和解政策。平心而论，在我国数千年帝王制度下，如此明白事理的皇帝并不是特别多。
皇太极采取的措施温和而又坚定。他派人丈量土地，把各处多出来的土地归公，不许再立庄田，然后，下令将原来编为一庄赐给一个牛录——备御的十三个汉族壮丁加上七头牛，改为八个壮丁加上两头牛。将其余多出来的壮丁编为民户，安置到那些丈量后多出来的土地上去，恢复了他们自由农民的身份。再然后，则是派遣汉族官员前去管理，减少了种族间的荼毒与仇恨。（《清太宗实录》卷一）
与历史上匈奴、突厥等游牧渔猎部族一样，女真的后金汗国同样依靠战争和抢掠为其获得奴隶与财富的主要途径，这也是这些部族成不了气候的主要原因。历史记载显示，“后金国开国之初，俘掠的辽东之民，全部变成了满族的奴隶”一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昭槤《啸亭杂录》）而化奴为民、化解种族间的仇恨、逐步加大自由民的数量、减少编民为奴的人口，越来越严厉地限制满族人歧视、荼毒其他民族等等政策，可能是在皇太极继位之后就开始实行的。此后，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间，其国政大体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若没有这一条，后金汗国想发展壮大，最后走进中原，可能就会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统一东北一样，没有那么容易。
事实表明，皇太极的努力，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到他执政的中后期，史料中已经开始颂扬：“由是汉人安堵，咸颂乐土”——因为皇太极的这些政策，辽东汉人安居乐业，大家开始传颂这儿是一片乐土了。
在选拔和使用汉族人才方面，皇太极做得就不是一般的好了，他的作为可以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最优秀的帝王比肩。
譬如范文程，他的先祖是北宋名臣范仲淹，曾经写下过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遂使一篇《岳阳楼记》成为千古绝唱。范文程的曾祖父高居大明兵部尚书之位，祖父和父亲在辽东为官，这才落籍当时的沈阳县。
范文程是在抚顺战役后来到后金国的，或是第一个既有大明官僚家世背景，又有学历背景，却投奔努尔哈赤的汉族知识分子。这十分不容易。
当时，在大明帝国君臣眼中，努尔哈赤是十恶不赦的叛逆，是跳梁小丑，失败了之后是要凌迟处死、诛九族的贼酋。假如不是富有胆识魄力，真正具有远见卓识，并且看透了大明帝国的腐烂，从而彻底失望的话，很难想象这么一个读了一肚子诗书的人，竟然会去投了贼。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简直比一个沉鱼落雁、冰清玉洁的女孩儿，偏偏死心塌地爱上了一个小流氓，还要令人惋惜，还要不可原谅，还要令人怒不可遏。
范文程来投之后，据说努尔哈赤很高兴，当场对大家说：“他是名臣子孙，咱们要好好待他。”于是，一时间，诸王贝勒竞相优待有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令范文程着实混了一副好下水。可是，时间一长，这帮子只有在马背驰骋、刀头舔血和女人肚皮上才会感觉快乐的凶猛战士，包括努尔哈赤，可能觉得和这位名人之后在一起厮混，实在无聊乏味得很，于是，就把这位满腹经纶、不用出家门便知天下事的秀才安置在一个章京的位子上，一放就放了八年。章京这个官衔可大可小，一般小章京指的是那种文书类办事员，搞得范文程在八年时间里，大约都好生无趣，相当寂寞，直到努尔哈赤死后。
皇太极继位后，很快把范文程找到自己身边，让他参与了军国大政。
据说，为表示尊重之意，不论人前人后，皇太极对范文程一律以“范章京”称之；每逢议事，若范文程不在场，皇太极必定会问：“此事范章京知道否？”臣子的奏议若有不当之处，皇太极便会建议他：“何不去找范章京商量商量？”倘若奏事大臣回答：“此事范章京已经同意了。”皇太极就会立即批准按照范章京同意的去做。有时，如果范文程生病，皇太极甚至会将一些事情延后，等范章京病好后再作裁决。后来，皇太极对于范文程的信任已经达到这种地步：凡是范文程起草的文件，他不再过目便予批准，他说：“我相信范章京不会出错。”就此，范文程成了真正的大章京。
史书中记载了不少这一对君臣之间知音默契的事迹，的确十分动人。据说，皇太极时常将范文程召进宫中议事，这种议事经常长达几个时辰。我们知道，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一对君臣时常会在一起商讨事情达五六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有时，范文程深夜时分方才离开宫中，回到家中刚刚歇下，皇太极又派人来请范章京入宫议事。在我国历史上，皇帝若能白天正常工作，已属帝国臣民之万幸。君臣如此夙兴夜寐，除了皇太极的死对头崇祯皇帝之外，国家能够不兴旺发达的，倒是不太多见。
有一次，皇太极为了犒劳范章京，让范文程陪自己吃饭，饭菜极为丰盛，有不少“殊方珍味”，可以理解成是很罕见的地方土特产、山珍海味等等。范文程迟迟不动筷子。皇太极一看，立即下令将这桌子美味撤下去，火速送到范章京府上，赏赐给范文程的父亲和全家吃。范文程则向皇太极拜谢如仪。
皇太极至矣尽矣。当年刘先主与诸葛孔明之间的际遇也不过如此。
一般说来，但凡正派和有出息一点的中国读书人，一生中都在期盼的就是这种君臣之间的风云际会，头悬梁锥刺骨一生只为这一天。他们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的哲学头脑，没有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以来的那种人文情怀，也没有“天下王侯千千万万、贝多芬只有我一个”那种人类觉醒后的气概。他们之中的那些最优秀分子，讲究的却也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讲究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讲究滴水之恩则当涌泉相报，讲究若以国士待之则必以国士报之，讲究虽千万人吾往矣，讲究为酬答知己则生死以之……
作为大清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人大学士，范文程对于皇太极、对于大清国，也算是呕心沥血、肝脑涂地了。从后金汗国到大清国到入主中原，当时中国历史的每一步重大发展，似乎都能看到这位范章京的影子。袁崇焕的死，具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但最初的那个反间计，可能就是他帮皇太极出的主意。皇太极死后，范文程在历史发展极为关键的时刻，给多尔衮写了一封信，以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力，为多尔衮指明了方向。平心而论，这封信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恐怕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如果没有这封信，那帮大清贝勒、大人老爷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呢。
在努尔哈赤的铁血政策下，太多辽东汉人沦为女真人的奴隶，读书人为了逃避屠杀，隐名埋姓，沦为奴仆。皇太极下令，以科举考试的名义，在这些奴隶中选拔富有学识的人，并严令不许任何王公亲贵阻拦他们手下的奴隶参加考试。结果，数百名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被充实进各级政府部门。其中，就包括了前清时代的名臣，如宁完我等人。
发生在祖大寿身上的故事则应该算是另一类典型——
与北宋末年出身于显赫的军人世家、自己也成为优秀军人的种师道一样，帝国著名将领祖大寿，出身于大明晚期的祖氏家族。这也是一个显赫的军人世家，帝国优秀的高级将领中，好几位都是从这个家族中走出来的。那位当时威名赫赫备受尊敬、后来名声坏到了极点的吴三桂，就是祖大寿的外甥。
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军人，皇太极对祖大寿很欣赏，可能是惺惺相惜，也可能是为了做给其他祖氏家族的军人看。
大凌河保卫战中，祖大寿弹尽粮绝，不要说军马，全城军民连草根、树皮、皮甲也都全数吃光、木头柴火烧光了，已经开始用死人骨头作柴、烧着吃老人和孩子了。为了保全追随自己的一万多军民，祖大寿硬着心肠杀死一位誓死不降的助手何可刚，投降了皇太极。然后，又欺骗皇太极，说是要回去招降自己的部下亲族，皇太极同意了。结果，祖大寿跑回明军防地锦州后，再无下文。十余年过去了，在松锦大会战中，祖大寿又一次弹尽粮绝，再一次落到皇太极手中，皇太极依然给予了这位虽然欺骗过自己但确是一位好汉的败军之将以极高礼遇。
当时，两次和祖大寿在一起的还有副将祖泽远。祖泽远面对皇太极，恐惧至极，因为他不但上次违背诺言，和祖大寿一起骗了皇太极，而且在后来两军对阵时，还曾经专门将炮口对准了皇太极轰击。皇太极对于惶恐得要死的祖泽远表现得挺大度，说：“你明知道是我，还要对我开炮，的确是太对不起我，太过分了。不然我也不会说你。我对人有什么看法，总是要在心里反复掂量，然后，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过去了就再也不存在心里。你年轻，以后好好干吧，就算是报答我了。”据说，祖泽远感动得泪流满面。（王先谦《东华录》）
这种事情，说说容易，口头上似乎谁都不难做到，若事到临头真的要去做时，可就并不那么简单了。
天聪四年、大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攻打永平（今天河北省卢龙县）时，大明户部郎中陈此心归降后又要逃跑，被捉，审讯后定为死罪。皇太极说：“既然他不愿意留在这儿，就放他回原籍去好了。”结果，不但没杀他，还给了他两匹马、四头驴、二十两银子，让他带着妻子家人，去他随便想去的任何地方。（《清太宗实录》卷六）
皇太极有一个极有东北或者中国特色的规定：凡有大明官员来降，八旗旗主必须轮番设宴款待，每五天举行大宴一次。届时，宰牲设宴，觥筹交错，酒喝到一定程度，大家其乐也融融，以至于整个沈阳城都仿佛喝醉了一般，到处是摇摇晃晃的酒鬼，到后来，由于来降的汉官过多，一天之内常常要开宴会数次，并屡有赏赐：房屋、土地、牲畜、衣物、财帛等等。甚至发生过令满族官员腾出房子，让来降汉官居住的情事。他不止一次对王公贝勒们讲：朕对于这些汉官不吝赏赐，不厌其烦，就是为了让人心悦诚服，以图大事。（《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只有多得到人才才是最可喜的。金银珠宝都有用完的时候，要是得到一两个贤能之人，对国家有帮助，那带来的好处可就无穷无尽了。”（《满文老档》，太宗卷二十七）有证据显示，当时，许多汉族官员所享受的待遇和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超过了同级别的满族官员。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些政策，皇太极制定法律，严厉惩处随意戕害汉人的行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自杀害降民者，以死偿命；强取民物者，加倍赔偿。”（《清太宗实录》卷五）为此，他多次发表谈话，并当面告诉没有严格执行该法令的贝勒爷：若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将被视为作乱祸首，连同妻子一律处死，绝不姑息。（《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二贝勒阿敏之所以倒霉，应该说，和皇太极的此种思路不无干系。
仔细翻检史料，平心而论，找不出皇太极做这些事情时心理阴暗、龌龊的证据。他做得坦诚、磊落，其胸怀与古代明君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比较起来，似乎也不遑多让。倘若没有偌大格局的器量、胸怀、雄心和抱负，恐怕是断然做不到的。与努尔哈赤比较起来，其高下相差就太多了。史书记载说，皇太极的这些做法，的确令当时的许多汉官心悦诚服，甚至达到感激涕零的程度——“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万一也”。（《清太宗实录》卷十七）话说得虽然让人起鸡皮疙瘩，不过，可能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特别是，若想一想大明帝国崇祯皇帝，荼毒那些同族同种的臣子如猪狗草芥一般的情形，则更加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千了。
观察历代国家的政治实践，我们不能不承认，那种能够令近者悦，令远者来的情形，是一种很高的治国境界。从史料中看，短短的时日里，皇太极还真的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