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袁崇焕一生中的最大错招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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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整个一年风云变幻、波诡云谲。

正月初八，登基四个月的皇太极借朝鲜正在内乱、乏力抵抗之机，出兵朝鲜；

两个月后，三月三日，朝鲜国王与后金汗国代表签订了约为兄弟之邦的城下之盟；

五月六日，皇太极出兵辽西，继父亲努尔哈赤一年前败于宁远城下之后，在锦州和宁远城下再败于袁崇焕之手；

七月初二日，刚刚第二次重创后金汗国的袁崇焕在魏忠贤与朝堂官员的挤对下，不安于位，辞职回乡；

八月二十二日，在努尔哈赤死后整整一年时，大明帝国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缠绵患病后死去；三天后，在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一年之际，天启皇帝朱由校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继皇帝位，是为崇祯皇帝。

三个月之后，崇祯皇帝开始修理魏忠贤；

十一月初，曾经势焰熏天的魏忠贤自杀，阉党星散。

帝国朝局为之一变。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袁崇焕的命运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先是崇祯皇帝下令恢复了他的官职名位，随后又派人前去他的家乡召他还朝。

第二年七月，在黯然离职一年之后，袁崇焕又在崇祯皇帝的召唤下意气风发地衣锦回朝了。此时，他的职衔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负责整个辽东第一线针对后金汗国的军事指挥。

从此以后，袁崇焕在帝国政治迷局中，一步走错之后便步步走错,再也没有了全身而退的机会。

说起来，袁崇焕走错的第一步，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甚至就是几句话而已。只是，这是几句关乎帝国命运的话，是几句出于帝国前敌最高军事统帅之口，入于帝国国家元首之耳的几句话，于是就变得重大无比。假如袁崇焕置身于一种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制度环境之下的话，事情可能还不至于变得如此之糟。可是，当他所身处其中的帝国制度，是一种无可理喻的制度，是一个人可以无条件地决定另一个人生死荣辱的制度时，事情就变得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令袁崇焕再无退路，以至于乱了方寸。从此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变得惨痛无比。

袁崇焕来到北京后，崇祯皇帝立即召见于平台，听他谈论平辽方略。

十七岁的小皇帝朱由检见了袁崇焕，先是慰劳备至，然后发问：“建州女真小丑跳梁至今已经十年矣，土地沦丧，生灵涂炭。卿不远万里响应召唤，忠勇可嘉。你有什么方略想法，不必顾忌都可以谈谈。”

袁崇焕说：“臣的所有方略想法，已经都写在给皇上您的报告里了。”

皇帝说：“报告我会仔细看，你先谈谈你的主要想法，比如边关什么时候可以平复？”

时年四十五岁、久经战阵的袁崇焕，一谈起边关仍然便会心潮激荡，遂慷慨陈词，曰：“臣承蒙皇上特殊的眷顾信任，要是皇上能够给我全权的话，五年之内，一定可以平息这个祸害，恢复全辽。”

小皇帝一听之下，大喜过望，也随之慷慨激昂，曰：“五年灭寇，就是方略！到那时，赏千金封万户侯朕都不会吝惜。你要努力好好干，解除天下的倒悬之苦，你的子孙也会有福啦。”

袁崇焕顿首拜谢。

心潮大约同样激荡不已的小皇帝，高兴地转回休息室去小憩，可能是去解手。一位参与召见的同僚问袁崇焕：“五年复辽，你有把握吗？有什么具体想法没有？”

袁崇焕答曰：“也没什么具体想法，我看皇上很焦虑，就那么一说，安慰安慰皇帝而已。”

这位同僚一听急了，警告袁崇焕说：“皇上英明过人，你怎么可以随口许诺？五年以后，皇上要是让你兑现承诺，你怎么办？”

史书记载说，袁崇焕顿时感到“抚然自失”。片刻，皇帝转回来，他赶紧报告说：“辽东的事情很不容易解决。陛下信任臣，臣不敢因为难而推托。臣估计大约要用五年左右时间。但这五年里，所有事情都必须要相互配合好，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部和工部都得全力支持，十分顺手才行。”

皇帝将目光转向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两位尚书赶快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继续报告说：“吏部和兵部任用什么人，罢免什么人，调兵遣将等等，总要朝中和边疆事事相应，才能得心应手。”

皇帝将目光射向吏部和兵部尚书，二位也立刻俯首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顿首叩谢，曰：“以臣的能力，收拾辽东有余，调剂众口不足。一旦离开朝廷国门，立刻就如万里之遥。嫉贤妒能、忌能妒功的人时时处处都会存在，他们害怕皇上法度威严，即便不敢用权力掣臣之肘，也完全可能用意见来扰乱臣的方略。”

史书记载说，崇祯皇帝站起身，侧耳仔细倾听，片刻，谕：“你的报告一条一条历历在目，无需疑虑，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钱龙锡、刘鸿训等人也盛赞袁崇焕：“肝胆义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此时，距离崇祯皇帝灭掉魏忠贤及其同伙们，只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实事求是地说，崇祯皇帝的确是在没有军国重臣的支持下，凭借一己之力做到的这一点。当时，人们切身感受到了魏忠贤权势的无比庞大、显赫与令人畏惧，时常忘记他只是帝国制度之下皇帝身上的一个寄生虫这一事实。因此，帝国臣民对于十七岁的崇祯皇帝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掉魏忠贤，显示出了由衷的景仰与赞叹。天纵英明、乾纲独断、宸机独运、深谋远虑、雄才伟略等等是人们谈起这一事件时，特别普遍使用于皇帝身上的词汇。

从其一生行事判断，崇祯皇帝本人肯定同意这些赞美，并真的认为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伟大帝王。若是真正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话，他实在应该对于朱元璋等列祖列宗所苦心设计的帝国制度，充满感激之情，而不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事实上，正是那样一个制度，才能够在短短六七年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在帝国中枢培养出魏忠贤这样的庞然怪物；同时，又在更加短促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帮助崇祯皇帝除去这样一个似乎是不可一世的怪物。

此时的崇祯皇帝心情舒畅，自我感觉绝佳。如今，他也觉得袁崇焕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真正的大将之才，因此给了他极高的礼遇。为了统一事权，在大学士们的建议下，崇祯皇帝收回了赐给其他边疆文武的尚方宝剑，专门只赐给袁崇焕一人，并明确允许他便宜行事，意思就是将决策权管理权全部下放给袁崇焕，允许他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做出决定。

从此，“五年复辽”这个颇为轻率的承诺，就成了真正的梦魇，沉甸甸地压在了袁崇焕的心头。后来，他做了许多努力，试图为自己体贴皇帝而导致的失言拓展出一点回旋空间,结果他的每一个努力，都变成了新的绳索，将他束缚得更加牢固，无从理喻的帝国制度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上。

袁崇焕熟悉熊廷弼。多年前，在第一次奔赴辽东前线之际，他曾经与熊廷弼有过长谈；他更加熟知孙承宗的境遇，几乎是耳闻目睹了孙承宗从高峰到低谷的全部过程。知道了这些之后，和熊廷弼一样，袁崇焕实在不该轻信皇帝的真诚，不该轻易陶醉在皇家那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宠爱与眷顾之中，不该再次回到这个无比险恶的帝国政治迷局之中来。在几千年政治文化传统中，皇家本来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而一切制度保障偏偏又全部都倾斜到了皇家权益一边，对于民族中那些出类拔萃之才、那些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从来都没有在制度上观念上予以保护的设置与设计，于是，打压与残害便成了他们时常需要面对的处境。这是私天下而非公天下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儒家三纲五常那一套意识形态是一种真正混蛋透顶、狗屁不通的说教，我们就可以视那些维护此种说教的人为真正下贱的贱骨头和民族心灵之戕贼，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像正人君子。因为，我国历史上所有涉及志士仁人的悲剧，几乎全部与此深有干系。

对此，袁崇焕并不是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仅仅一年前，临近被迫去职之际，袁崇焕曾经给皇帝写过一封信，其中，十分沉痛地谈道：

勇猛无畏地进击敌人，则敌人必然仇恨；奋勇当先地屡立功勋，则众人必定妒忌；任劳必然召怨，蒙罪才会有功；怨不深，政绩就不显著；罪不大，功勋就不能成；对于那些功臣能臣，诽谤信装满了皇帝的抽屉，毁他的谣言充斥了皇帝的耳边，这一切，自古以来无不如此呵。

袁崇焕所说的所有这一切，的确真实地、历时数千年地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历史之中。这一次，袁崇焕在应该可以理解的状态下，不那么慎重地做出承诺之后，再一次给皇帝写信，信写得同样中肯而痛切：

帝国辽东事业，在渐进而不在突进，在务实而不在虚张声势。用人与被用之人，掌握在皇帝手中，怎样才能够用而不贰、信而不疑是其关键。驾驭边疆文武和驾驭朝中诸臣大不相同。原因在于，边疆乃多事之地，一日数惊是为常事；军中可惊可疑之事更是特殊地多，故请求皇帝能够只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瑕疵；责任重大，造成的冤家就多，于是，所有有利于封疆大事的，都会不利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本身。何况被逼急了的敌人，也会从中实施离间之计，因此，做边疆之臣实在很难。本来陛下爱臣知臣，臣可以不必这么疑惧；只是其中关系重大，我不敢不让您知道呵。

袁崇焕仿佛一语成谶。他所说的一切，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一应验，而且惨烈了不知多少倍。

到了辽东前线之后，袁崇焕才知道，在他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辽东前线已经早已不是一年前的老样子了。就如熊廷弼、孙承宗当年面对的一样，一切都在重复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老故事：大明帝国军队里的军官们又开始公开喝兵血、贪冒军饷，士兵们经常无法领到足额的粮饷，有时干脆就根本领不到饷，民心士气又一次散掉，花费巨资修建的锦州、杏山、高桥等地城防，也都先后陷入后金汗国之手，并再一次被毁掉。

袁崇焕刚刚来到山海关，连续四个月领不到军饷的宁远士兵便发生哗变，着实给了他们的老长官一个下马威。袁崇焕星夜驰往宁远，一边平息哗变，一边向朝廷请求足额按时调拨军费，并开始着手整顿部队。

据说，崇祯皇帝看到袁崇焕申请军费的报告后，其反应是：“带兵的人对士兵如果真能像家人父子一样，他们自然就不敢叛，也不忍叛。不敢叛者，是因为畏其威；不忍叛者，是因为怀其德。怎么就会发生哗变呢？”（《烈皇小识》卷一）皇帝所言，固然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却也透出了一股浓浓的、让人觉着很不好惹、伴君如伴虎的那股味儿。那话里话外的意思仿佛是：看来，袁崇焕也是个俗人，除了要军饷没什么新鲜的。他对袁崇焕恩宠备至仅仅是不久之前的事情。生长在深宫膏粱之中的小皇帝似乎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道理，很有点质问袁崇焕何不率领将士们在精神上食肉糜的意思。最糟糕的情形是，他甚至可能觉得袁崇焕是在以兵变为借口，向皇家勒索军费。

平心而论，在这件事情上，袁崇焕的确没有做错什么。

袁崇焕真正做错的，是诛杀毛文龙。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他再次回到帝国官场。后来，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杀死时，诛杀毛文龙是其重要罪名之一。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袁崇焕罪有应得——别说他勾引满洲鞑子到北京来杀人放火，就凭杀死毛文龙这一条，袁崇焕就死得不冤。再后来，袁崇焕被皇太极设计冤杀的内情大白于天下之后，人们又为袁崇焕感到痛惜。为了替他遮掩，于是再努力把毛文龙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政治文化传统，造就了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历史学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毛文龙既没有当初人们说得那么好，也没有后来大家说得那么坏。只是，对于大明帝国和后金汗国来说，他的存在与否非常重要。因此，袁崇焕将他杀死，实在是熔九州之铁都无法铸就的大错，是令亲者痛、令仇者快、令历史嗟叹不已的大错，其影响称得上既深且巨。

毛文龙字镇南，祖籍山西太平，父亲行商于浙江钱塘时，生下毛文龙，是故，以浙江为其籍贯。据说，此人少小不喜欢读书，爱好谈兵。后来出走投奔叔叔，承袭了叔叔百户的职位。早年，在辽东明军中服役，曾经是李成梁的部下。萨尔浒大战之后，就在努尔哈赤颇有席卷辽东之势时，毛文龙毅然领命，带领不多的几个部下，深入努尔哈赤的敌后，开展游击战并建立根据地。他们活动在今日之朝鲜以及我国吉林、辽宁相接地区和辽东半岛的金、复、海、盖、旅顺等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骚扰得努尔哈赤一年数惊，日夜不得安宁。随着努尔哈赤种族歧视政策的愈演愈烈，毛文龙的部队也日益壮大，很有可能达到了几万人的规模，并在皮岛上建立起了军事基地——东江镇。“时时袭击建虏，有所斩获。”（谈迁《国榷》卷九十）

皮岛就是如今朝鲜的椴岛，据说之所以被称为皮岛，是因为“椴”字在朝鲜语中发“皮”音，又在很长时间里驻扎着明朝军队，于是在明代史籍中便被记为“皮岛”。翻开地图，可以很容易发现，这皮岛紧挨着朝鲜海岸，海上距离辽南地区近在咫尺，由此出发，或翻山，或跨海，骚扰起努尔哈赤来，实在是防不胜防。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并将首都迁往辽阳、沈阳之后，皮岛和毛文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头之患。毛文龙曾经率部一直深入到努尔哈赤大后方的老家附近，将敌人生产、生活、战斗之物资变成自己的物资，然后取道鞍山，翻过摩天岭，在距离辽阳和沈阳只有百十里地的地方再骚扰一番，一旦感觉疲劳或见势不好，便安然退入海中，扬帆远去。毛文龙屡屡得手，故极为嚣张。

这种情形对努尔哈赤刺激很大，因为毛文龙经常出没于图们江流域的延吉、辉春、图们、汪清一带地方，这里就是努尔哈赤的老家。只是努尔哈赤化家为国之后，家乡的青壮年人口已经大部分跟着他出来打天下了，留在那里的都是老幼病残，努尔哈赤很难抽调出兵力去防守那空虚的后方。而八旗铁骑又是典型善骑的北兵，对大海完全找不到感觉，因此长期以来，后金汗国基本都拿毛文龙毫无办法，努尔哈赤之所以不敢放心大胆地向西进攻，和毛文龙伸手就可以抚到自己侧后背上有着绝大关系。因此，大史学家谈迁才会记载下这样形容毛文龙的一段话：就像努尔哈赤身上的虱子，打不得又捉不到，虽然伤不了筋骨，却能够令人日夜不安。这也可以算是对游击战的经典描述了。

努尔哈赤曾经派人对毛文龙大谈明朝的腐败，并许以高官厚禄诱惑毛文龙，结果被毛文龙严词拒绝。因此，毛文龙在时人的眼中颇有抗金志士的声誉。毛文龙的苏浙大同乡、大书画家董其昌曾经向朝廷报告说：“国家若能有两个毛文龙，则努尔哈赤便可灭，辽东便可复，那些投降了努尔哈赤的我国叛逆便只能束手就擒。”（《明史》卷二五九）当时，毛文龙确有胆略，其声望之高，远在早期的袁崇焕之上。由于这些不算小的功勋，毛文龙屡受嘉奖，官居总兵，挂将军印，授左都督，赐尚方剑，在皮岛开镇设将军府，规制如同内地，成为当时地位崇高且极为重要、受到朝廷特别重视的一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