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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
大明共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隶，咱们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理解为省份。
南直隶下辖有一个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是英才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时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附郭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上，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所以它们长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隆庆三年（1569年），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人叫帅嘉谟，字禹臣。严格来说，他没有歙县户口，不算当地居民，而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隶属于徽州府境内的新安卫。军户是大明特有的一种户籍，世代都是军人，归属于各地卫所——类似于军分区——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个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注释】
徽州府与新安卫：根据《明史·地理志》与《明史·兵志》的记载，明代的整个疆土管理分别隶属于两大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府、县这一行政系统，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这一军事系统。明初，徽州府直属中书省，后改属南直隶，下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歙县为附郭。新安卫，直隶于中军都督府，虽设于徽州府辖区，其守备衙署亦在歙县，却不受徽州府管辖。
图一·1《徽州府山阜水源总图》（来自弘治《徽州府志》）
军户：据《大明会典·户部》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记录人户之名字、年龄、居住地等信息，户帖发给百姓，户籍上交户部，作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的根据。明代人户分军、民、医、匠、阴阳等多种类型，除优免差役者外，其他人必须承担不同的差役，不允许变籍，所担差役亦世袭。其中，军户便是世袭供应军差义务的特定人户，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脱离军户为幸。明代诸多著名阁臣如李东阳、万安、刘吉、梁储、高拱、张居正、叶向高等人，皆出自军户。
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他只有一个特长：对数字天生敏感，擅长算学，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
可惜在大明，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而这个岗位，要求对钱粮税赋的计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
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歙县架阁库。
徽州府历年的税粮账册，都存在歙县库房里。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大量加减折算、书算钱粮，这正是绝佳的应用题题例。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便有保障了。
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嘉谟设法接触这些官府账册。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凭借着对数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
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的等同。
换句话说，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
帅嘉谟大为骇异，这可不是小数。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注释】
《大明会典》：明代官修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大全。有明一代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先后编修、续修和重修《会典》。弘治年间，徐溥、刘健等奉敕修成《大明会典》180卷，至孝宗死，未及颁行。正德年间，李东阳等奉敕重加校订后由司礼监刻印颁行，是为正德本。嘉靖年间续修的《会典》并未刊行。万历年间，大学士申时行等奉敕重修《会典》成228卷，为万历本。文中帅嘉谟所阅者应为正德本《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一本官方发布的资料集，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算是政府法令的一个汇编，亦勉强可以当作年鉴来用，权威性很高。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大明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
按道理，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只压在歙县一处呢？虽然歙县的体量比其他五县都要大，可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哪。
帅嘉谟心想，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看似无关的古早线索。
【注释】
《徽州府志》：现存明代《徽州府志》有两个版本，一为彭泽、汪舜民等人编修的弘治《徽州府志》12卷，一为汪尚宁等人编修的嘉靖《徽州府志》22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汪尚宁为歙县人，曾官至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退休归里，组织一帮人员重修了《徽州府志》，后来亦被卷入学霸帅嘉谟引起的这场争论。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行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搞了一次“乙巳改科”，对很多科目的税额重新做了调整。
【注释】
乙巳改科：据《徽州府志·食货志》记载，吴元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重新修订了徽州府的赋税旧制，将六县的“夏税生丝”折麦征收。第二年，即乙巳年，行中书省核查徽州府赋税时发现，该府吴元年的田赋增减额存在问题，派人将府、县所属官吏羁押至省，在严密监督之下，重新更定了徽州府的田赋数额，岁史称“乙巳改科”，其中特别指出了歙县亏欠原额夏麦9000余石。
图一·2 嘉靖《徽州府志》书影
在这次改制中，朝廷发现歙县的夏麦数量有问题，与去年同比差了9700石，于是对歙县的3646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钱，以弥补夏麦缺额。
【注释】
石：古人把石块凿孔成凹行，用于称量粮食，“石”因此成为容量单位，音（dàn）。《说苑·辨物》载：“十斗为一石”。古代的容量单位有：勺、合（gě）、升、斗、石，为10进制。出自《淮南子·缪称训》的“以升量石”，比喻以肤浅的理解力难以推测深奥道理。出自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的“朝升暮合”则用以形容生活的艰难。日常生活中，石与合因其过大或过小而较少被使用，人们常用的是升和斗，故有升斗小民、日进斗金、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说法。
这个“补欠夏税”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全无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9700石夏麦，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换算标准，每石折银3钱，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7钱，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嗯，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注释】
折率：明初所定的赋税，本是建立在实物财政的原则之上，政府根据需要的物品来确定征收的物品种类，百姓根据各地土产的特点缴纳不同的物品。但是，各地的出产与政府的需要总有不一致的时候，就需要用其他的物品来代替。或者，在政府实物储备充足的情况下，改征当时具有一般等价物职能的物品作为财政储备，这时就需要有一定的换算比例，即折率。明中叶赋税改革，逐渐以白银作为衡量标准，折率也就主要是折银率了，这一比率主要是由税物要送往的仓库与用途等因素决定。如据嘉靖《徽州府志》可知，嘉靖年间，徽州府夏麦征收，征入当地永丰仓每石征银4.5钱，送往京库（北京）每石征银2.5钱，运往南京光禄寺每石征银6钱。
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10,780石，可折银3234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