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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满怀感情地如此赞颂后湖黄册库：“天下黄册，该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大明的治政国策，乃是以贮存其中的版籍档案为基础，说这里是“国家重务”，不算夸张；而历代皇帝对于这个库房的重视程度，亦当得起其“万载根本”的地位。
可如此重要的一处机构，从初建之时起，便面临着一个离奇的窘境、一个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困扰的千古难题：
没钱。
更准确地说，是户部从来没有编列过相关预算。在朝廷的账本上，从来没有这么一笔“后湖黄册库开销”的支出。
这可真是离奇了。朝廷这么重视后湖黄册库，怎么会不拨款呢？
藏书的花费没有养兵那么夸张，可是库阁册架的日常修葺、管库人役的吃喝拉撒、器具船舶的购买整治、官吏监生的薪俸廪米，这都是要花钱的。更别说每十年一次的驳查，几百人在岛上起居消耗，开销更是巨大。
后湖黄册库自己不是生产部门，朝廷不给钱，日常工作怎么展开？
这事，得怪大明的总设计师朱元璋。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有他务实的一面，也有一拍脑袋异想天开的时候。在户籍制度的设计上，他深谙基层弊端，手段施展得极有节奏，不出二十年便完成了前朝所未能完成的版籍大业。可到黄册库建立之后，一涉及钱，他却变得很天真。
朱元璋觉得，如果单独为黄册库编一笔预算，会导致开支总数上升，这笔负担最终会落到底层农民身上。他一拍脑袋，想到了个好主意。
在黄册库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么安排的：所有的官员和监生相关支出，由国子监负责，如果不够，则由都税司以及江宁、上元二县补足；纸墨之类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负责，不够的话，再由应天府补足；房屋、册架、过湖船只、桌椅板凳之类，由工部负责添造修理；至于其他琐碎支出，则由户部负责。
一处花费，居然要七八个中央和地方各个衙门来养活。
朱元璋是这么想的：每个衙门的经费，肯定会有结余。把七八个衙门的结余汇总起来，便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养活黄册库。一不至于浪费各衙门的余钱，二不至于再从百姓身上征敛，多完美。
可稍有财务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看似完美的结构，运转起来有多么可怕。
任何一个部门，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会消极怠工，所以KPI必须和他们的职责相对应。户部和国子监负责的部分还好，毕竟是本管业务。像刑部、都察院、都税司之类的机构，跟黄册库关系不大，凭什么每年给你钱啊？
朱元璋在世之时，这套“吃百家饭”的制度尚能有效运转。等到他一去世，各部门便互相推诿起来。
当初洪武爷制定的财务政策里，有这么一个“不敷”——意思是不够花——的规定：国子监的钱不敷，就从都税司和江宁、上元二县调拨；如果刑部、都察院的钱不敷，就从应天府调拨。这么设计，是因为每个部门每年的结余款是不固定的，万一不够用，还有下家可以支应，总归有人托底。
朱元璋想得挺好，可他没预料到，这个却成了官僚们的一个完美借口。
官老爷别的不擅长，最擅长踢皮球。你想要经费？对不起，本部囊中羞涩，不敷开销。按洪武爷的规矩，您还是去别的部门问问看吧。
尤其是到了永乐迁都之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正管衙门都去了北京，偏偏后湖黄册库没有搬迁，还留在原地。于是负责供养它的那些部门，便从户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变成了南京户部、南京刑部、南京工部、南京都察院……
这套政府班子徒具中枢虚名，除了户部还管着南直隶钱粮之外，其他部委的权势连地方衙门还不如，对待黄册库这个拖油瓶的态度，自然更差。
连南京国子监，都忍不住跳出来，给黄册库移了一道公文：“本监惟供给监生。”意思是，监生的费用我们承担，其他的可不管，你们自己想辙吧。国子监还来回扯皮，一会儿直接给米，一会儿折成银钱，总之给得极其不痛快。
南京部委足球队高举着“不敷”这面大旗，开始了精妙的传球。国子监推给都税司，都税司推给江宁、上元二县；户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应天府，应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锅，又推给下辖的江宁、上元二县。
供养黄册库的费用，被一层层挪移转嫁，最终尽数落到了江宁、上元两县头上。这两个县就在南京城外，离后湖最近。两县实在是推无可推了，只能含泪把负累扛下来，向基层征派。
这下子可苦了这两县的老百姓。
册籍有纸张笔墨支出，看守有匠工支出，修缮维护建筑有砖石支出，驳查有书算支出，还有炭食药等闲杂支出。而且，岛上干活的匠役民夫，由两县抽调充任，笔墨茶菜炭纸等诸项支出，由两县办税承担，连祭祀湖神所用祭品，都需要两县官府购买三牲。
甚至监生所用肉食，都是由都税司派遣专人在两县路上巡检，看到赶猪进货的屠户就上前强行抽税，赶走几头——你还别小看这个税，后湖三天就得用二百三十斤肉，可想而知这税有多重。
如果只是日常开销，两县咬咬牙也能熬过去。但每十年还有一次大规模的驳查，这期间产生的费用，比日常支出要翻几番，同样也得两县扛大头。
这比天塌下来还可怕。
咱们前文讲过，从宣德年开始，驳查时间越来越长，从起初三个月到六个月、一年乃至数年不完，成本也是直线上升。每次驳查一开始，江宁和上元两县真是连想死的心都有。
拿正德九年（1514年）的驳查举个例子。
当期黄册自正德八年十一月开始驳查，至九年五月，一共查出十四万户黄册有问题。
在这一年里，从上元、江宁两县雇用了书手四十人，每个月工食银一两五钱；册夫四十人，每月工食银九钱；纸四万八千张，笔两千支，墨十斤，以及官员七人、监生两百人的各项茶菜炭药的日常开销……总计是一千四百两的开支。
听着是不是还好？虽然超期，但毕竟在半年之内完工了嘛。
但你得知道，这半年查完的，仅仅是整个南直隶十八府州的黄册。它们分布在南京周边，最先运抵。至于北直隶和十三布政司的黄册，在路上还没到呢。
光一个南直隶，就要半年时间、一千四百两的驳查成本。全国得花多少时间？用多少银子？成本妥妥超过一万两。
上元县有一百九十五个里，江宁县有一百零五里，两县合计三万三千户税基，哪里扛得下这么重的负担？更过分的是，黄册库的费用属于杂泛徭役和杂税，两县的正役正税并不因此而减免，负担更上一层楼。
这个坐落于后湖的黄册库，赫然成了盘踞在南京附近的一只吸血鬼、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致使“上元、江宁两县，民穷财尽，流移逃亡，不忍其荼毒矣……一应里甲，物业荡然”。有看不过眼的当地官员警告说：“若不通融议处，照旧独累偏造，则上元、江宁二县之民，靡有孑遗矣！”
朱元璋的初衷是想要减少基层负担，可实在没想到最后却起了相反效果。
其实大明一朝的正税并不算重，真正可怕的都是这些临时加派的杂税杂役。没有节制，没有计划，名目众多。上头无论有什么开支，最终一定会传递到基层，让百姓应接不暇，筋疲力尽。
黄册库之于上元、江宁两县，算是明代税赋弊端的一个典型案例。
两县的民力终究有限，凭你怎么敲骨吸髓，也只能榨取那么多。黄册库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开销，想过各种主意，甚至还把主意打到了湖产上去。
比如黄册库会偷偷把湖产租给附近农民，自己收取田租。他们还曾正式向朝廷提出过申请，征集附近渔民进入后湖打鱼，将所得鱼鲜、莲菱等物的收入，用来修理黄册库。
可打鱼才能赚多少钱？碰到开支巨大的时候，还是只能靠顶头上司——南京户部——去四处“化缘”。
比如说弘治三年吧，黄册库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二千九百本，其中六十四万七千两百本的册壳都烂了，需要重新装订。
这个是贮藏损耗，费用没法摊派到各地，只能黄册库自己出。
管事官员算了一笔细账。每本黄册，得用染黄厚纸两张，留出富余，一共要采购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两百张，每张用银三厘；还有装订用的绵索条数，也要同等数量，每条用银一厘。再算上人工杂费，一共是四千五百余两。
黄册库出不起这笔钱，去找南京户部要。户部习惯性地踢了皮球，行文给南京吏、礼、刑、工四部，并南京国子监、应天府、都税司、上元、江宁两县，让他们“照例斟酌取用”。可是谁都没理睬，都以本部不敷为由，踢回给户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