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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内心觉醒与人性回归之光
——长篇小说《妙音鸟》访谈录
△周立民 ◎张学东
△新近出版的《妙音鸟》是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相对于带有强烈个人记忆的第一部长篇《西北往事》，这里所描述的世界更多来自你的想象，而不是亲历性的经验。这对作家未必就是坏事，你可以放开手脚，不会为具体的现象束缚住；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写作又无不是个人的体验和想象合作的产物。但我还是想问一问，你怎么会萌发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从时间段上，小说写了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期间发生在羊角村的事情，这似乎是一个出生于五六十年代作家更有把握的时间段，而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你是如何对这一段生活产生了兴趣？
◎我觉得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审美标准和情趣取向，就像每个学者必然会有他自己的研究方向，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矢志不渝地朝着那个方向迈进。与其说，我对那段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倒不如说是那段生活，总是在我遥远的身后闪烁着奇特的微光，特别是在写作的时候，我时常能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像个贪玩的小孩，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总是慢吞吞地一步三回头朝着身后张望，而正是来自于身后的那一团微弱的光芒将我深深吸引，我不得不停下脚步，或者，完全不顾大人抱怨的呼喊声，一味地转过身朝着那未知的光亮寻寻觅觅——在这里我捕捉到了那种陌生陈腐的阴郁气息，在这里我也发现了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天地。这大概就是寻觅者的乐趣，也是我写小说的原动力。《妙音鸟》写上世纪那段特殊的历史，它的确是有难度的写作，可以说处处都充满了挑战。比如：如何让间接记忆变成伸手就可以触摸到的事物？如何让一堆几乎失去生命力的历史材料变成真实别致的好细节？如何让自己的小说完成后能从同类作品中跳出来……而所有这些因素，对一个作家来说恰恰是最有意义的，我一直喜欢做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愿意将《西北往事》与《妙音鸟》放在一起说，它们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作品，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面，或两种时态：在前者那里，那段历史已经发生过了；在后者中，那段历史即将或正在发生。这样说来，我不过是那个贪玩的小孩，在该回家吃饭和睡觉的时候，继续在外面逗留，只为寻觅到那一团即将逝去的微光。
△“寻觅到那一团即将逝去的微光”，这个说法很好，在小说中，这团光是通过妙音鸟这个带有象征寓意的意象体现出来的。你解释说“妙音鸟”是一种有着美妙绝伦的叫声，让闻者潜心向善、皈依正道的神鸟，在小说中少年红亮历经苦难皈依佛教的经历大约最为形象地反映出这种召唤。甚至读到小说的最后，连那个似乎总是作为“恶人”的广种也有着对秀明的几份深情，让人也感到了一种“向善”的力量。当然，小说不会是仅仅如同教义一样劝人向善，说实话，我倒觉得小说中宗教的力量并不很强，反倒有着极强的现实关怀，当然，中国佛教本身就有很强的世俗性。
◎无可否认，《妙音鸟》的确涉及到了佛教那些博大精深的意象，但这只是故事和人物命运发展的需要。红亮历经坎坷迷途知返归依佛门，直至最后成为有名的弘量师傅，这条线索在小说里我基本上是淡化处理的，红亮的归宿我几乎一笔带过，这也足以表明我个人的观点。一部小说绝对不能简单化为教义式的“劝世警言”，那样，写作本身已失去了意义。我一直认为，人性的善、恶是有条件的，就好比化学里的氧化反应，首先取决于被氧化的物质，无疑金属类的最易；其次，取决于氧，也就是物质周围的环境，当然还有温度、湿度，等等。当那场特殊历史悲剧如火如荼上演时，人性就开始急剧分化，三炮也好，虎大也好，还有广种，他们代表了人性里的“恶”，在政治魔力的推波助澜下，很快就被发挥到了极至。但是，我始终相信，他们也有善的一面，他们是摆在历史舞台上的一块铁，想一想，那种特殊环境，那种白炽化的高温，铁是最容易被氧化掉的。小说结尾，那段历史渐近尾声，人们的热度下降了，头脑不再疯狂和发涨了，智商渐渐恢复了，一切都朝着正常的轨道迈进，恶人做恶的时代结束了，恶人也是人，这一点不能忽略。向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无疑是生存的一种策略，一旦大环境改变了，人就会跟着变。你说佛教本身具有很强的世俗性，我完全赞同这一看法，而我还要强调，小说本身就是世俗的“街谈巷议”，它跟宗教在一定意义上有着相似性和同构性，所以，我在创作之初毅然决定，要将那段历史跟佛教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这代表着历史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它们都具有扎根土地和人群的世俗立场。
△那么，面对着人为私欲而相互撕杀这样的现实，你认为宗教或者宗教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是救赎之途吗？
◎我个人以为，宗教所传达的只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愿望，它像茫茫大海上高高耸起的灯塔，看着总是那么遥不可及，但它指引航向。风浪再大，人们只要看到灯塔，就会鼓起勇气，暂时忘记艰难险阻。问题是，很多时候人们只会望洋兴叹，因为灯塔本身不能帮你解决任何问题，毕竟你要顶风破浪，要冒很大的险，才可能抵达平静的对岸。佛又说，放下屠刀，回头是岸。这把屠刀就是你所说的“人为私欲而相互撕杀”，《妙音鸟》里这样的撕杀场面太多了，这样充满私欲的人群也太庞大了，以至于佛教的光芒显得微不足道，它能照亮的只是极少数的人，何况，那还得看这个人有无良好的悟性，能否参得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造化”。对于红亮来说，宗教不光是灯塔，而且也是光明的道路，因为他终究能够步入其途。
△是的，任何时候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都在倔强地生长着。与此同时，在民间，作为对于“恶”的消极抵抗也好，无可奈何也罢，自然而然地会生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观念，小说中似乎也有表现，我是从虎大将要被杀了，他老婆忙着找人去救他，而那些鬼魂说虎大做了多少多少恶事，于是他们在路口挡住她的去路；另外，从三炮最后的结局等处，隐约感觉到这是左右人物命运的理念。
◎假如我承认小说里有类似的观念，读者也许会说，这是不是太陈旧了？一个年轻的现代小说家，居然还在老生常谈这些玩意！这正是当下的问题所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中国人普遍开始天不怕地不怕的，丧失信仰和最起码的道德评判标准，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包括做恶，因为除了金钱和权利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可以束缚手脚的东西了。可是过去并不是这样，在人们的精神和生活领域里，总会有神佛的一席之地，人们信佛，或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去朝拜，或日夜供奉于厅堂之上。恶人也是这样，他们甚至会在神佛面前进行忏悔，神佛充当着他们的心理医生的角色。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内，所有神佛都被打倒了，正如小说里红亮在深山庙宇里所遭遇的那样，诸神被湮没了，鬼怪才一夜之间如潮水般涌出来，可谓“鬼出神没”了。虎大老婆想求助于寡妇牛香前来解救虎大，村里的冤魂就组织起来挡住了她的路。这个情节看似荒诞，事实上，我想要表达的却远远不止是因果报应这么简单，我更愿意让事件呈现出民间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虎大老婆本人就是那种善男信女者，所以在最关键时刻，在她的道德价值面临选择和考验的时候，她心里首先有“鬼”，才能产生那样不可思议的幻觉，而她也由此开始敬“神”而远之。
△“陈旧”的问题用不着在意，作家不能做一条追逐所谓“新观念”的狗，否则累死人家还会笑你是傻瓜。从更长远一点的历史来看，什么是新和旧？今天新的明天就旧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但每个时代都不乏优秀作品。《诗经》够旧了，现在仍然有人读得津津有味。秀明这个人物是你颇为用心的人物，其实她的身上就有某些圣母的感觉，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天然就要历经各种劫难，我觉得她倒更应当皈依宗教，而不是红亮，红亮的皈依未免有些观念性，秀明才是承受了大苦大难需要悟透人间的人……
◎秀明这个人物，不论她有菩萨般的心肠也好，还是她一辈子要经历许许多多苦难也罢，有一条是绝对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秀明和她的职业，她始终是羊角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这正是她最后没有皈依宗教的关键所在。秀明是知识和文化的接受和传递者，她是羊角村高举火把的那个人，她也同样经历了那场噩梦般的运动。尽管在小说里，有一段时间她也表现出潜心向佛的幽闭的行为倾向，但那是暂时的，我之所以让她有所摇摆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可以说两眼一抹黑，黑夜没有尽头，前途失去方向，秀明作为一个女人，内心的凄苦和彷徨，可想而知。但秀明毕竟还是坚强地挺了过来，她自己在羊角村的废墟上站立起来了，她也拯救了孤苦伶仃的少女串串，她在家里秘密地传授着知识文化，她用自己行动证明了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操守和良知，文化的根脉在她手里始终没有被断送，尽管这个过程漫长曲折而又充满艰辛。这恰恰也是我在这部小说里想要表达的一个母题，包括红亮最后皈依佛门，也是文化在困境中的默默传承。
△所以说，这个看似很弱的女人，却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小说中还有一个女人，那就是寡妇牛香，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她是一个更为成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秀明的性格似乎没有充分展开，你似乎把她定型为圣母型了；而牛香是地母型的，扎根民间大地，韧实，又有力量，这是一个还有很大开拓空间的人物，比如，她再有一点“狠”劲儿，个性会更为鲜明。
◎不久前，我在宁夏大学同现当代文学的一批研究生进行过面对面交流，大伙对牛香这个人物非常认可，同时他们觉得秀明老师这一形象应该再有所加强会更突出。而我却认为，读者应该把牛香和秀明统一起来看，也就是说，她们是我塑造的一组形象，这两个女人是互补性：秀明知书达礼，贤良、聪慧、富有爱心和忍耐力；牛香则泼辣、风骚、仗义，时而是非观念模糊，时而又有一定的同情心。这两个女性在羊角村是缺一不可的。至于你提出的牛香身上再有点儿狠劲，我是不大赞同的，我觉得她在严厉惩罚两个儿子的那一情节里，她的“狠劲”已经超乎了我以往所创作的人物谱系，让我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不过，我又觉得这个“狠劲”是非常必要的，否则，这个人物可能就立不起来了。
△读者会看出这两个人物有意的对比的，小说中你不是从虎大的眼睛中都做了直接的描述吗？大概我说的不准确，我说的“狠”劲是那种能够照亮人物的鲜明的个性之类的，它可能超出生活现实本身，但一个人物能够在人们面前“光彩照人”一定需要这样的棱角。就像提到老葛朗台你首先想到吝啬，提到张飞首先想到“猛”一样。不过，我发现你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作家，你能把握住人性中的恶的因素，但同时又不让这种人性下降到没有光亮的淤泥中，你总是给他们光，用善良的目光打量他们，用希望的光（指唤醒内心觉醒和人性回归的光）来引导他们，这一点，比较阳光。先锋文学当然有很多优点，但作者对笔下的人物都是很冷漠的，善、恶被取消了，天使和魔鬼平等了，但大家不是都恢复为人，而都成了魔鬼，实际上缺乏一种精神提升的力量。而你的作品中有这种阔大的种子，这不仅是你的长篇，而且是大多数中短篇表现出来的共同品质。你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揭示出来了，又透过文字将你自己内心中美好的追求表达了出来。大概跟我们这一代人生活比较平安、没有那么多苦难的经历有关吧？
◎不能刨除这种可能性，但也不是绝对的。有评论家指出，杀戮、施虐、暴力、残损与死亡，是我小说最常见的主题和意象，读者大概认为这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解。其实，正如你所言，我小说里的人物总是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善良之光。我想，只有首先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解读我的作品中的救赎与宽爱，才能理解人物每每在绝望中看到的希望。
△小说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第四章，因为现在摆在面前的大多是对于疲塌的现实直观描摹的文学作品，《妙音鸟》的这一部分人我看到久违的一种语言、想象的张力。这里现实与虚幻、白天和黑夜都混合在一起了，亦虚亦实，完全超越了那种平庸的现实主义。村里的男女老少全都被这无边无际的瞌睡所困扰，这样一来，这个村子成为一座孤岛，而外面则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那种强权政治的声音都传不进来，它依旧运作在乡村的传统伦理之下。可你不是写世外桃源，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开镰帮的造反、疯狂的批斗等等，也照样在这个村子里上演，不过，不是在一种政治理想的鼓舞下催生的，而完全是个人私欲的满足和彼此恩怨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反思“文革”，让我们看到的大概不是“文革”的革命性，而是它的腐朽性，完全是古老的传统的渣滓的借尸还魂，这一点可能更接近乡村的现实。我想知道，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现实你是怎么看的，小说中试图提供怎样的反思？
◎香港凤凰卫视做了一期“樊建川和他的红色革命系列生活用品收藏”，不知你是否收看？我看了，大为震惊，就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其收藏规模之庞大是绝无仅有的。光各类纪念章就仿佛是海底世界里庞杂纷繁的鱼类，让人眼花缭乱，主席的语录和头像几乎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小的部位，从锅碗盆碟到钟表桌椅到学习和工作用具，干脆这么说吧，当时只要是一件瓷器、一件工具、一个物品、一本书、一只笔、一张小票，都无一例外地浸染了“文革”特殊的红色。樊建川向观众讲述了他的收藏和整理过程，他说最让他感到痛苦和不安的并不是这些器具，而是他从民间收集来的汗牛充栋般的书信，那里面充满了告密、陷害、恐惧、痛苦和忏悔的泪水。更多时候，樊建川说他根本不敢一一去查看，只是简单地做分类打包处理。从电视画面上，我看到那些被装在一只只粗糙的麻包里的私秘信件，它们静静地躺在像高低床一样分层的巨大货架上，形同一具具死尸无声又无息。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写作《妙音鸟》是有意义的，就像樊先生的收藏，因为人的惰性首先就是健忘。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早就跑题了。不过，我是想借此表明，“文革”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在内心世界并没有完全消失，诸如像章、瓷器、信件、语录等，这些东西我在很小的时候都无数次触摸过的。在我记忆当中，只要是有红色痕迹的瓷器，在家里绝对是供奉在最高最显眼的地方，别人一进家门就会映入眼帘，好像对外宣扬我们这个家庭的忠诚不二。我曾亲手打碎过一只空心的白瓷塑像，后果可想而知，父亲严厉的惩罚了我，并警告全家人要保守秘密。那是一种天将塌下的恐慌，在我幼小的身心上烙下了疼痛的印记，也可以说是那段历史的痕迹。任何一段历史都不应该被轻易忘却。作为一名作家，别人去写那类无关痛痒东拉西扯的柔情暖意的小故事，对历史对过去对伤痕视而不见，而我不能。已故的巴老晚年说过，他在“文革”做了违心的事说了违心的话，于是，他的存在和文字有了崭新的价值。但愿多年以后，有人谈及我的创作时，不为别的，只因我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和激情反思过那段历史。
△有些心理伤痛不应该那么快就从中国人的记忆中移走，我看过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做的是那个时代亲历者的心灵档案，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故事！冯骥才是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走过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但他说有一阵子根本不能再写那段岁月了，他回忆去过去的事情自己的精神都受不了，要生病的。这跟你看樊建川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一种心灵的撞击。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感官的享受，但作家，好的作家还是要敢于拿出撞击心灵的东西，哪怕它与人们的口味不大合拍，但是轻飘飘的蒲公英，风一吹就没有影了，有根的树却会越来越枝繁叶茂。对此，我欣赏你的这种认识。让我们回到小说中，小说结尾你安排了一场地震，为什么这样来结局，你是想毁掉这个村子，还是只是想让沉睡的人们醒来？
◎谢谢你注意到小说的结尾！“地醒了”的潜台词是“那么，羊角村的人呢？”之所以这样结尾，还是想把问题留给聪明的读者。地震无疑是毁灭性的，难以抗拒的。俗话说，不破不立。已经腐朽的东西，索性就让它来个天翻地覆吧。当然，我这样处理是有现实根据的，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举世震惊，很多时候，我甚至在想，这是否就是大地给人们、也给那个特殊的时代敲响了警钟？
△这几年是你的创作丰收期，我惊喜地看到你在短篇、中篇乃至长篇小说等各种形式上遍地开花。一个写小说的人能够这样执着地坚持下来，肯定生命中有一种对小说剥除不了的爱。好像你原来是学理科的，当初是怎么喜欢上小说的？
◎准确地说，我是从2000年起开始大量地创作小说，并在国内诸多刊物上连续发表作品的，到目前为止，已公开发表短篇小说六七十篇、中篇二十余部、长篇三部，累计超过二百万字。这个数字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早在1999年前，我的工作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我还在民航局上班，做的是专业性很强的航空电讯工作，可自己好像一点儿也不喜欢，我觉得自己的身心根本不属于机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干什么呢？我实在不想塌塌实实干一辈子通信业务，干脆就改了行，去当一名行政秘书，可感觉总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我逐渐意识到，我不是不喜欢民航这份工作，而是我根本就不喜欢这里的氛围和每一缕空气。我的第一个短篇习作，就是在机场值班的夜晚写成的，可以说一气呵成，而且是手写的，后来打印出来拿给省刊的一个编辑朋友看，对方答复说很不错，可以作为头题来发表，而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头题”为何物呢。1999年末小说发表出来，我好像也一下子找到了工作以外的乐趣，那以后读书和写作让我完全忽略了一直以来不如意的景况，一个个被我精心虚构出来的鲜活的小说人物，他们微不足道的举手投足或荡气回肠的哀乐喜怒，几乎占据了我所有思绪。当然，我也为此背负了“不务正业”的心理负担。好在，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我就很顺利地从民航调到宁夏文联做文学编辑了。正是小说为我提供了一次跳槽的机会，要是没有它，我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热爱它，并为之付出心血。
△不知你最近是否关注一些人关于几个代层作家的看法，有一些人说，六十年代作家生活资源丰富，现在也有优秀作品产生；八十年代作家，风头正健，正在引领风潮；惟独夹在中间的七十年代作家好像很平庸，似乎马上就被忽略掉似的。很不幸，我们都是七十年代人，刨除自身感情，你怎么理性地看这种判断？
◎孟繁华先生在最近一篇关于我的评论文章里写道：“70年代成了夹缝中生长的一代，这种尴尬的代际位置为他们的文学创作造成了困难，或者说，没有精神、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无疑，这也正是我所面临的困境。我时常在想，你已是如此出身了，叹息痛恨又有什么用？博尔赫斯长期待在阿根廷的一家图书馆里，可他手里的笔却伸向了世界各地。以代际划分作家有一定的道理，也便于文坛形式上的具体操作，但绝对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不管人们做出怎样的判断，道路始终要靠作家自己去走。中国有句老话叫勤能补拙，想当一流的作家，必定困难重重，我写《妙音鸟》最初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否则，就不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现在已无需太多言语了，我已经比较成功地做完了这件看起来难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我也相信包括你在内的有识之士，会对70年代出生的作家做出公正的判断。所以，我想再次引用孟繁华先生的话，他说：“在我看来，同样作为70年代出生的青年小说家张学东，就是在这种尴尬或夹缝中实现突围的。不仅在他过去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证实了这一看法的成立，现在读到这部长篇小说，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夸大其辞”。
△说实话，我有自身的焦虑，却不大有代层的焦虑，我们不能像一个算命先生那样从生辰八字看文学、历史的发展。哪个时代不出人？时代是一方面因素，自身的功力更重要，不然，哪怕你生活在历史最好的时代，还是窝囊废一个，又有什么用呢？更何况，现在的代层讨论说白了，还不是从市场看文学？从文学看文学，我觉得七十年代作家正在不断走向成熟，不断拿出自己的优秀作品。即如从你的近期创作而言，问题并非没有，但从整体来看，这部小说在结构和叙述控制力等方面，可以说它也预示着七十年代作家创作上的成熟——在文字把握上、在对生活经验的处理上、在对历史责任的承担上——已毫不逊色于六十年代作家了。我一直比较喜欢你的文字，从你众多的中短篇到《西北往事》，再到这部《妙音鸟》，在你的文字中有着干净、利落又刚硬的力量。但如果仅仅如此还很单薄，而你好就好在还有另外一面，即刚中有柔的一面，朴素却又蕴藉的一面。当代小说语言逐渐在失去弹性，尤其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描述，比生活本身还涣散、凌乱，这些缺点在你的小说中很少见。我曾经到过宁夏，与你和很多作家朋友都有过交流，在你们身上感受到难得的对文学那种热情和真诚。宁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母亲河从此流过，它不但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也一定会刷新它，所以我常常想有你们这样一批作家，再加上不趋势、不趋时、不急躁、不功利的品质相伴，这块土地一定还会生长出更多神奇的文字来。为此，我期待着。作品会代替作家说出所有的话，也会让读者看到作家的一切。
2008年1月5日至12日上海-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