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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起因,是曾参的父亲「曾点」。
某日,据说有乡人的一只羊跑到曾点的家院前,被曾点捉起来宰杀吃了,而其子曾参没有举报。
后来叶公——「叶公好龙」的那位叶公,便就这件事对孔子说道: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亲偷羊,儿子就出来检举揭发。
孔子就回答道: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种正直有区别,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
儒家思想“崇尚礼制”,就到这种地步,也难怪道家会指责儒家“巧伪”,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后来孔子的弟子「子夏」说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很符合儒家的风格,儒家一向认为,作为有君子人格的人,应当顾全大局,而不必执着于细节。
但孔子时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比如对「学」的态度,《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学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孔子本人而言,他学习的初衷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再到孟子、荀子时期,荀子首次提出了「学以致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学」,总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用!
用在哪里,即用在治国、用在治人。
说到治国、治人,应当首推道家的治国之道,在治国方面,从道家鼻祖老子起,道家就明确地指出了「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策略,以劝诫各国的君主。
「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顺应自然,不要做多余的事。
比如说,在四五月本应该做农事的时节,君主不要因为与他国开战而耽误了国民的农事。
关于这一点,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其中的「勿夺其时」,就是告诫君主顺应自然——该让农民种地的时候就让农民种地,不要做多余的事。
除此之外,还可以延伸到对待国民的态度,总而言之就是,国民想要去做什么,就让他们去做,君主不要“额外”——即除了刑书以外——去约束他们。
而「无不为」,也不是指什么事都做,同样也是指去做顺应自然、顺应天道该做的事。
这方面体现在哪里呢?
打个比方,国内发生天灾,务农的国民因此颗粒无收,这个时候就应该顺应自然,开仓救济国民,而不是违背天意,继续向国民征收田税。
延伸下来,还有想办法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这类的。
君主无为(不做多余的事)、臣子无不为(多做些顺应天道、顺应自然的事),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国思想。
而相比较道家的治国思想,道家的“治人”思想,就显得格外的“不亲和”。
在这方面,道家的主张就是自我约束与自我提高,道家认为,只要世上人人都注重道德,那么这个世道就不需要多余的东西——比如儒家「仁义礼数」的束缚,以及法家刑法的约束。
但遗憾的是,世人未必都有这样的觉悟。
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局限,或者说,也是它被称赞的地方:道家思想只主张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却并不会像儒家、法家一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身上。
而就,就注定道家思想很难在像当代这种「道亏之世」有所作为。
“并非我道家思想不好,恐怕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蒙仲正色说道。
听闻此言,庄子带着惊讶看向蒙仲。
因为蒙仲的这个观点,与他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