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变化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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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艇通过卡特加特海峡是一件棘手的事，要想隐密通过更是加倍如此。那里水太浅，不能下潜。这海峡白天都很麻烦，晚上就更糟，没有引水员尤其糟糕，“达拉斯”的通过应该是秘密的。根本不能请人引航。
曼寇索在塔桥里。下面，他的领航员汗流决背地坐在海图桌旁，一个士官长在操纵潜望镜，大声喊出各种陆标的方位。他们连帮助航行的雷达也不能用，但潜望镜上有个弱光增强器，它虽不能把黑夜变成白天，至少可以使没有星光的黑夜看起来象晨昏时的样子。气候很帮忙，低云和雨雪降低了能见度，正好让陆上难以发现这六八八一级潜艇又矮又黑的形体。丹麦海军知道这次通过，派出几艘小舰艇为它挡住所有窥探者——实际上没有——除此之外，“达拉斯”继续前进。
“左前方发现船只。”一个瞭望者喊道。
“我看见了。”曼寇索马上回答。他带有一个手枪式的光增强镜，看到了那只中型集装箱船。他想，看来象是一艘东欧集团的船。不出一分钟，来船的航线和速度已经在图上标出，最近距离为七百码。艇长咒骂起来，并发出命令。
“达拉斯”开着夜航灯——丹麦人曾坚持过。桅顶上旋转着的琥珀色灯光标志着她无疑是一艘潜艇。在船尾，一个水兵扯下美国旗，换上丹麦旗。
“每人都装成斯堪的纳维亚人。”曼寇素带讽刺味地发出指示。
“呀，呀，艇长。”一个低级军官在黑暗里咯咯发笑。这时他太难了。他是个黑人，“我们的朋友方位改变得很慢。我敢说，他没有改变航向，长官。看……”
“是的，我看见他们了。”两艘丹麦船快速驶向前来，插进集装箱船和“达拉斯”之间。曼寇索想这会有帮助，在黑夜里。猫都是灰色的，一艘浮在水面的潜艇看起来象是……一艘浮在水面的潜艇，带着垂直鳍板的一个黑东西。
“我觉得它是波兰船，”上尉观察到，“不错，我看到烟囱了。‘马埃尔斯克’公司的船。”
两只船以每分钟半英里的速度接近。曼寇索把望远镜对准那船桥开始观察。他看不到有特别活动。唔，现在是早晨三点钟。船桥上的水手们有艰苦的导航工作要做，可能他们对他这潜艇的兴趣跟他对他们那货船的兴趣是一样的——请不要跟着我，你这白痴。那船令人吃惊地很快就开过了，然后他盯住它的船尾灯。曼寇索觉得，打开航行灯可能是个好主意。要是把灯熄灭而被认出来，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注意。
一小时后，他们进入波罗的海本部，航向0－6－5，用他们能发现的最深水道把“达拉斯”开向东方。曼寇索把领航员带进他的特别房舱，两人一齐研究在苏联海岸怎样最好地靠近，什么是岸上最安全的地点。他们选好之后，克拉克先生参加进来，三人一块讨论这次任务的微妙部分。
瓦吐丁讽刺地寻思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把这恼人的移交给国防部长，他将同克格勃的调查充分合作。可是情况不会理想。除了组织上的敌对之外，雅佐夫是总书记口袋里的人，他知道格拉西莫夫和纳尔莫诺夫之间的意见分歧。不，国防部长要么就会把整个调查拿过去，通过他自己的保安机构去进行，要么就会利用他的政治权力，把此案结束，以免雅佐夫因使用一个叛国者作助手而丢脸，并危及纳尔莫诺夫。
如果纳尔莫诺夫倒台了，国防部长充其量是回去当苏军的人事首长；更可能的是，他将因后台被解职而忍辱退休。即使总书记能设法渡过危机，保全职位，雅佐夫也将象不久以前的索科洛夫一样成为替罪羊。雅佐夫会作什么选择呢？
国防部长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在总书记“改革”倡议的掩护下，雅佐夫希望利用他对军官团的了解来改造苏联军队——可能是希望整个军队职业化。纳尔莫诺夫说过，他要拯救苏联经济，但同样权威的阿列克山德罗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级传教士说，他是要破坏党本身的纯洁性。雅佐夫想从这个立场来重建军队。瓦吐丁认为，这也将收到使军队效忠于纳尔莫诺夫本人的效果。
那使瓦吐丁烦恼。历史上，党曾经利用克格勃去保持对军队的控制。毕竟，军队掌提了全部的枪，它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感到党的控制放松了……这个想法太伤脑筋，令人难以忍受。一个军队只忠于总书记而不是党本身，让瓦吐丁更伤脑筋，因为这将改变克格勃对整个苏维埃社会的现有关系。这样一来，对总书记就没有限制了。他有军队作后盾，他就能按他的意志破坏克格勃，利用它去“改革”整个的党。他将享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力。
在这一系列人事关系中我是怎样开始的？瓦吐丁问他自己。我是一个反谍报军官，不是一个党的理论家。瓦吐丁上校一生中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国家发生的大事件。他信任上级作重大决策，让自己做一些小的具体工作。现在不再是那样子了。做了格拉西莫夫心腹之后，他便同这人联在一起了，不可解脱。这事发生得如此轻易！的确是一夜之间——你一定要引人注意才可得将军级星徽。他一边想着，一边冷笑。你总是想引人注意。喏，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你确实引人注意了。瞧你现在处在什么地位！
处在克格勃主席和总书记本人的权力角斗之间。
这实在是十分滑稽可笑，他对自己说。他知道，如果格拉西莫夫失算，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但最大的讽刺是，克格勃主席如果垮台，纳尔莫诺夫奠定的自由主义影响会保护瓦吐丁，他毕竟不过是作了合法上级的指定工作。他想他不会被关进牢房，更不会被枪毙掉，曾几何时正是这样。他的官运会走到了头。他会被降级，到鄂木斯克去管一个克格勃地方机构，或者是他们能找到的一个最不重要的“美缺”，决不会再回到莫斯科中心了。
那也不很坏，他想。另一方面，如果格拉西莫夫成功了……也许是“二局”的头头？那就更不坏了。
而你曾真正相信过你不搞“政治”就能发展你的事业了？但那已是无可选择了。他要想逃出这个地方，就会身败名裂。瓦吐丁知道，他已身陷牢笼。要逃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全力做好他的工作。
这场白日梦，在他回头去写报告时才结束了。他认为邦达连科上校是完全清白的。他的档案查了又查，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他不是一个爱国者、中等水平以上的军官。瓦吐了认为，费利托夫才是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神经错乱的结论，这个戴勋章的英雄是个叛徒。
但我们怎样证明这一点？我们怎样在没有国防部长的合作下进行彻底的调查呢？这是另一个难点。他要是调查失败，格拉西莫夫对他的工作不会有好感；但调查受到了主席所强加的政治约束的阻碍。瓦吐丁回忆起，他在提升少校时几乎被忽略掉；现在认识到，晋级的布告牌忽然改变主意对他又是多么不幸。
奇怪的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克格勃主席有政治野心的结果。他召集他手下的高级官员，一分钟后他们都来到了。
“费利托夫案子有进展吗？”他问。
“我们最干练的人在盯着他，”一个中级官员回答，“昼夜六个人。我们轮换着值勤表，所以他不会经常看见（即仅不是完全看不见）同样的面孔。我们有电视持续不断地监视他的公寓大楼的周围，有六个人每晚审查录象带。我们扩大了对美英间谍中可疑分子和他们的一般外交人员的监视范围。我们竭尽人力，冒着反侦查的危险，但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要汇报的唯一的新事情是，费利托夫在睡梦中不时地说话——他对一个听起来象是叫罗曼罗夫的谈话。说的话太支离破碎，听不清楚，但我有一个语言病理学家在研究它，可能会搞出点名堂来。总之，费利托夫放个屁，也休想瞒过我们。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让手下人离他太近，不能保持连续不断的视觉接触。每天，他转一个弯或者进一个商店，就有五到十五秒钟看不见他——这样长的时间就足够进行一次‘擦身传递’或者‘死投’了。我毫无办法，除非你不怕惊动他。”
瓦吐丁点点头。即便是最好的监视也有它的限度。
“哦，有一件怪事。”那个少校说：“昨天才听说的。大约每隔一星期左右，费利托夫就要亲自拿文件销毁袋去焚化炉销毁。这在那里已习以为常，在昨晚上以前，管文件销毁室的那个人都忘记告诉我们了。他是一个年轻人，下班后几小时，才换上便衣去向我们报告。精明的小伙子。原来是，费利托夫在若干年以前就关心这个系统的建立。我亲自检查过那个系统，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设备也正常，跟我们这里一样。就这些了。实际上，这个对象唯一不寻常的是，他现在应该退休了。”
“阿尔土宁方面的调查情况如何？”瓦吐丁问下一个人。
另一个军官打开笔记本，“他被杀以前住在哪里，我们搞不清楚。可能他一个人藏在什么地方。也许是他的朋友们保护着他，这些人我们还不知道是谁。我们还没有确定他的死和外国人的活动有什么联系。他没有携带什么涉嫌他人的犯罪物品，只有一些假证件，看来是出自外行人之手，但对边远共和国来说也够用了。如果他死于中央情报局之手，那是一次完美无缺的惊人之作。没有破绽。没有。”
“你的意见？”
“阿尔土宁案已到尽头。”少校答道：“还有六件事需要检验确定，但没有一点重大突破的希望。”他停了一会儿，“同志……”
“说下去。”
“我相信这是一次巧合。我认为阿尔土宁只是一次单纯的凶杀案的牺牲者，他在错误的时间上了错误的车厢。我没有证据，但我感觉是这样。”
瓦吐丁考虑他的话。一个二局官员说他办的不是一件反间谍案，是需要不小道义勇气的。
“你有多少把握？”
“我们不会有把握，上校同志，可是如果中央情报局搞这次谋杀，就该把尸体处理了——或者，如果他们要用他的死来保护一个地位高的间谍，为什么不留下证据来暗示他完全是另一个案件？没有假象留下，虽然这是留假证的好地方。”
“对，要是我们，就会那样做的。好见解。无论如何，把你的线索全部调查清楚。”
“当然，上校同志。我想得四到六天。”
“还有别的吗？”瓦吐丁问。大家摇头，“很好，各人回科里去吧，同志们。”
玛丽·帕特·弗利心想，她要在冰球赛场上去完成这项工作。红衣主教经一个从投币电话打来的错号电话的提醒，会到那里去的。她亲自去作传递。她的坤包里有三个胶卷，一次握手就能做到。她的儿子在少年冰球队打球，费利托夫的侄孙也在那里，而她每次赛球总是要去的。她要是不去，倒不正常了，而俄国人相信人们是按一定程式生活的。她被盯梢了，这她知道。显然俄国人已加强监视，但她的影子不是那么高明——或者至少是他们用同一个人老跟着她，玛丽·帕特在一天里多次看见一个脸孔，就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