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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院分配到这家部队出版社一年多,她仍保持初来时的认真与执著。她不象老编辑们有着牢靠的稿源,经她过目的稿子象水中流沙,她也只得象淘金人一样仔细、勤勉。
而当她摊开这部退过两次的小说稿时,越往下看越是惊愕:小说中所讲述的,竟是一个她本人亲身经历过的故事!
乔怡抑制住心跳,忙回头翻查作者姓名,伹扉页巳磨损,只剩小半张。那老编辑说刚收到时似乎有个姓名,可现在到哪里去找那丢失的半张扉页呢?他回忆了半晌,只告诉她:作者是个挺怪的名字。
乔怡一一回忆起共同经历那场战争的八个战友,并把他们的名字列在小本上,然后再和小说中的人物逐个对号,断定这位作者必是其中之一。小说的行文习惯,以及那种难以言传的感情信息,使她很快缩小搜索范围。最后,她用红笔在第一个名字下重重划了两道——杨燹。对了,这名字多少有点“怪”,至少不怎么通俗。她与他初识时,为弄清那个“燹”字,不是还请教了字典吗:“燹”,一为“野火”;二为“兵火之灾”。“野火”也好,“兵火”也好,反正他不是个给人宁静的人。他的狂喜和暴怒都要让他周围的人倒楣。她第一次被他拥抱时,差点没被他扼死……而如今,在无望中一次次温习那种奇异的、近乎窒息的幸福感,她甚至后悔当初没有就此死在他怀里。假如真是那样,以后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有些冷了,她拉下车窗。毕竟是初夏。火车长鸣着,一头扎进漆黑的隧道。
那也是个初夏,他们分手了。或者用别的说法:“他俩吹了!”“崩了!”也有人喜欢更具体地强调:“杨燹把乔怡蹬了!”在不少人眼里,或许认为乔怡是活该报应,只有少数人顾念她的一贯品行,把她那次的行为理解为迫不得已。她不愿意向众人表白什么。她感到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向别人解释自己。使她羞辱的不是人们加在她头上的“出卖”、“陷害”、“不仁不义”的恶名,而是杨燹本人对她的惩罚,那一记耳光使她得到了死囚饮弹那一瞬的体验——
她死了。但令她更为痛苦的是她居然活着。她当时对自已有那样强的生命力感到恶心,她鄙夷地看着自已在那重重—击后勉勉强强地站住了,第二天又尽量若无其事地出现在食堂、楼道、排练室。人会盲目地活下去,他们不会轻易死掉,生的本能不会轻易让步。她曾经想过,没有了杨燹的爱她肯定会死,但她只体验了一下死,结果仍活着。她为此太不满意自己了。
杨燹,我是无辜的。我想总有一天你也会同意我的看法:我是无辜的。
车窗外是辽阔的华北平原,一片新绿。一九七九年秋天乔怡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进修班。列车开过这一带时,她下了车。那天刚下过雨,地里的髙粱挂满亮晶晶的水珠。她掘开湿漉漉的土,将一把板胡掩埋逬去。她没有惊动任何人,一切都是按死者的愿望办的。田巧巧没有回来,她的板胡代表她安卧于这片热土,依偎着那个小村,和她年迈的父母。乔怡在培最后一把土时忽然哭了,因为这时她才意识到属于田巧巧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她所掩埋的是一支已成过去的歌。
一模一样的大地,一模一样的小村,然而没有一模一样的田巧巧了。
假如田巧巧活着,她会向杨燹解释一切的。在整理田巧巧的遗物时,乔怡发现一封夹在笔记本里的信。信封了口,上面写着“乔怡亲启”。信的开头是:“假如你看到这封信,证明我已经不在了……”而信的结尾却写道:“希望你能向杨燹澄清自已,希望你俩和好,希望你们和好以后不要恨我……”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结束后,杨燹很快回部队去了,乔怡也北上就读。她试着写过一封短信给他,而他没有回信,因此由战争的特定环境建立的某种沟通,又阻塞了。乔怡甚至有些后悔,假如当初把田巧巧信中的内容告诉杨燹,说不定局面早已扭转。而现在,一切都僵了,冷了,或许任何解释都嫌迟了。“覆水再收岂满杯”。
有人碰了碰她的肩膀:“喂,你的包可以放上去了,我给你腾了地方。”乔怡看见跟她说话的是位女乘务员。
“不用,这包不沉。谢谢。”
乔怡欠欠身子。说实话这包压得她的腿直发麻。她公私兼顾,为这篇小说和小说的作者踏上这三千里路的旅途,两个出发点将归于一个目的地。假如小说的作者真是杨燹,那么不难看出他对她的看法未必恶劣,甚至仍象过去那样美好。而这杯美好印象又被一大团误会缠绕着,隐隐透出深深的遗憾。
在乔怡心里将要死去的念头突然复活了。小说偏偏落到她手中,她认为这是丘比特给她的最后一个机会。她不记得自己是怎样闯进副主编办公室的,但副主编惊异的目光使她意识到自己脸上带着怎样的兴奋、失态,和失眠人特有的神经质。副主编听完她的请求,慢吞吞摘下军帽,用手帕擦着发红发亮的脑门。他显然松了一口气,她刚才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把他吓坏了。
“你断定这个作者是你的战友?”
乔怡使劲地、热烈地点着头。
老头儿忽然狡狯地笑了:“怕没那么简单吧。你放心,我批准你去和作者联系。写当代军人的作品,我们向来大力扶持……不过,”他笑出声来,“那个家伙恐怕不止是你的战友——是男朋友吧?”
乔抬横下心一声不吭。等她走到门口,又听老头儿说:“哎,你这丫头还参加过自卫还击战,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她抿嘴一笑:“说出来就不象真的了。”
“怨不得有人说你怪,果不其然!去吧去吧,我老头子成全你!见了对象带个好!……”
当天下午,她办妥一切出差手续。她当然很明白整个编辑部的人何故皆用喜气洋洋的眼神目送她。
现在她坐在这趟开往西南的特快列车上,勇气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时间过去数年,谁担保人的感情不起变化,谁担保一经解释他和她就会和好如初呢?一个人需要解释才能重新获得另一个人的信任够有多么可怜!何况杨燹会象她一样重视这种过时的解释吗?听完她的一番陈述,他会不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没必要”呢?……她胆怯得血都凉了。
火车毫不迟疑地向前冲去,重复着快活而单调的呓语。
不知颠簸了多久,车上的七个“文艺细胞”突然被急刹车惊醒。
“怎么了?!”胖子数来宝惊问,他把嗓子压得沙沙的。
“出什么事了吧……”三毛用同样的声音答道。他已扔下一直紧搂在怀里的大提琴,把冲锋枪横到胸前。女兵们惯常的尖嗓门此刻全失声了。全体都煞有介事地进入警戒状态。黑暗里响着打开枪保险的声音。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车下有人问,怪凶的。
年纪最小的采娃一听见中国话,急忙从车篷里探出头,答道:“军宣传队的!你们呐?”她倒挺亲热。
“都下来!下车来!”那人又吼。
天黑极了,刚下过一阵雨,路微微发白,那个凶神似的家伙一副巍巍然的体魄,披着的雨衣因淋了雨而反光。’
车上没有人动,两天来他们听吆喝实在听够了,这个由宣传队临时组成的“前沿鼓动组”—直跟随军“前指”行动,未捞到“鼓动”机会。昨天奉命去给炮团送给养,本打算顺便搞一场小型慰问演出,可炮团接到命令紧急转移,团长红着眼朝他们挥手:“快撤快撤……什么工夫了,还有闲心看你们瞎白乎?!”回到“前指”,又有一位参谋打发他们:“首长命令,鼓动组撤回后方,快走快走!”接着又碰到眼下这位!
“嘿!叫你们马上下车,没听见吗?!”那人抹下雨帽,头上缠的绷带在黑暗中显得耀眼。
司机站在车踏板上抽烟,一个穿白大褂的军医在同他柔声和气地交涉。司机一口一个“不行”,说他既受了命就得“交差”。
车上的七个文艺兵很快弄清了情况的严重性,停在他们面前的那辆车上满载着急需手术的重伤员,而车却受了致命伤,前轮报废,司机一名牺牲,另一名胸部中弹,正在抢救中。现在他们在请求换车,不然这些伤员和随行医护人员将受的威胁是明摆着的,而这个蛮横的大个子是负责警卫的,他自己也是轻伤员。
“副营长,既然讲不通,就让他们先走吧,我们再等等……”军医对大个子说。他气馁了。
“等?你担保很快就能有车?喂,车上的听着:有点阶级感情的就给我下来!”
司机接着吼:“不许下!谁都不要动!”
医生终于忍不住了,拽住司机的手腕,哀求道:“请你去看看,那是一车伤员!靠氧气和输液维持生命,随时可能停止呼吸……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老掉牙的话你过去没听过吗?”
“我不管!我管不了那么多!……”
司机说着要往驾驶室里钻。而车上的男兵女兵却鱼贯跳下,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呆立在雨地里。双方僵持着。战争中,人的脑子变得单一,执拗,仿佛只被自己直接的责任所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