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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宣传队解散之前,演出了三场,作为告别。演出后,孙副军长嚷着要见拉板胡的“胖女子”。这位副军长长期休养,已老态龙钟,很久不露面了。他是由两个小兵架上台的。
“首长,您是问田巧巧同志吧?”黎队长上前问。
“我不管她是啥子同志,反正是那个胖姑娘……她哪里去了?”他昏花的目光在人群中迷失了方向。
……她哪里去了?哪里去了?大家木然地看着老头儿。参战的人都活着,唯独这个健壮的田巧巧……多么不近情理啊!
死,果真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么?她那么强壮的生命,被一颗小小的子弹就勾销了?她和大伙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她帮助大伙做过那么多事,难道这么多人都没有力量拉住她吗?
黎队长把副军长送走了。他没有力量解释,或是怕老首长受不了这解释,总之他没有开口……
大概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田巧巧出现在新兵面前的神态,当徐教导员把她推出,指派她为女兵班班长时,她怎么也绷不住,咧开嘴笑了,一点也不矜持,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这职务很得意,很称心。她那时总喜欢在“新兵”后面加上个“蛋儿”。
“喂,新兵蛋儿们!”她总是无缘无故地兴高采烈,“到了部队啦!就甭来撒娇卖乖那一套。甭管你在家怎么个金贵,上这儿来可没人把你们当小宝贝、小乖乖!”她帮女兵们每个人铺好床铺,顺便查看各人带的“行头”。“就凭这长绸小褂,今晚上派你第一班站岗!”她对小方说。又看看乔怡和桑采的脚,“袜子——部队发的老棉线袜呐?打明儿起,把你们那长袜子、红袜子、肉皮色儿袜子统统寄回家!我是老兵,得听我的。”
小方歪歪嘴说她:“不过是一年的老兵。”
桑采问:“过一年我们也要长成她那么胖?”她直抽冷气。
田巧巧眨眼工夫就把十二张床铺得十分平整舒适,并打来了热水,逼着女孩们脱光上衣,挨个替她们擦了背。乔怡忸怩,还挨了她一巴掌。那一巴掌打得乔怡新鲜极了:皮肤表层的微循环发生了奇异的变化,把一种快感迅速输入她的全身心。乔怡第一次懂得,人与人原来还有着如此简单、质朴的接触方式。她强迫每个人擦澡,换上部队的宽大衬衫,然后集合全体女兵,领她们认厕所的门。这一切似乎都是部队的明文规定。桑采惊叫!“厕所这么远,夜里我可不敢来!”田巧巧立刻拍着胸脯说,“警卫由我包了!”但大伙后来发现喊醒她真不是容易的事,用桑采的话说:“等把她喊醒,我早撒在裤子里了!”
后来北方和本地新兵都到了。她管所有北京兵叫“老乡”。但白莉说她:“一口河北腔,谁跟她是‘老乡’?北京人可不吃生茄子!”
“天晓得!”四川兵宁萍萍接道,“生茄子算什么,她吃生葱生蒜生韭菜,生白菜蘸了酱油也吃!”
“她洗头用碱块!”
“她胸罩是自己缝的!”
白莉尖刻地笑道:“她可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喝棒子渣糊糊长大的!”
新兵们背地议论归议论,但对这位“田班长”可不敢当面违拗。她膂力过人,从那个农民家庭继承了一手板胡绝技的同时,也继承了一副良好的体魄。每逢宣传队出外演出,她一人能扛起百余斤的灯光皮线。那只重达一百五六十斤的定音鼓,她“咳哧”一声就上了肩。她爱和男兵扳腕子,赢了就说:“二百来斤,我扛着就走;一百来斤,我夹着就走;七八十斤,姑奶奶捏着就走!”
一九七四年冬天拉练,宣传队在一座谷仓里宿营。傍晚在打谷场演出完毕,又困又累,二十几个姑娘挤成一排,倒头便睡了。田巧巧说桑采夜里爱蹬被子,便主动挨着她睡。第二天天不亮集合,桑采抱怨一觉起来穿不进鞋了。她拼足力气将右脚往那高靿胶鞋里塞。乔怡想起《红楼梦》里的一句话,笑道:“才走了几十里,哪里就大了脚!”她帮她把鞋勉强套上,但走了两步,桑采感到极不舒适,就着门口透进来的微光,脱鞋一看,便听她“哇”的一声惨叫,把鞋子从门里撂到院子里。大家问她,她只是哭,乔怡到院里帮她找鞋,她大叫:“那鞋我不要了!你行行好帮我扔了它吧!”乔怡拾起那只鞋时才看清,里面有只压扁的死耗子。田巧巧一听却大笑:“我说呢,夜里翻身被什么硌了一下。我迷里麻糊抓起那毛茸茸的玩艺随手一撂……好家伙,还真准!”桑采捂着脸,悲愤地抗议:“你还笑!你还笑!……”她哭得呜呜咽咽,把脚上那只袜子也拽下来,狠狠扔出门去。田巧巧笑得止不住,一边笑一边拿着桑采的鞋袜到塘里替她洗涮去了。
到了早上开饭时间,大队人马都在谈论这个笑话。军机关的参谋干事们一个个到田巧巧面前点头哈腰:“我们服了!怪不得你背得动两三个背包——劲真大,把那耗子压成了一张鞋垫儿!”自此,无人再叫她田巧巧,只叫她“大田”、“田胖”,更有那刻薄家伙叫她“黑田大佐”,等到电影《春苗》上映,她便成了“田胖苗”。
拉练途中,宣传处又将一项原属于他们份内的工作推给了宣传队:弄来一大摞图片,让他们在演出场地周围顺便挂一挂,并指令要派一个人做口头解说。这些图片的内容是宣传“计划生育”,号召妇女们“结扎”。干这种营生自然是女的比男的合适。但参加拉练的二十多个姑娘,甭说去做口头讲演,就是听见这类术语也脸红心跳。大伙推来推去,最后田巧巧骂了一句:“宣传处的干事全是孙子!”便把这事揽到自己身上。从此她身边总集合着一群拖儿带女、敞着怀奶孩子的山乡妇女。这些女人听她讲解那些图片的内容时,总是三五聚首地窃笑,再不就相互打骂笑闹:“你去呀!你去骟了呀!”有那么一两个快嘴利舌的当场问田巧巧:“你生过几个娃儿?”
这一来田巧巧慌了,红着脸说自己还没结婚。
“噢,是个姑娘家呀!那你懂得啥子?等你二天有了娃娃就晓得了!……”说完,妇女们一哄而散。
田巧巧有了经验,再遇这种发难,她便老着脸皮说自己是两个娃儿的妈妈,并深有体会似的说:“生孩子多苦啊!受那么大罪,遭那么大难……”
不料又有妇女接道:“难啥子?女人家不生娃儿要来做啥?我生娃娃就跟屙泡尿一样!”田巧巧瞠目结舌。
尽管她的宣传工作收效甚微,拉练结束,宣传处的“孙子”们还是送来一张大红喜报,上面印着“奖给计划生育优秀宣传员田巧巧”。很快,她入党了。
田巧巧入党对桑采似乎是强刺激。她没想到一次“代表”也没当过的田巧巧居然先于她入党。而她可是享有宣传队“世袭”的光荣——全军有几个十七岁就出席过十来次“积代会”的?她认为田巧巧入党与宣传“计划生育”有关,她懊悔这份“表现”让别人挣了去。
桑采暗地里与田巧巧摽上劲儿了,过去这个十七岁的小丫头十分贪睡,每天起床号响过三五分钟,她才痛苦地呻吟一声,钻出被窝。而田巧巧总是每天提前一小时起床,扫了院子再扫宿舍,等大伙起来,她已在院子里拉板胡了。桑采为比田巧巧起得更早,买了只闹钟,天不亮就去扫院子。她可不象田巧巧那样静诮悄地扫。她用一把巨大的竹扫帚,划得地皮嗤啦响,但她扫过的地方,田巧巧依然要用小条帚再清理一遍。宣传队的扫地之风就是由她俩兴起的,似乎一把扫帚成了衡量进步与否的标志。扫帚太少,桑采便在每晚睡觉前都藏一把。恰巧那天她藏的扫帚被田巧巧“发掘”,桑采急了,对田巧巧嚷道:“你都入了党,干吗还抢人家的扫把?”
田巧巧笑着回敬她:“看来要想让咱院子干净,就不能让你入党!”
“为啥?”
“你一入党扫帚准闲得开出花来!”
桑采仍然大惑不解:“你什么意思?……”
田巧巧哈哈笑着,不回答。她笑起来一口气拖老长,嘴张得老大,不象个姑娘,倒象个男子汉。乔怡形容这笑声象霉雨天逢了个好太阳,让人从里到外都干爽。
每逢选积极分子去参加大会,田巧巧总是毫不犹豫地嚷嚷:“还选什么呀?——桑采呗!”
每当田巧巧这句话出口,徐教导员大有松口气之感,立刻接道:“那就桑采吧。”
桑采也渐渐意识到一次次享受“积代大会”的伙食补贴,并非显示自身价值的提高;当“代表”徒有虚名,人们象派公差似的把她推出去,而入党才是“真格的”。
桑采主动提出和田巧巧结“一对红”
这个“一对红”够意思:一个最美的姑娘和一个最丑的姑娘。
桑采的美是一致公认的,而田巧巧呢?大伙也一致公认,“她除了长得不美,哪儿都美。”女兵们私下议论,田巧巧最大的弊端是身材,背阔腰圆,还时时遵照内务规定把衬衫束在军裤里,威武有余,而纤秀不足。那方方的背、厚厚的肩被同性视作后盾,异性望而却步。然而,田巧巧决不允许别人在她面前提到“胖”字,尽管她自己一口一个“咱膀大腰圆”、“咱站那儿跟半截缸似的”。她胖得如何、如何之胖且听她自己褒贬,否则说时迟那时快就翻脸。有一次孙副军长上台接见,抓起田巧巧的手使劲拍打着:“好!好!胖女子!拉胡胡真带劲儿!你个胖女子!……”他边说边笑,可没注意田巧巧当时就挂下脸。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还对此耿耿于怀,反复唠叨着:“哼,说我胖,我有他胖吗?……”
姑娘们劝她想开些,不料她呼地钻出被窝:“胖有什么不好,我能扛动定音鼓,你们谁行?”
大伙早摸透了班长的脾性,连忙谦让道,“是的是的,我们顶不上你一半……”
“我当过基干民兵,操过炮。你们信不信?”
“信,信信!”
田巧巧心满意足地笑了,并向大伙介绍她所以如此健壮的“秘诀”。她说她是家里的“老丫头”,母亲说:“奶水闲着也是闲着,就尽老丫头吃吧。”于是她吃母乳一直吃到八岁!姑娘们假装羡慕之余,一致言不由衷地表示:自己也想胖一点……
大伙对田班长的恭维决非毫无目的。她掌管寝室十二个人的日常事务,伏天挂蚊帐,冬天套被子。尤其是桑采,洗衣服前总是习惯地往班长床下瞄瞄,看看有无脏衣裳。这个小丫头做尽“好人好事”,自己的事总是弄得一塌糊涂,常常要在几双脏袜子里挑一双稍许干净的穿。她闻说田巧巧父亲住院,立刻汇去二十元钱,而她却偷偷向家里要钱买零食。这事伤了田巧巧的自尊心,当全班面把钱还给了她,并说了句:“你别恶心我。”桑采这一壮举险些吹了“一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