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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宣传队解散之前，演出了三场，作为告别。演出后，孙副军长嚷着要见拉板胡的“胖女子”。这位副军长长期休养，已老态龙钟，很久不露面了。他是由两个小兵架上台的。
“首长，您是问田巧巧同志吧？”黎队长上前问。
“我不管她是啥子同志，反正是那个胖姑娘……她哪里去了？”他昏花的目光在人群中迷失了方向。
……她哪里去了？哪里去了？大家木然地看着老头儿。参战的人都活着，唯独这个健壮的田巧巧……多么不近情理啊！
死，果真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么？她那么强壮的生命，被一颗小小的子弹就勾销了？她和大伙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她帮助大伙做过那么多事，难道这么多人都没有力量拉住她吗？
黎队长把副军长送走了。他没有力量解释，或是怕老首长受不了这解释，总之他没有开口……
大概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田巧巧出现在新兵面前的神态，当徐教导员把她推出，指派她为女兵班班长时，她怎么也绷不住，咧开嘴笑了，一点也不矜持，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这职务很得意，很称心。她那时总喜欢在“新兵”后面加上个“蛋儿”。
“喂，新兵蛋儿们！”她总是无缘无故地兴高采烈，“到了部队啦！就甭来撒娇卖乖那一套。甭管你在家怎么个金贵，上这儿来可没人把你们当小宝贝、小乖乖！”她帮女兵们每个人铺好床铺，顺便查看各人带的“行头”。“就凭这长绸小褂，今晚上派你第一班站岗！”她对小方说。又看看乔怡和桑采的脚，“袜子——部队发的老棉线袜呐？打明儿起，把你们那长袜子、红袜子、肉皮色儿袜子统统寄回家！我是老兵，得听我的。”
小方歪歪嘴说她：“不过是一年的老兵。”
桑采问：“过一年我们也要长成她那么胖？”她直抽冷气。
田巧巧眨眼工夫就把十二张床铺得十分平整舒适，并打来了热水，逼着女孩们脱光上衣，挨个替她们擦了背。乔怡忸怩，还挨了她一巴掌。那一巴掌打得乔怡新鲜极了：皮肤表层的微循环发生了奇异的变化，把一种快感迅速输入她的全身心。乔怡第一次懂得，人与人原来还有着如此简单、质朴的接触方式。她强迫每个人擦澡，换上部队的宽大衬衫，然后集合全体女兵，领她们认厕所的门。这一切似乎都是部队的明文规定。桑采惊叫！“厕所这么远，夜里我可不敢来！”田巧巧立刻拍着胸脯说，“警卫由我包了！”但大伙后来发现喊醒她真不是容易的事，用桑采的话说：“等把她喊醒，我早撒在裤子里了！”
后来北方和本地新兵都到了。她管所有北京兵叫“老乡”。但白莉说她：“一口河北腔，谁跟她是‘老乡’？北京人可不吃生茄子！”
“天晓得！”四川兵宁萍萍接道，“生茄子算什么，她吃生葱生蒜生韭菜，生白菜蘸了酱油也吃！”
“她洗头用碱块！”
“她胸罩是自己缝的！”
白莉尖刻地笑道：“她可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喝棒子渣糊糊长大的！”
新兵们背地议论归议论，但对这位“田班长”可不敢当面违拗。她膂力过人，从那个农民家庭继承了一手板胡绝技的同时，也继承了一副良好的体魄。每逢宣传队出外演出，她一人能扛起百余斤的灯光皮线。那只重达一百五六十斤的定音鼓，她“咳哧”一声就上了肩。她爱和男兵扳腕子，赢了就说：“二百来斤，我扛着就走；一百来斤，我夹着就走；七八十斤，姑奶奶捏着就走！”
一九七四年冬天拉练，宣传队在一座谷仓里宿营。傍晚在打谷场演出完毕，又困又累，二十几个姑娘挤成一排，倒头便睡了。田巧巧说桑采夜里爱蹬被子，便主动挨着她睡。第二天天不亮集合，桑采抱怨一觉起来穿不进鞋了。她拼足力气将右脚往那高靿胶鞋里塞。乔怡想起《红楼梦》里的一句话，笑道：“才走了几十里，哪里就大了脚！”她帮她把鞋勉强套上，但走了两步，桑采感到极不舒适，就着门口透进来的微光，脱鞋一看，便听她“哇”的一声惨叫，把鞋子从门里撂到院子里。大家问她，她只是哭，乔怡到院里帮她找鞋，她大叫：“那鞋我不要了！你行行好帮我扔了它吧！”乔怡拾起那只鞋时才看清，里面有只压扁的死耗子。田巧巧一听却大笑：“我说呢，夜里翻身被什么硌了一下。我迷里麻糊抓起那毛茸茸的玩艺随手一撂……好家伙，还真准！”桑采捂着脸，悲愤地抗议：“你还笑！你还笑！……”她哭得呜呜咽咽，把脚上那只袜子也拽下来，狠狠扔出门去。田巧巧笑得止不住，一边笑一边拿着桑采的鞋袜到塘里替她洗涮去了。
到了早上开饭时间，大队人马都在谈论这个笑话。军机关的参谋干事们一个个到田巧巧面前点头哈腰：“我们服了！怪不得你背得动两三个背包——劲真大，把那耗子压成了一张鞋垫儿！”自此，无人再叫她田巧巧，只叫她“大田”、“田胖”，更有那刻薄家伙叫她“黑田大佐”，等到电影《春苗》上映，她便成了“田胖苗”。
拉练途中，宣传处又将一项原属于他们份内的工作推给了宣传队：弄来一大摞图片，让他们在演出场地周围顺便挂一挂，并指令要派一个人做口头解说。这些图片的内容是宣传“计划生育”，号召妇女们“结扎”。干这种营生自然是女的比男的合适。但参加拉练的二十多个姑娘，甭说去做口头讲演，就是听见这类术语也脸红心跳。大伙推来推去，最后田巧巧骂了一句：“宣传处的干事全是孙子！”便把这事揽到自己身上。从此她身边总集合着一群拖儿带女、敞着怀奶孩子的山乡妇女。这些女人听她讲解那些图片的内容时，总是三五聚首地窃笑，再不就相互打骂笑闹：“你去呀！你去骟了呀！”有那么一两个快嘴利舌的当场问田巧巧：“你生过几个娃儿？”
这一来田巧巧慌了，红着脸说自己还没结婚。
“噢，是个姑娘家呀！那你懂得啥子？等你二天有了娃娃就晓得了！……”说完，妇女们一哄而散。
田巧巧有了经验，再遇这种发难，她便老着脸皮说自己是两个娃儿的妈妈，并深有体会似的说：“生孩子多苦啊！受那么大罪，遭那么大难……”
不料又有妇女接道：“难啥子？女人家不生娃儿要来做啥？我生娃娃就跟屙泡尿一样！”田巧巧瞠目结舌。
尽管她的宣传工作收效甚微，拉练结束，宣传处的“孙子”们还是送来一张大红喜报，上面印着“奖给计划生育优秀宣传员田巧巧”。很快，她入党了。
田巧巧入党对桑采似乎是强刺激。她没想到一次“代表”也没当过的田巧巧居然先于她入党。而她可是享有宣传队“世袭”的光荣——全军有几个十七岁就出席过十来次“积代会”的？她认为田巧巧入党与宣传“计划生育”有关，她懊悔这份“表现”让别人挣了去。
桑采暗地里与田巧巧摽上劲儿了，过去这个十七岁的小丫头十分贪睡，每天起床号响过三五分钟，她才痛苦地呻吟一声，钻出被窝。而田巧巧总是每天提前一小时起床，扫了院子再扫宿舍，等大伙起来，她已在院子里拉板胡了。桑采为比田巧巧起得更早，买了只闹钟，天不亮就去扫院子。她可不象田巧巧那样静诮悄地扫。她用一把巨大的竹扫帚，划得地皮嗤啦响，但她扫过的地方，田巧巧依然要用小条帚再清理一遍。宣传队的扫地之风就是由她俩兴起的，似乎一把扫帚成了衡量进步与否的标志。扫帚太少，桑采便在每晚睡觉前都藏一把。恰巧那天她藏的扫帚被田巧巧“发掘”，桑采急了，对田巧巧嚷道：“你都入了党，干吗还抢人家的扫把？”
田巧巧笑着回敬她：“看来要想让咱院子干净，就不能让你入党！”
“为啥？”
“你一入党扫帚准闲得开出花来！”
桑采仍然大惑不解：“你什么意思？……”
田巧巧哈哈笑着，不回答。她笑起来一口气拖老长，嘴张得老大，不象个姑娘，倒象个男子汉。乔怡形容这笑声象霉雨天逢了个好太阳，让人从里到外都干爽。
每逢选积极分子去参加大会，田巧巧总是毫不犹豫地嚷嚷：“还选什么呀？——桑采呗！”
每当田巧巧这句话出口，徐教导员大有松口气之感，立刻接道：“那就桑采吧。”
桑采也渐渐意识到一次次享受“积代大会”的伙食补贴，并非显示自身价值的提高；当“代表”徒有虚名，人们象派公差似的把她推出去，而入党才是“真格的”。
桑采主动提出和田巧巧结“一对红”
这个“一对红”够意思：一个最美的姑娘和一个最丑的姑娘。
桑采的美是一致公认的，而田巧巧呢？大伙也一致公认，“她除了长得不美，哪儿都美。”女兵们私下议论，田巧巧最大的弊端是身材，背阔腰圆，还时时遵照内务规定把衬衫束在军裤里，威武有余，而纤秀不足。那方方的背、厚厚的肩被同性视作后盾，异性望而却步。然而，田巧巧决不允许别人在她面前提到“胖”字，尽管她自己一口一个“咱膀大腰圆”、“咱站那儿跟半截缸似的”。她胖得如何、如何之胖且听她自己褒贬，否则说时迟那时快就翻脸。有一次孙副军长上台接见，抓起田巧巧的手使劲拍打着：“好！好！胖女子！拉胡胡真带劲儿！你个胖女子！……”他边说边笑，可没注意田巧巧当时就挂下脸。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还对此耿耿于怀，反复唠叨着：“哼，说我胖，我有他胖吗？……”
姑娘们劝她想开些，不料她呼地钻出被窝：“胖有什么不好，我能扛动定音鼓，你们谁行？”
大伙早摸透了班长的脾性，连忙谦让道，“是的是的，我们顶不上你一半……”
“我当过基干民兵，操过炮。你们信不信？”
“信，信信！”
田巧巧心满意足地笑了，并向大伙介绍她所以如此健壮的“秘诀”。她说她是家里的“老丫头”，母亲说：“奶水闲着也是闲着，就尽老丫头吃吧。”于是她吃母乳一直吃到八岁！姑娘们假装羡慕之余，一致言不由衷地表示：自己也想胖一点……
大伙对田班长的恭维决非毫无目的。她掌管寝室十二个人的日常事务，伏天挂蚊帐，冬天套被子。尤其是桑采，洗衣服前总是习惯地往班长床下瞄瞄，看看有无脏衣裳。这个小丫头做尽“好人好事”，自己的事总是弄得一塌糊涂，常常要在几双脏袜子里挑一双稍许干净的穿。她闻说田巧巧父亲住院，立刻汇去二十元钱，而她却偷偷向家里要钱买零食。这事伤了田巧巧的自尊心，当全班面把钱还给了她，并说了句：“你别恶心我。”桑采这一壮举险些吹了“一对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