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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老人一激动，我就只好中断采访。我甚至觉得这老人有太多的泪水，在这点上他比我年轻。我的泪水哪里去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流过泪。他的讲述深深打动了我。但我没有流泪，他的经历与我终究隔着一点什么，我震撼，却没有眼泪。这让我感到人与人之间始终有一种隔膜，尽管我极力想去理解他。

梁玉送我出来，小巷已经被细雨淋湿，我打了一个寒战，毕竟已是深秋，阴郁像天气一样四处弥散。梁玉说，二爷这样认真，他是在给自己的一生做总结呢！我问，他以前给你谈这些事吗？梁玉摇头。你知道远征军吗？梁玉一脸茫然。反问我，你知道吗？我只好如实相告：说实话，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在电影电视里看过《地道战》《敌后武工队》《百团大战》什么的，一点也不知道国民党军队抗战这么惨烈！

梁玉把我送到街口，临别时我看她的眼睛，突然又不想立即离开，我说，我送你回去，天在下雨。我敞开风衣，趁机把梁玉揽在怀里，我感到她的身体在发抖，我突然生出男人的豪情，觉得自己有责任一生保护这个柔弱的女人。我紧紧地搂住他，走得豪情万丈。我真想这样一直走下去，但是梁玉说，我要回家了，不知二爷咋样了？我才如梦初醒，催她快点回家。

离开梁玉后我打的去了图书馆，借了一大堆关于抗日战争的书。回到出租房我又打开电脑，“爱意荒凉”早给我回了一些话在QQ上，我问她知道“远征军”吗？她说你发什么神经啊，想到什么地方当远征军啊，天下太平哪里还要军队呀？我又问她知道日本鬼子吗？她说知道啊，一撮小胡子，满嘴哟邪哟邪，喜欢花姑娘什么的。“爱意荒凉”跟我们一样，关于日本，脑袋里就只有这么一点简单的臆想，那是宣传品留在我们记忆中的烙印。

我在百度搜索中输入了“远征军”词条，立即跳出了一大堆关于远征军的资料。其中有一些老兵求助的内容吸引了我。

×××，83岁，现居某市某区某镇某街。毕业于黄埔分校的滇西干训团，远征军第2军9师27团团部指导室中尉。曾参加过收复象达、芒市和黑猛弄战役。村里人不知其参加过远征军。解放初任土改工作队秘书，板桥街街长。自填表“远征军中尉”后，顿由“积极分子”成为专政对象，长期监督改造，批斗不断。现每月480元生活费，多病，行动困难。

×××，83岁，原籍重庆，战后落籍某某市某某区某某镇上水河24号。远征军第6军36师直属队号兵，曾参加过腾冲游击和松山战役，是首攻红木树两个幸存者之一。“文革”中挨批斗，被疏散下放，重返某镇建筑队后一直住在简陋偏棚，两个儿子残疾，儿媳无业，全家五口人靠480元低保金生活，但他很满足。

×××，87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3期，远征军第71军独立炮兵营中校营长，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中校参谋。抗战胜利后脱离部队到某某中学教英语。“反右”时成为“一言不发的右派”，从此在狱中度过20年，现居某市第一中学宿舍。

×××，小名老五，84岁，昆明工业学校工程专业毕业，抗战爆发后改入军校，毕业后任远征军第54军某部炮连少校连长，参加过腾冲战役。战后回某市某区某村务农，长期以“历史反革命”受到批斗、管制。终身未婚，现靠侄儿、侄女接济生活。

×××，女，82岁，远征军第71军新编28师政治部少尉服务员，是滇西唯一健在的抗日女兵。家住某县某镇某社区。坚决拒绝采访者，“我不愿意见任何人，不愿再谈过去！”无论采访者怎么解释，那扇一板之隔的门就是没打开。原来，她在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期间，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丁文涛，两人并肩参加过松山战役，战后她离开部队回乡任教。“文革”中双双遭迫害，一个在公路养护段管制劳动，一个在县城拉板车，太多的磨难使她一度精神失常，从此不愿再提过去。

×××，80岁，当年进深山躲难遇到打游击的预备2师，被接受参军送往黄埔分校滇西干训团受训，一年后担任远征军71军少尉特工，派回腾冲搜集敌人情报。长期以来，他对乡邻以至父母都隐瞒了曾是远征军情报员的身份，因此也躲过了历次运动受迫害之劫。为此他很得意。现居某县某乡某条小巷59号。尽管还摆脱不了生活的艰辛，但他说：想想腾冲攻城时那些嘴上还嚼着饭就死去的士兵，我还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h3>B14</h3>

进入了丛林，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当他们最后一小股部队被我们殿后的队伍打散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缅甸的华侨当初是怎样满怀期望热泪盈眶地夹道欢迎我们，给我们扔食品和香烟啊！我们心里那股豪气还没发泄到日本鬼子身上，怎么就不明不白地溃败、稀里糊涂地撤退呢！想来惭愧啊，作为军人，我们没能保护他们。他们把唯一的安全感仍然寄托在我们身上，带上可怜的家当，扶老携幼跟着我们走。他们大半生经营置下的房屋没有了，田地没有了，只好重新寻找新的生路。跟在我们后面有三十多位华侨，老的老，小的小，我们有的扶着老人，有的背上小孩，仍然怀揣着最后的希望，一定要回到祖国。

有一天，大家突然听说我们的长官逃往印度了，不知怎么的，我们都扔了枪，垂头丧气地坐着。班长李大贵每一个麻点都洋溢着愤怒，呼呼地嚷：我们被人甩了，王义武掏出将军送给他的钢笔，呜呜地哭。我想我们这是打的他妈什么鸡巴仗啊！一心想着为国效力，却弄成个散兵游勇！牢骚归牢骚，闹腾一阵，还得起身，跟着那一支部队走，既然人家逃了，我们也只有逃，这是唯一的选择了！

我们后来才知道，那片树林简直像座地狱。高大的树枝密密实实地盖住了天空，一丝阳光都难以透下来。雾气弥漫，数十米开外不见人影，简直无法分辨东西南北，瘴气刺激着鼻子和眼睛。最为恐怖的是蚂蟥。小时候，我们家乡那一带也有蚂蟥，但它很小，只是栽秧打谷时节偶尔碰上，并不足以致人死命。但我对蚂蟥、蛇乃至黄鳝这类软体动物都很害怕。它们的伤害往往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你连搏斗的力气都无法用上。最先受到攻击的是杨和顺。当我们走得精疲力竭时，听到“休息”，都一屁股坐在地上。地上是厚积的落叶，坐上去很柔软。对于惊恐又疲惫的士兵来说，柔软的大地简直就像温暖的床一样充满诱惑。这个动作似乎有一种传染性，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坐在地上，有的甚至闭上通红的眼睛打瞌睡，瞬间就响起了呼噜。杨和顺说，长官跑他娘的吧，反正老子要回国！我知道他心里装着为他守扁担的姑娘，我意味深长地对他笑了一下，他也投来诡秘的笑。

班长李大贵也倒下了。他说，奶奶的，老子不想走了！他伸开四肢，呼呼大睡，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有人惊叫：蚂蟥，蚂蟥！惊醒之后我看见自己的腿上、脸上全是蚂蟥。那些又大又长的蚂蟥仿佛闻见了猎物的气息，从树叶上跳下来，或者从落叶上爬起来，成群结队地向浑然不觉的人们爬来，它们钻进肉里，便开始吸血。我惊叫着拿起刺刀去挑，愤怒地把它们劈成两半。我转身翻我的背包，背包上已经被蚂蟥爬满。我大叫着在树干上将背包一阵乱摔，这时我听见像雨点一样密密的响声。一位华侨跑过来抱住我，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两拳打倒他之后，又提着背包跑到别的树下。这时我听见杨六娃拉动枪栓，杨六娃大叫：站住，再跑老子要开枪了！我突然停住。杨六娃哇的一声大哭：梁哥，你把树上的蚂蟥全弄下来了！

我回头才见大家都在逮蚂蟥。被我打过的华侨嘴角还挂着血，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点棉花，又取出一个铁瓶，打开倒了一些汽油，来替我擦洗。怪了，这家伙见了汽油味就从身上滚下来了。大家便抢着这点珍贵的棉球，去对付蚂蟥。我向那位老乡赔礼道歉。这时大家才注意到班长还躺在地上。王义武说，咦，班长居然不怕蚂蟥，还在做他的黄粱美梦呢！

我急忙跑去推他。他的脚上、身上、脸上已经爬满了蚂蟥，连头发里都钻进了那些东西。我大叫：班长，班长！班长没有一点反应，那位华侨贴了一些棉屑在他的鼻孔上，华侨说，鼻孔无气，他已经死了！

我们哪里相信华侨的话呀，便一个劲地摇他唤他！那些可恶的蚂蟥仍在吸他的血，它们通体红亮，就像镶嵌在他身上的细碎花蕾。我抢过华侨的小包袱，把一小瓶汽油倒在毛巾上，使劲地擦呀擦呀。狗日的小东西，比日本鬼子还厉害，说不定是日本人安插的秘密武器。我取下刺刀用刀尖一个一个地戳死它们。大家也都取下刺刀，对准落在地上的蚂蟥使劲地戳啊，丛林里充满了杀气。大家把没有使出来的力气都发泄在这里了，仿佛在同鬼子肉搏一样玩命。有人在抱怨我们是没老子的部队没娘的兵，也有人呜呜地哭。我突然看见华侨在抽烟，我一把抢过他的烟头，扔在沾满汽油的毛巾上，我想烧死这些害人的东西，我要烧掉这片总也见不着太阳的树林！

杨和顺冲了过来，他一巴掌把我推出去很远，这点汽油还有用啊，你却把它烧了！他想去扑，踩了两脚又被火吓退。落叶太潮了，根本点不着。毛巾上的蚂蟥变成了一些焦煳煳的黑点，毛巾最后变成一堆灰烬。杨和顺拔出刺刀开始挖土，大家也都过来戳土挖坑，我们把班长李大贵身上的遗物取下来，就把他埋进浅坑里，大家排成一排红着眼敬礼告别。我看见班长的裤裆上都爬满蚂蟥，班长那个全班第一的家伙也被吸干了血。班长再也用不上那玩意儿了。班长的声音又粗又野，现在便归于永远的沉寂了。班长想打完鬼子回家种田，班长有的是力气，却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

再往前走，死人的事越来越多。他们倒在丛林里，蚂蟥便蜂拥而来。饥饿的蚂蟥似乎在丛林里等了许多年，终于碰上千载难逢的美餐了。再后来看见的就不是尸体，而是白骨了。那是蚂蟥和蚂蚁联合攻击的结果，蚂蟥吸血，蚂蚁吃肉，一具尸体很快便成为一具骷髅，空空如也的几块骨头，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的模样了。大家也由恐惧变得麻木了，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我也会很快变成几根骨头。

食物越来越少，华侨们拿出他们的饼干喂给孩子们吃，我们便饿狼似的看着他们，看得眼睛里都快长出饼干来了。他们不得不做了一些防范，把最后一点干粮装在裤包里，还用两个手插在裤包里走路，我们一眼便看出他们的小把戏。我们一路都在找野果子，往往看到一个稍红的果子大家的眼睛也都红了。我不想跟他们抢东西吃，我总是找树梢的嫩尖吃，我看准了没有蚂蟥时，便像牛一样伸出舌头揽进嘴里。我这个动作也有示范效应，大家都伸出长舌去啃树叶，树林里传来吧嗒吧嗒的咀嚼声。几天后，路旁便稀稀落落地拉着牛屎一样的秽物。人已经瘦得只剩一层皮，稍一合眼便打盹儿，梦却特别多，各种各样的美食在梦境里闪着绚烂的光泽，醒来空留两腮的口水。

我们遇上了热带没完没了的雨季。这让我们又吃尽了苦头。浑身湿透，行军不便就不用提了，更严重的是我们只有喝黄水、脏水，几天之后，寻找食物的人越来越少，拉稀染病的人倒下一大片，人们已经没有力气去搬动那些死尸了。

我们班已经死掉一半的人了。王义武和我都拉得快不行了。那几天我们走了一阵又回到了原地，我们找不到路，树和杂草已经把路封死了。我们看不见前方，雨水和雾气也把天空封死了。老天给我们做了一个空空如也的大棺材，我们只有在那里等死。我们都坐着，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王义武说，杨哥，我把这支笔送给你留个纪念吧。杨和顺说，小老弟，别说丧气话，你能挺过去的。王义武说，我又看见将军骑着枣红色大马出现了，他在雾中向我招手呢！我说，你拉得尽说胡话了。王义武说，我看见面条了，热气腾腾的臊子面呢，还有油辣椒，香死人呢！我去拉王义武的手，他的手已经凉了，我触到那股死亡的气息了。这时候一个华侨过来了，他把最后一块饼干塞到王义武嘴上，他叫：小兄弟，你吃呀！王义武的嘴已经永远也没法张开了。

华侨的母亲、妻子和女儿都在战争中死去，还有两个儿子跟着他。大一点的男孩已经顾不得恐惧了，扑上去一把抓住那块饼干，放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咀嚼就被小一点的男孩卡住了嘴巴。做父亲的只好拿几个野果送给没抢到的男孩，并答应到中国后，一定给他买白面馍馍。小男孩扑在父亲的肩上哭得伤心，无可奈何地叫着妈妈。

我以为我也要死在那里了。我守着王义武的尸体，心想要死就死在一处吧，在这异国他乡也有一个做伴的，不再是孤魂野鬼。杨和顺说，我们得跟部队一起走。我说我走不动了，再说，我们往哪里去啊？杨六娃说，梁哥，不要说丧气话，你救过我，我不会丢下你不管！我的声音哽咽了：兄弟，我们……该咋办啊？杨和顺说，别说你我不知道咋办，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总有人知道路吧！杨和顺说，鬼才知道！我说，长官们没有地图吗？杨和顺又说，鬼才知道！杨和顺问华侨，你们走过这里吗？华侨说，只听说这些地方是野人居住的，谁也没走过。

我的肠胃里没有什么可拉的东西了，肠子即便翻出来也找不到一点残渣了。我拉的只有一点黄水，身上的力气已经被黄水一点一点地带走了。我拉完最后一把屎后再次走到王义武身边。蚂蟥已经爬到他的身上了，而我们再也没有力气驱赶蚂蟥了，我想被蚂蟥或蚂蚁吃掉都一样了。

这时我们听见了飞机的轰鸣。有人叫喊：藏起来快藏起来。杨和顺拖着我躲到一个粗大的树干后面。飞机上扔下来一些东西，有人说，快看，是吃的东西。大家便去抢。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也站了起来，我抢到一块饼子，又看见另一处有食物罐。我刚要弯腰去捡时，被人一脚踢倒了，我的饼子也不见了。食物让我迸发出新的力量。我再次抢到一块白面饼，死死地抱在胸前。我看见一个饿狼一样的士兵一直盯着我的饼，我已经顾不得什么了，我拉动枪栓说，快滚，再不滚开我就要开枪了！他被我这条更加凶猛的饿狼吓退了。

抢到食物就等于抢到生的机会，士兵们经常为了一点食品互相射杀。部队长官不得不用搜身的办法来平均分配食物。士兵们有的便把饼干塞在内裤里，站着时又掉了下来，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也有的使劲往嘴里塞，长官不得不命令大家报数，或者叫可疑分子唱军歌，塞到嘴里的食物又被吐出来分配给别人，没有人敢嫌弃这样的食物。有一天，我们连一个士兵故意把饼干藏在一堆落叶中，准备晚上趁大家休息时再去刨出来吃。但部队要急行军，士兵只好借口拉肚子，并且毫无廉耻地把白花花的屁股对着大家，脸背着众人三下两下就塞进了他藏下的几个饼子。走了不多远，他便借口到河里舀水喝，一直在注意他的连长命令他张开嘴巴，用一根枯枝挑出了他嘴里残存的白面，当场就扇了他两耳光，一边骂他是不守纪律的猪，只知道吃、吃、吃！连长骂完后，再转身警告大家，再敢私占偷吃东西，就地枪决！连长说完，那士兵两个眼睛鼓得圆溜溜的，突然捂着喉咙倒在地上，双脚乱蹬，几分钟之后便鼓着一对大眼死去。大家都说连长的话就像有魔力的咒语，在贪吃的士兵身上发生了奇妙的效力。有人说，兴许是白面渣呛到气管里窒息而死的。也有人干脆说，可怜的，他是被白面饼子胀死的！连长便再次警告：乱抢食物者，就是这样的下场！

大家擦着士兵僵直的眼睛走过，又开始新的行军。

吃了白面馍之后，我慢慢有了一些力气，垂头丧气的士兵们又活跃起来。飞机给我们空投食物，意味着大部队找到了我们，意味着我们离祖国不远，意味着我们很快就要走出这片迷宫，总之意味着我们会活着回去。大家一扫多少天来的阴沉，互相鼓励着又往前走。

我和杨和顺把王义武抬到另一个尸体旁边，我觉得他太小，不忍心将他孤零零地扔在原地。这个被将军带上战场的人，就这样消失在丛林里。我这时顺手牵羊拿走了将军送给他的钢笔，因为这个娃娃再也用不上它，而我又活过来了，我想把它带回去送给我的弟弟梁根，我也许会对他说，这是从鬼子身上缴获的。我当时并不识字，但我总觉得有一天我有机会读书识字。我脑袋里积攒了太多的疑问，识字之后也许就懂了。

那个曾经在老板娘的指甲下痛过，在将军的迷梦中幸福地活过的孩子死在异乡了，死在飞机空投食物的前一刻。

指挥这次部队撤退的是另一位将军，他在丛林里也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拉得没有一丝力气。一直跟在他身边的部下全力以赴地保住了他的性命，砍下树枝做成一个简易担架，一路抬着他。士兵们传说，在担架上奄奄一息的将军从溃逃的华侨的口中知道了这个方位，又同更大的长官联系上了，飞机不断地投下食物和药品，我们终于能够回国了。最后一处障碍是一条河。为了阻断日军的进攻，能够炸毁的桥梁都被炸掉，崇山峻岭之间已经没有一座桥梁。暴雨使这条不知名的河成了咆哮的野兽，它最后吞噬了一部分涉水的士兵，千辛万苦走出丛林的人瞬间便葬身水底。

当我们走出密林又走到自己的土地时，沿途看见十室九空，看不到生火煮饭的炊烟，听不到鸡鸣犬吠和人声，路边不时见到尸体和白骨。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回到保城，保城被敌机轰炸得面目全非。不断地看到披麻戴孝的人，瘟疫蔓延，死去的人甚至顾不得装进棺材就被草草掩埋，这个四面环山的小城几乎成了死气沉沉的活棺材。

公路中断了。源源不断的运输车挤满路上的情形，已经被空荡荡的沉寂取代。几乎一夜之间，这些汽车就像会飞的甲虫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残存的公路在大山深处留下隐隐的白光。没有逃走的居民又重新打开铺面，把日子一点一点过下去。只要还有人活着，生活总得继续。

杨和顺第二天便去找殷秀珍，他拉着我陪他，向殷秀珍介绍我是他的结拜兄弟、救命恩人和老乡。茶铺里只剩她一个人了。她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们，只顾烧她的水。杨和顺说，我是寄放扁担的那个人。殷秀珍说，那么多人都死了，你还想着一根扁担干什么！杨和顺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只是嘿嘿地憨笑。又问大叔呢，殷秀珍便指了指山后的一个坟堆。我和杨和顺都不好再问什么。殷秀珍给我们烧了一杯开水，又问我们怎么瘦成活鬼的样子，杨六娃便叹气，说，一言难尽。

殷秀珍说，那扁担一直放在那里，没人要，你要拿走就拿走吧。杨六娃说，还是放在你这里吧，我们不知道要开到什么地方呢！杨六娃给殷秀珍留下一些钱，说还会来看她。殷秀珍的脸上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送我们出来时说，有空来喝茶，这里也没客人，生意做不下去了。我俩满口答应。回驻地的路上，杨六娃说，梁哥，将来有结婚的那一天，我一定请你当媒人喝喜酒。我说，那还用说，这种好事当哥的一定成全！

部队在保城举行死难将士追悼会，从惊悸和瘟疫中幸存下来的居民也来参加。天公垂泪，淅淅沥沥的小雨像低沉的哀叹无边无际。人们站在被炸过的学校操场上默默地抹泪，为死去的将士也为自己的亲人，脱帽默哀。不知道谁带头吼了一声：要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大家便举起拳头，一遍又一遍地喊：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