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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因
一个民族遭了打击，能反躬自省，举出自己的弱点，本是极好的事。但二三十年来士大夫阶级的种种悲观论调却另有两种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抬轿——把人家骂得一钱不值，以表示他自己的了不得；一是自己诿过——什么事做不动都是人家不好，从骂老百姓起，一直骂到他自己的祖宗。如果将这一种悲观论集合起来，那是华族早就十足地具备了亡国资格，而现在铁的事实现在眼前，这抗战一年，竟可说是历史上的奇迹与突变。
反之，乐观论者也不可以将这抗战一年的事实看得太轻松，前方的血，后方的汗，一点一滴地流出来，这不是单靠着几场演说、几本小册子、几张图画所能做得到的。它必定更有一个更大的原动，有了这个原动，才能前仆后继地死而无悔，早作夜思地劳而不怨。
我如今想把这奇迹的原动举出来，以增强我国民的自信力，而且至少使现在的教育家与教授们对于中国历史有一个研究的指针，使国民对于自己个个有自信。这次抗战是一二千年以前下的种子，经过了种种的培养，到现在才正当地发了芽，开了花，而将来还要结着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
我要把中国历史分成三个大时期，每一个时期有一个特别的注意点——就是文化发达的特别主流。此后历史教材应当向这主流方向研究出来才有用。照这个主流来看，这三大时期有继续不断的灿烂的光荣，而且这个光荣以前并未毁灭，将来更会发展。绝不像悲观论者那样腐败化、老衰化，如今且说个大概。
第一期从周族开辟中原，到秦汉的统一中国。这时代是华族完成自己文化时期，这个时期已经下了两颗种子：一是同化力，一是抵抗力。它的工具是当时发明的井田封建。封建就是殖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取攻势的；井田就是荒垦，九家相保，出入扶持，是取守势的。这两个力——同化抵抗，攻势与守势——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互相地补助着它的自身的发展，演绎出来。长城是象征着守势，象征着抵抗；运河是象征着攻势（交通为攻势要具），象征着同化。
这个大文化完成中间，还有一件世界没有发现的妙处就是文化的攻势（就是同化），武力的守势（就是抵抗）。我们取攻势，用不着杀人；我们取守势却能拼命。因为我们是大平原的文化，地广人稀，我们尽有让他种人发达的雅量，不像欧洲希腊那样的一块小土地，非你死我活拼命不可。文化攻势的意义并它发展的形容词，古书里还可以寻出几句来，如同舞干戚而服有苗，用夏变夷等，至于《尚书》里“黎民于变时雍”，“礼失而求诸野”，《中庸》里“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形容得那么伟大于武力的守势，那老实不客气的拼命。孔子说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说的“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则可为也（效死而民不去是做得到的）”。
一个文化完成之后，如其不加锻炼，还是要沉沦，要衰老，要灭亡。天幸的锻炼的机会来了，于是转入历史的第二期。
第二期从汉末张骞开西域起，到宋末文信国成仁为止——这是养成我们同化力的时机。许多历史家把五胡乱华纯粹看成华族被异种人压服之始，这是大错特错的。我要问：为什么五胡捣乱开始第一个人物他偏要姓刘？人家自发地正正堂堂入了我们的国籍，我们为什么要认他是外国人？老实说罢，我们早就胡化了，拉的是胡琴，坐的是胡床，吃的是胡桃、西瓜，岂止胡化，还要印度化哩。头上飞机在那里转，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还念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时期，又表明了一件世界没有而华族特有的妙处，就是我们自己有文化，而同时能诚意地接受外来文化。现代的欧洲人本来自己没有文化，所以第一期的希伯来化，第二期的希腊化，能顺利地进行，如今两希还闹不清楚。中国不然，所以到唐代形成了一个无比的伟大国家，无上的进步文化，如今还遗留下唐律与唐诗。
因为同化力的意义，一方在发展自己的固有，一方又要能接受外来的新事物。我们看六朝到唐的中叶，一群发疯似的留学生，冒着性命的危险，向印度出发，表现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攻击精神，他们只希求内心之满足，并无丝毫升官发财的念头，而社会上也为这勇敢高洁的人格所感动，作我们邻居的理论整个地在中国植下根基，到今天我们西边的老亲戚（蒙藏）还可以有一脉相连的关系，不至于反目！
在这个同化力养成的时候，抵抗力并不因此而丧失。这就是民族南迁逐步地开发了长江南部，渐渐地遇见了世界交通的海。如今广东、福建的语言还保存着古代的音节，这就是证据。不过在这一段锻炼中间发现了一个原则，抵抗力不可误用。就是说，抵抗力用在文化方面是无用的。韩欧的文章，尽管可以为古文的模范，但是《原道》也罢，《本论》也罢，打消不了民间的一句佛。而这时代不像欧洲人那样没出息，闹成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这就是华族特有的长点。同化力养成了，不过抵抗力没有锻炼，这也还不够成为大器，上帝嘉惠我们，来几个硬钉子碰碰，这就是：历史的第三期。
从文信国成仁到中山先生在南京就大总统为止，就是说从蒙古南进中原到革命成功为止，是为锻炼我们抵抗力的时期。
蒙古人征服了北半球的大陆，第一个将其赶走的还是我们华族。满洲是东胡族，具有相当的同化力，同是华族本来容易接近，所以勉强能维持二百多年，并且随嫁时带来了一笔很大的财产。但是华旅的抵抗力始终潜在地滋长着，所以一致革命、声入心通的全中国呼应了。如今五十岁以上的老党员，可以自省一下，当初革命二字，怎样地从耳朵里听进去，怎样地转到心窝里，怎样地发动了行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英雄的本领就在得到群众心之所同然。
两次赶走异种人的历史，说来未免太长，不是本文所能及。但我要举两个人的两段精警的话来警醒大家。
第一，是明太祖的遗诏。他用武力来赶走蒙古人，当时的士气，必定极旺盛，看不起外国人。但是这位英雄从种种的经验上寻着了我们民族发展的要点，所以遗诏上说：“非夷狄来侵，不得用兵。”这就是说，不要看我们赶走蒙古人太容易，就发生了侵略的野心，武力是应当取守势的。现在喜欢看远势的英国人，对我们群众抗战有成绩，就不免有点担心。国联席上，敌人怎样借着排货的理由，煽动英美人对于中国之忌刻，以表示他上海出兵的正当。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
第二，是顾亭林所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国家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也耳。”这句话照现代解释，他之所谓天下，即是民族的国家，他之所谓国，即是朝代或政府，所以说——皇帝不好换朝代，官吏不好换政府——这不算一回事。至于国家的兴亡，这个责任是在匹夫，是在一个一个的老百姓，是在整个的民族。我们试想想，前方流血后方流汗的是谁？
当年革命本来是匹夫之责，后者却混进了许多吃肉的，所以革命成功后，还要吃十几年的苦。
两个要点说明后，我还要把主文“锻炼”两字来说明一下：上文说过，同化力与抵抗力有互相补助之能，如其单独运用，不是归化，便是入山。天幸我们有地理上的优越性，历史上压迫我们的异族都是从北方来，而怀抱强烈抵抗心的民族英雄一步一步地南移，至于大海。如今新文明都是从海上倒贯进来，自然地使我们活用了同化力，以助长我们的抵抗力，所以革命事业，单单起于广东，这是地理历史上的大因缘，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这一次后方流汗的工作效率，算来却推侨胞为第一，一个苦力，一个车夫，个个能将他们每天所得的工资，提出百分之几来，积成一个按月常捐，寄回祖国，一年来没有间断。这真是长期抗战的好模范。
反之，近百年来，在北方的政府方面却把抵抗力误用了。不用说拒绝通商，反对传教，到后来竟演成庚子排外的失败，使后来的小站军人根本丧失了战志，所以到民国成立了十几年，不仅军事的制度没有确立，而且使国民对外观念常在动摇不确实状态之下，一会儿看得敌人一钱不值，一会儿看得敌人如天神一般。而过渡时代竟有以国家性命关头之外交国防的大政策作政争之工具者，则两都沦陷，东南涂炭，正可谓自种其因，自食其果。要不是顾亭林先生三百年前指明了肉食者与匹夫的分别，连我个人也几乎要丧失了自信心。天幸的是在这整个民族震撼动摇之间出了一位领袖，他能握着华族文化的中心，就是同化力与抵抗力的相互作用。
德国顾问走了，有的着急着问我军事上会不会发生影响，有的轻松地说顾问本来没有大用处，走了也罢。我对此事发生无限的感慨。
原来聘德国顾问的一件事，是十三年前蒋先生初到南京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的。他不以革命军成功自满，更要为中国在国际地位中，立一真正的现代的军事基础。我当时就感觉着这种精神的伟人，而可惜还有人不能体会。我说第一不用着急，军事家不是单是德国专有，英美俄法俯拾即是，倒是领袖的这个虚心，是千载难求。我们应当体会着，宝贵着。第二，更不可看得轻松。本来顾问是外国人，有没有用处看我们自己的能耐如何。自己有能耐，顾问就有用处；没有能耐，就没有用。我们要用固有的同化力取攻势迎头赶上，万不可自作聪明装老腔，说什么中外形势不同，而将军事制度上的根本建设停滞下去。举顾问这个例子不过表示领袖虚心的一端，这已经把握着华族发展真本领的一面，从这个虚怀若谷里，将来还要开出一种世界未有的奇花！
至于另一方面的抵抗力，则领袖战志之坚决，一年来群众应当明白。不过可怜呵，人家倒明白确信，我们自己倒还有怀疑的糊涂蛋。今年春天，东京的杂志里已经将五年前庐山的秘密讲演公开地译着地登着，证明了蒋先生决不会同日本人妥协。而反倒中国方面，今天意大利做调人，明天德国人提条件，没头脑地替敌人做广播。幸亏战斗的事实摆在眼前，而日本人的外交方式倒替我们领袖的战志做了保证人。（我可以同摩西一样地向着忠君爱国的日本人预言着蒋是不会倒的！倒是今天防共、明天排英的，同华族结下了民族的深仇的军人，却把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意义，至少去了半截）
世界上够得上当领袖的没有一个不是意志坚强，革命正统下锻炼出来的。蒋先生，直接继承着三千年来祖宗遗传下的抵抗力，紧握着四万万的声入心通、不同言筌的群众意识，本是无可疑义的。不过五六年来还有一种沉痛的回忆，使我们对于领袖战志之坚决更加一层尊敬。试想自“九一八”以来迄于“七七”，中间政府受过多少攻击，闹过多少乱子？所以战志虽定而贻误了不少的战备，不过从决心上看来，现在的成绩还是当年一百个忍字来的。一种人，他自己的意志不坚定，而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地来揣摩风气；一种人，他自己虽坚定，而主观太深，不能设身处地考察实际的方法与时机。这两种人都是君子之过，倒还可恕，而在这中间，竟有趁火打劫的政客也在那里高谈和战，所以我当时说——主帅应具有决心之自由，和战非我辈所当讨论，我们的任务，只在预备着工具而已。
蒋先生在四年前说：“我有最后的决心。”三年前[1]的冬天就有人问到底几时是最后，仿佛在催促着似的。去年“七七”以后，蒋先生又说，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近来，我仿佛听见又有人要问到底几时是最后，我老实说，最后就是明天，不过你这短命鬼今天要死，我可没有办法。
如上说来，我们可以得到几个训条，几个确信：一，我们应当欢喜，（不前不后）生在这个空前伟大的时代下做中华民国的国民。二，我们应当自觉，我华族的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养，五百年的锻炼，根基深厚，无论世界上哪一族也比不过。三，我们应当确信，我们领袖有坚决的战志，有不自满的虚心，继承着华族正统的两种力——攻击的同化力，守势的抵抗力。四，我们上有领袖下有群众，用不着我们谈主张，我们应当尽全力去觅得工具。
（二）后果
真命天子出来了——这不是深山大泽中的篝火狐鸣，这不是豆棚瓜架下的蛇神牛鬼；这是社会演进的必然性，这是生存竞争的铁则。究竟这个真命天子是谁呢？我说就是顾亭林之所谓匹夫，分言之，即一个一个的老百姓，合言之即整个的民族——夫是之谓民，夫是之谓主。
悲观论者的心理中——侵略家的妄想中，往往有两种阴影扰乱着：一是蒙古南下，二是满清入关。姑不用说敌人的能力，国际的环境，怎样那样，单就主观方面看来，他们忘记了一件大事——就是最近的两度革命——宋末革了命吗？明末革了命吗？
有一句唐诗大家可以咀嚼一下：草色遥看近却无。你们如果到乡间只看见农民的愚蠢与破产的悲惨，你们如果到工厂里或立在码头上只看见劳力者的无秩序与不洁净，这所谓近却无；但是你如果飞在五千尺的高空鸟瞰，你如果立在昆仑山顶东望，包你有一幅锦绣山河活活地现在面前。观察一个多数的大集团的发展，最紧要的就是要把近视眼镜除下。老实说吧，大群演变的趋势，没有先见的慧眼是看不出来的。再打个比方：辛亥年就是除夕，民间元年就是元旦。这年头，天气坏，一场一场的冰雹雨雪打下来，现在到了正月二十七了（民国二十七年），老头子闷得慌，偶然的策杖郊外，在残雪的中间看见一片似黄非黄、似青非青的草色，就不免春意盎然解放了前几天的忧郁，但是这个嫩芽将来究竟怎样呢？
诸葛亮《出师表》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衰颓也。”这句话谁不会说？但是他的文章却好，实实在在地指出，谁是小人、谁是贤人，小人太多了，只好笼统地指个大概，拿桓灵作代表。贤人，他却要一个一个地保荐，而且要求着“事无大小，悉以谘之”，这不是空论，而是实际。不过将亲贤远佞的一件兴亡大事，就是靠着皇帝个人来判别，是极危险的。诸葛亮死了，谁能把贤人、小人一个一个指出来？吃过痛苦的欧阳公在《朋党论》里，也只能举几个原则，不能应用。历代的治少乱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宋明末代总是国家的外环境要求着优胜劣败，而国家内环境却是劣胜优败，所以应付不上，至于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