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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可能。”三人小组的另一成员方平说，“我们在咖啡屋选择了一个偏僻的座位，邻近的几张桌子都没有人，更没有人走近过我们的桌子。”
“是的，除了开始时女侍过来招呼，给我们送来三杯咖啡以外，在那一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人靠近过我们的桌子。”小组的另一成员何佩云也加以证实说。
听了他们的回答，何钊不觉双眉紧蹙，心中产生一丝疑惑：这一路之上箱不离身，又从未与外人接触过，那窃贼又是在何时何地采用何种方法偷换掉兽角杯的呢？
回到局里以后，赵忆兰立即拿了小手提箱去技术科，请他们加以检验。何钊则坐在桌前开始苦苦地思索起来，但他苦思了许久，脑子里仍然一片茫然，找不到一点线索。
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一、小手提箱的锁孔内无撬动痕迹，箱子是用钥匙打开的。
二、箱上只有两个人的指纹，一个是曹沛的，另一个则是梁启文先生的。
三、玻璃杯光洁如洗，杯上没有任何指纹。
罪犯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印迹。
何钊看着检验报告，不觉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我们这次是遇到一名高手了。”
“是的，罪犯作案手段极其高超，天衣无缝，简直可以说是神了！”赵忆兰赞同说。
“那么，你说罪犯会是在哪里作的案？”
“根据他们的介绍，曹沛一路之上都将小手提箱抱在怀里，到达江州以后，又是乘坐博物馆去接他们的专车回馆的，在这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作案的可能。最大的漏洞还是在香港机场。”赵忆兰分析说。
“不错！”何钊点头说，“看来，要侦破此案，还必须去香港一趟。”
<h4>三</h4>
香港警署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支持，专门指派了一位名叫罗琳的女警官协同办案。
罗琳20多岁，既富有女性的温柔靓丽、端庄大方，又不乏刑警的机智干练、英武勇敢。她与赵忆兰一见如故，成了一对好姊妹。
为进一步弄清案子的来龙去脉，他们先去拜访了梁启文先生。
梁启文是一位60多岁、高大健壮、精神矍铄的老人。得知黄石兽角杯失窃的消息后，老人非常痛心，愤怒地说：“购买这只兽角杯，目的是让这一流落海外近百年的国宝，回归祖国。谁知它刚一踏上祖国的土地，竟是如此的遭遇……”
何钊的心情也很沉重。他感到责任的重大，如若不能迅速破案，追回宝杯，将对不起祖国，更对不起眼前的这位老人。他尽力安慰老人说：“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将那个丧心病狂的窃贼缉拿归案，找回兽角杯。现在请您配合，回答两个问题。”
“请说！”
“第一，那只兽角杯的体积究竟有多大？能放进衣服口袋里吗？”
“不能。”梁启文回答说，“兽角杯高18厘米，直径9厘米，一般衣服口袋是放不下的。”
“第二，从他们接收此杯，由您家去机场的这一段时间内，是否有可能被人用一只一模一样的小手提箱，偷换了原来的那一只？”
“绝对不可能。他们处事非常谨慎，拿到兽角杯后未作停留，就去了机场，是我的司机开车送他们去的。再说，那只小手提箱是我在巴黎随同此杯一起买来的，是欧洲20世纪初的产品，做工精致，款式独特，也可以算是一件古董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都寻找不到另一只完全相同的小手提箱。”
告别梁启文先生以后，他们驱车去香港启德机场，进行讯问调查。
启德机场是特大型的国际机场，每隔5分钟就有一架班机起飞或降落，旅客流量很大。机场候机大厅内，旅客成群，人流如涌，这给调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好在机场的设备先进，候机大厅的主要部位以及各个通道口都装有监控摄像头。他们进入监控室，要求工作人员找出当日的录像带，一卷一卷地加以播放。折腾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查找到了几卷录有曹沛等三人的录像带，有他们进入候机大厅的，走向验票口验票登机的，也有在咖啡屋里候机喝咖啡的。
何钊要他们将咖啡屋的那一卷录像放了几遍。录像显示：曹沛三人进入咖啡屋后，选择了一张靠墙的桌子坐下，一位女侍过来招呼了一下又离去，片刻之后她又送来三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曹沛将抱在胸前的小手提箱放在桌上，腾出手来拿起咖啡杯，开始一口一口慢慢地啜饮起咖啡……直到40多分钟以后，他们才起身离开咖啡屋，去验票口验票登机。在此期间，并无一人接近过他们的桌子。
何钊叹了一口气，不厌其烦地要工作人员把这一段录像再放一遍。放着放着，他忽然喊道：“停！这里前后好像有一点脱节，人物的动作连接不上。”
“对了。”一位工作人员说，“那天这个时候因为临时停电，摄像机曾中断工作了一小会儿。”
“停电？”何钊皱皱眉头问，“什么原因？停了多久？”
“好像是哪里短路，保险丝断了。也没有多久，前后不过一分多钟。”
“原来是这样。”何钊点点头，要机场的保安人员去把咖啡屋的那位女侍叫来。
只一会儿，保安就领着那位女侍来了。她十八九岁，中等身材，远比在录像上看到的要漂亮。
何钊指指录像屏幕，问她：“还记得吗？那天这个时候曾经停了一小会儿电。”
“是的，当时我正在柜台上，忽然一下觉得眼前暗了许多。抬头一看，厅里的灯全都黑了，这才知道是意外停电。”姑娘回答说。
“那么，你还记得在停电的那一分多钟里，有人靠近过这张桌子吗？”
“没有。这张桌子的位置比较偏僻，与它相邻的几张桌子都没有客人。因为光线很暗，在停电的那一分多钟里，人们都没有走动，绝对没有人靠近过那张桌子。”
从机场出来进入警车以后，罗琳问：“你肯定那只黄石兽角杯是在这里丢失的吗？”
“我仔细研究了他们从香港返回江州的行走路线，列了一张时间表，只有这里才是唯一可以接近他们、有机会作案的地方。”何钊回答说。
“可是监控录像上却始终没有出现过窃贼的身影呀！”赵忆兰说。
“你忘了停电的那一分多钟，那正好为窃贼避开录像监视，进行行窃提供了方便。另外，厅里的灯光骤然熄灭，又会使人眼前一黑，造成一个短暂的盲态，更是一个行窃的绝好机会。”何钊分析说。
“就那么一分多钟，窃贼的动作也太神速了吧？再说，在那一分多钟里，也没有人接近过他们的桌子呀。”赵忆兰又说。
“这正是我感到纳闷的地方。”何钊点点头，慢慢地说道，“如果咖啡屋的女侍和他们三人说的都是真话，并没有人接近过他们桌子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监守自盗？”罗琳与赵忆兰同时说道。
“对，监守自盗。窃贼就在他们三人中间。”何钊说。尽管何钊十分不愿意将博物馆的三名工作人员与窃贼联系起来，但眼前的事实，却使他不得不做出这一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