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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可能。”三人小组的另一成员方平说,“我们在咖啡屋选择了一个偏僻的座位,邻近的几张桌子都没有人,更没有人走近过我们的桌子。”
“是的,除了开始时女侍过来招呼,给我们送来三杯咖啡以外,在那一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人靠近过我们的桌子。”小组的另一成员何佩云也加以证实说。
听了他们的回答,何钊不觉双眉紧蹙,心中产生一丝疑惑:这一路之上箱不离身,又从未与外人接触过,那窃贼又是在何时何地采用何种方法偷换掉兽角杯的呢?
回到局里以后,赵忆兰立即拿了小手提箱去技术科,请他们加以检验。何钊则坐在桌前开始苦苦地思索起来,但他苦思了许久,脑子里仍然一片茫然,找不到一点线索。
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一、小手提箱的锁孔内无撬动痕迹,箱子是用钥匙打开的。
二、箱上只有两个人的指纹,一个是曹沛的,另一个则是梁启文先生的。
三、玻璃杯光洁如洗,杯上没有任何指纹。
罪犯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印迹。
何钊看着检验报告,不觉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我们这次是遇到一名高手了。”
“是的,罪犯作案手段极其高超,天衣无缝,简直可以说是神了!”赵忆兰赞同说。
“那么,你说罪犯会是在哪里作的案?”
“根据他们的介绍,曹沛一路之上都将小手提箱抱在怀里,到达江州以后,又是乘坐博物馆去接他们的专车回馆的,在这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作案的可能。最大的漏洞还是在香港机场。”赵忆兰分析说。
“不错!”何钊点头说,“看来,要侦破此案,还必须去香港一趟。”
<h4>三</h4>
香港警署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支持,专门指派了一位名叫罗琳的女警官协同办案。
罗琳20多岁,既富有女性的温柔靓丽、端庄大方,又不乏刑警的机智干练、英武勇敢。她与赵忆兰一见如故,成了一对好姊妹。
为进一步弄清案子的来龙去脉,他们先去拜访了梁启文先生。
梁启文是一位60多岁、高大健壮、精神矍铄的老人。得知黄石兽角杯失窃的消息后,老人非常痛心,愤怒地说:“购买这只兽角杯,目的是让这一流落海外近百年的国宝,回归祖国。谁知它刚一踏上祖国的土地,竟是如此的遭遇……”
何钊的心情也很沉重。他感到责任的重大,如若不能迅速破案,追回宝杯,将对不起祖国,更对不起眼前的这位老人。他尽力安慰老人说:“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将那个丧心病狂的窃贼缉拿归案,找回兽角杯。现在请您配合,回答两个问题。”
“请说!”
“第一,那只兽角杯的体积究竟有多大?能放进衣服口袋里吗?”
“不能。”梁启文回答说,“兽角杯高18厘米,直径9厘米,一般衣服口袋是放不下的。”
“第二,从他们接收此杯,由您家去机场的这一段时间内,是否有可能被人用一只一模一样的小手提箱,偷换了原来的那一只?”
“绝对不可能。他们处事非常谨慎,拿到兽角杯后未作停留,就去了机场,是我的司机开车送他们去的。再说,那只小手提箱是我在巴黎随同此杯一起买来的,是欧洲20世纪初的产品,做工精致,款式独特,也可以算是一件古董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都寻找不到另一只完全相同的小手提箱。”
告别梁启文先生以后,他们驱车去香港启德机场,进行讯问调查。
启德机场是特大型的国际机场,每隔5分钟就有一架班机起飞或降落,旅客流量很大。机场候机大厅内,旅客成群,人流如涌,这给调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好在机场的设备先进,候机大厅的主要部位以及各个通道口都装有监控摄像头。他们进入监控室,要求工作人员找出当日的录像带,一卷一卷地加以播放。折腾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查找到了几卷录有曹沛等三人的录像带,有他们进入候机大厅的,走向验票口验票登机的,也有在咖啡屋里候机喝咖啡的。
何钊要他们将咖啡屋的那一卷录像放了几遍。录像显示:曹沛三人进入咖啡屋后,选择了一张靠墙的桌子坐下,一位女侍过来招呼了一下又离去,片刻之后她又送来三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曹沛将抱在胸前的小手提箱放在桌上,腾出手来拿起咖啡杯,开始一口一口慢慢地啜饮起咖啡……直到40多分钟以后,他们才起身离开咖啡屋,去验票口验票登机。在此期间,并无一人接近过他们的桌子。
何钊叹了一口气,不厌其烦地要工作人员把这一段录像再放一遍。放着放着,他忽然喊道:“停!这里前后好像有一点脱节,人物的动作连接不上。”
“对了。”一位工作人员说,“那天这个时候因为临时停电,摄像机曾中断工作了一小会儿。”
“停电?”何钊皱皱眉头问,“什么原因?停了多久?”
“好像是哪里短路,保险丝断了。也没有多久,前后不过一分多钟。”
“原来是这样。”何钊点点头,要机场的保安人员去把咖啡屋的那位女侍叫来。
只一会儿,保安就领着那位女侍来了。她十八九岁,中等身材,远比在录像上看到的要漂亮。
何钊指指录像屏幕,问她:“还记得吗?那天这个时候曾经停了一小会儿电。”
“是的,当时我正在柜台上,忽然一下觉得眼前暗了许多。抬头一看,厅里的灯全都黑了,这才知道是意外停电。”姑娘回答说。
“那么,你还记得在停电的那一分多钟里,有人靠近过这张桌子吗?”
“没有。这张桌子的位置比较偏僻,与它相邻的几张桌子都没有客人。因为光线很暗,在停电的那一分多钟里,人们都没有走动,绝对没有人靠近过那张桌子。”
从机场出来进入警车以后,罗琳问:“你肯定那只黄石兽角杯是在这里丢失的吗?”
“我仔细研究了他们从香港返回江州的行走路线,列了一张时间表,只有这里才是唯一可以接近他们、有机会作案的地方。”何钊回答说。
“可是监控录像上却始终没有出现过窃贼的身影呀!”赵忆兰说。
“你忘了停电的那一分多钟,那正好为窃贼避开录像监视,进行行窃提供了方便。另外,厅里的灯光骤然熄灭,又会使人眼前一黑,造成一个短暂的盲态,更是一个行窃的绝好机会。”何钊分析说。
“就那么一分多钟,窃贼的动作也太神速了吧?再说,在那一分多钟里,也没有人接近过他们的桌子呀。”赵忆兰又说。
“这正是我感到纳闷的地方。”何钊点点头,慢慢地说道,“如果咖啡屋的女侍和他们三人说的都是真话,并没有人接近过他们桌子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监守自盗?”罗琳与赵忆兰同时说道。
“对,监守自盗。窃贼就在他们三人中间。”何钊说。尽管何钊十分不愿意将博物馆的三名工作人员与窃贼联系起来,但眼前的事实,却使他不得不做出这一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