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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场没有为他们留下任何一条有用的线索。
何钊叹了一口气，说：“此案除了告诉我们与邓彬被杀一案有关外，没有提供任何一点新的有用线索。看来我们仍然只能从调查白小强的近况、周围的人际关系入手，查他的经济情况，尤其是近日与他接触过的人中是否有与邓彬有牵连，或者说与邓彬有过节的人。”
一连两起杀人案，凶手没有留下一点线索，看来，他们是遇到一个作案高手了。何钊在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了这个既费时又费力的笨办法，希望能有所收获。
果然，接下来的调查进行得非常困难。
神风快递公司接待他们的是该公司江州站的经理，一位名叫田有年的中年男人。田有年告诉他们说：“我与白小强虽然是同乡，但并不是同一个村子的人，对他的过去也并不十分了解。只知道他家里很穷，当兵三年，带回来的一点复员费都给家里还债了。这几年出外打工也没挣到多少钱。他是在半年前来找我的，求我为他在快递公司安排一个工作，说是搞快递工作灵活，又是计件工资，能多挣一些钱。当时公司正好缺人，我便留下了他。在公司这半年，他倒也干得不错，每个月的投递数量都是全公司最高的。”
“你知道他在江州有什么朋友没有，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与他接触较多的人？”何钊问。
“那就不清楚了。你知道，做快递的每天都要接触许多人，但一交完信件就走了，决不会再有什么联系。至于朋友嘛，他是一个内向的人，性格比较孤僻，加上来江州不久，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朋友。”
白小强的未婚妻叫江雪珍，也是他的同乡，在江州的一家制衣厂里打工。
江雪珍听到白小强的死讯后非常悲伤。一直过了许久，她才强忍着眼泪告诉他们说：“我们俩是去年经别人介绍认识的。我见他为人不错，便同意与他交往。今年两家都催着我们结婚，但他说要设法挣到首付，买下一套房子才能结婚。他不愿再做一个乡下打工仔，要做城里人。”
“那么，他说了准备怎么去挣到这笔首付吗？”何钊问。
“没有。只有前几天他偶尔提起过一次，说是他有可能挣到一大笔钱，要是挣到了这笔钱，就能有买房子的首付了。”
“他有没有说是一笔什么钱吗？”何钊又问。
“没有。我问过他是一笔什么钱，他只是笑了笑，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他也没有说是跟什么人一起，或是什么人介绍的生意吗？”
“真的没有，当我再次追问他时，他就绝口不提了。”江雪珍回答说。
线索到此完全断了，案子的调查进入了死胡同，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h4>四</h4>
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案子的侦破才有了转机。
那一天上午，刚一上班，赵忆兰就笑嘻嘻地拿来一沓材料，把它放在何钊的面前，说：“昨天东亭区法院审理了一桩继承遗产纠纷案，这是庭审的记录。您看一看，肯定会大有启发。”
何钊接过记录翻了翻，说：“还是你说一说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怎么就会对我大有启发？”
“还记得出事的那一天，邓彬律师都做了一些什么吗？”
“他先是去华仁公司董事长周天佑家里，为那位老爷子另立一份新遗嘱，然后去滨江饭店会见……等一下！你是说法院审理的是周天佑老爷子的遗产纷争案？”
“不错，就是这个案子。老爷子在前几天死了，死后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那份新遗嘱。新遗嘱指定由他的大儿子周建新继承华仁公司的全部股份，继任公司董事长，全权管理公司的一切事务；而对于二儿子周建民，则只指定在公司每年的盈利里提取50万元年金给他，作为他的生活费用。”
“怎么会这样？这个遗嘱也太不公平了吧。”何钊说。
“岂止不公平。”赵忆兰继续说道，“周家这两兄弟本来就不是一母所生，性情爱好又截然不同：老大酷爱音乐，是一家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整天沉迷于音乐之中，对公司的事情不闻不问，丝毫不感兴趣；老二却是一位经商的高手，在公司里担任总经理的职务，事实上这几年公司就是由他在具体管理。对于这样一份遗嘱，老二当然无法接受。他先是怀疑遗嘱的真实性，继而怀疑是老大将一份假遗嘱掉换了原来的真遗嘱。”
“那么，老大又是怎么说的呢？”
“老大当然不会承认是自己掉换了遗嘱。说父亲什么时候改立了这么一份新遗嘱他都不知道，又怎么会制造一份假遗嘱去掉换它呢？于是，老二便把老大告上了法庭。”
“按理说，遗嘱一般都是保管在律师那里，就是交给本人，律师也会在事务所建档，保留副本。是真是假，去律师事务所把副本取来一对照不就明白了。”何钊说。
“你忘了，邓彬那天帮周天佑改立遗嘱后并没有返回事务所，而是去会见了另一名委托人。他是会见了那名委托人之后，在返回事务所的路上遇害的。因此，事务所里只有一份周天佑两年以前立的老遗嘱，而没有这份新遗嘱。”赵忆兰回答说。
“那么法官又是怎么审理的呢？”
“由于立遗嘱人与代立遗嘱的律师都已死去，能证明这份遗嘱真假的就只有为遗嘱作证的两名证人了。于是法官便传唤这两名证人上庭作证。这两名证人分别是周家的司机曾英和小保姆张兰萍。曾英与张兰萍的供词倒完全一致，说是董事长在半个月以前确实重新改立了一份新遗嘱，并且要邓律师叫他们两人去为新遗嘱作证明人。但要他们具体辨认那份遗嘱是否就是他们签过字的真遗嘱时，两人却都有一点犹豫起来，原来为了保密，邓律师并没有给他们看遗嘱的内容，只是要他们在遗嘱下方的证人栏里签了一个名。曾英拿着遗嘱看了许久才点头说：‘不错，这是我的签名。’但张兰萍却说：‘这不是我的签名。它虽然看上去很像我的签名，但笔画太重太粗，我签名从来不这么用力。’
“法官接着又传唤两名笔迹鉴定专家出庭，对遗嘱的签名进行鉴定（为保证审判的公正，法官允许控辩双方各聘请了一位笔迹鉴定专家）。两名专家的鉴定结果竟也完全一致：遗嘱上立遗嘱人与律师的签名是真的，为本人的亲笔签名；而两名证人的签名却都是假的，是将一张签了名的纸覆盖在遗嘱上，用硬笔刻印上字痕，然后再按照遗嘱上的字痕填写出来的。于是法官宣判这是一份假遗嘱，予以废除。法官接着又宣判说，为了尽量公正，法庭决定延缓一个月的时间，让控辩双方去寻找那一份真遗嘱，如果在一个月之内仍然寻找不到那份真遗嘱，就按照立遗嘱人两年前立的那份老遗嘱分配遗产。”
“那么，这两份遗嘱的内容又有什么不同呢？”何钊问。
“老遗嘱的内容恰恰与新遗嘱相反：将华仁公司的股权全部给老二，并由老二继任公司的董事长，具体管理公司的一切事务；只在公司每年的收益里提取50万元年金给老大，作为他的生活费用。”
“所以，你也认为这份遗嘱是周家老大伪造的？”
“当然。首先，伪造者十分清楚周老爷子与邓律师的签名，模仿得十分相似，连笔迹专家也分辨不出来；其次，那张遗嘱只对老大一人有利。试问：除了老大以外，还有谁会去伪造那么一份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假遗嘱呢？”赵忆兰回答说。
“唔，不错，看来我们是该去见一见这位周家老大，还有老二了，看看他们是否有可能涉嫌律师被害一案。”何钊说。
<h4>五</h4>
在周家，负责接待他们的是老二周建民。
周建民中等身材，行动敏捷，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他热情地将他们迎进客厅，满脸含笑地说：“欢迎欢迎！不知诸位莅临有何贵干？”
“恭喜你打赢了官司，可以继承公司的全部股份了！”何钊说。
“谢谢！官司是打赢了，但是否能继承，还要待一个月之后才能知晓。”他颇有点得意地回答说。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会怀疑那份新遗嘱是假的？”何钊又说。
“那还不容易吗？首先，老大一向对公司不闻不问，而我却一直在帮父亲打理公司的事务，是他的得力助手。父亲曾不止一次说过，以后他会把公司交给我，让我继承他的事业，又怎么会立下那么一份违背他意愿的遗嘱呢？其次，我给天虹律师事务所打过电话，询问他们邓彬律师是否曾把那一份遗嘱存档，如有，就请他们把遗嘱的副本拿来对照一下。他们回答说，那天邓彬律师为我父亲改立遗嘱后就没有返回事务所，是在回事务所的路上遇害身亡的，因此，事务所并没有那份遗嘱的副本，这就更增加了我的怀疑。”周建民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说，邓律师的死增加了你的怀疑，或者说邓律师的死极有可能与那份遗嘱有关？”何钊进一步询问说。
“不，不！我并没有那后一层意思。”周建民连忙分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