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第3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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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言,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致益发不可收拾。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急万分,更非平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大大地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可是中国人,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而自觉自强。
第7章 穷则求变
朝鲜的悲剧成全了袁世凯,甲午战后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诟责都集中在李鸿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凯身上;大家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是成功的。实际上也是事实,袁在朝鲜12年,替朝鲜练新兵,安定朝鲜的乱局,重振清廷的声威,他的表现处处都显得他出人头地、高瞻远瞩。73岁高龄的李鸿章也很看得起这个后辈,并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却受人攻击而对袁不好,相反地更赏识袁,处处提携袁,想培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
这就替袁世凯开辟了北洋之路的一条大道。当时的北洋大臣实际是清廷中央的实力人物,李鸿章是那个时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凯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对袁来说,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彩多姿,而且也得心应手。
当袁未拜命赴小站练兵时,他留在天津,有时也去北京,他利用这个短暂的闲暇,编写了一本兵书,当然不是他自己执笔。中国的文人以“知兵”才能达到出将入相的地步,自诸葛亮以至曾国藩、李鸿章,莫不是书生而统御雄兵。袁世凯既然能为朝鲜练新兵,当然也可以撰兵书,他的这部兵书,现在已绝了版。由于他的“兵书”编成,于是他便俨然以“文武双全”而见重于那个时代了。
甲午战后,举国已在求“变”,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不过这些洋务派都因遭受到守旧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他是旧势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势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旧派中他被赏识,不被排斥,而对于新兴的势力来说,他们看袁仍不失为一个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欢他。在那个新旧蜕变的时代中,袁是骑墙派,正因为他的骑墙,使他成了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宠儿。
在黯淡的甲午战败后的清廷,最当务之急的,莫如重新整军经武了。因此,就在《马关和约》签署后的六个月,清廷的五个最重要的大臣醇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等会商练建新军工作,而袁世凯也受命负责起草计划和规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这位曾在朝鲜督练新军的中年人,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小站练兵。
马关之耻,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变,一般社会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变的高潮。如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主张对外不鄙视,不恐惧;对内选拔人才,注重舆论,废除八股,加强地方政治。另有香港《循环日报》主笔鼓吹变法,赞美日本的制度,主张中国亟须改变取士、练兵、学校、律例四种旧制。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曾和孙中山先生谈过改革中华的抱负。何启著《中国亟宜改革政法论》、《新政始基》、《新政变过》、《新政安行》等书。这位何启在英国留学十多年,后居香港创办雅丽氏(Alice)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曾就读西医书院,起义时并曾得何启助力。胡礼垣和何启合作撰写上述各书,总称《新政真铨》。陈虬著《治平过议》、《报国录》。他们都主张成立国会,行君主立宪制。
此外,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如上海广学会的英人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游北京,先后晤见李鸿章、孙家鼐、翁同龢、张荫桓、恭亲王、刚毅等劝说变法,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个号召,并盼清廷设西学科,用西人为顾问。他的建议未能为清廷接受。
所有这些在野的求变呼声,并未能使清廷接受。而触角能碰到清廷当政者的,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联络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马关议和,主张迁都再战、变法自强、西法练兵等。虽然他们的要求未被上达,但他们所掀起的狂澜则震动了那个时代。
康有为原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是广东南海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58年3月19日)出世,家世是书香世宦,少有大志,致力于经世之学,想做中国儒家的圣人。他虽不懂洋文,但接受力极强,六岁从番禺蔺凤仪读四书及《孝经》,遂有志于圣贤之学。他好读不倦,先在深山读书,后游大江南北,研究当时传教士所译的西洋法政史地等书。他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曾写了两本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来支持他的变法思想,以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反对。他说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古文经,是用来支持王莽代汉的,这本书只能算作是王莽时代的新学,假托古书不过是想打倒当时的汉学而已;至于孔子所说的三代德政,也是假托古代来改变当时的法制。所以康有为的结论,是自古以来便有变法之事,孔子也是一个改革家。
康有为除了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来支持他变法而外,他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来实现他的理想。他了解当时清廷的守旧人物都包围在西太后的周围,要想突破这个守旧围墙以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便用全力向清德宗光绪皇帝下功夫。当时慈禧已经撤帘不亲政事,光绪又是一个忧愤国事的青年皇帝,康有为先后八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的刮目相看。
清末的新兴力量,共有三大支:一个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北洋正统力量自居,是彻底的反动和投机分子;一个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是进步的机会主义;还有一个则是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由孙中山先生领导。
孙中山先生于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家世业农,13岁以前完全受中国旧式教育。14岁随母赴檀香山念教会中学,三年毕业,再入奥荷学院。1885年回国,1887年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以成绩各科全部100分毕业,时年27岁。他在求学时,以及毕业后行医时,均致力于民族革命运动。由于他的背景既不同于纯粹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不似康有为、梁启超等的间接接受西洋文化的皮毛,所以他所倡导的革命运动、革命主张,是既能吸收西方政制文化的优点,又能发扬中国优秀传统的精华。
孙中山先生决心从事革命运动是自中国对法战败之年(1885年)开始的。那时孙中山先生还在念书,可是已经奔走革命了,这时大家都以为他是怪物、疯子、强盗。附和他的同志只有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当时人们称之为“四大寇”。其实他们在这一期间只是借课余鼓吹革命,无所忌讳,可算做革命言论时代。
甲午战后,清廷的腐败暴露无遗,这时孙中山先生才决定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赴檀香山和美洲创立兴中会。表面上只是一个民间讲求富强的学术团体,暗中则布置革命行动,设乾亨行于香港,设农学会于广州,拟以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不幸因为由香港运枪械至广州,被海关搜出手枪600余支,事机败露,同志陆皓东殉难,株连而死的有丘四和朱贵全,被捕的有70多人。这是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九日(1895年10月26日),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次。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潜返香港,但在香港已不能居留,香港英政府以“从事政治活动”把孙中山先生驱逐出境,为期五年。孙中山先生乃偕陈少白、郑士良同渡日本,小住横滨,并赴檀香山、美洲、欧洲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这时华侨风气闭塞,对革命的大道理也不十分了解,因此孙中山先生所过之处不太受华侨欢迎。当孙中山先生由美洲前往英国时,竟在伦敦被清使馆诱捕,扣居使馆,幸得英籍老师康德黎仗义营救,才告脱险。由于这次事件震惊国际间,遂使孙中山先生声名大噪,而在国际间和华侨们都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革命领袖。
在这期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国内影响并不大,因为这时候正是康有为、梁启超在奔走维新运动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胆量能接受维新运动已很难得,敢谈革命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这就是当时穷则变的内在形势,至于外来压力呢?
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关键,甲午战前,中国虽因鸦片战争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和英国订有《江宁条约》,但经过了16年,咸丰八年(1858年)才和英、法两国分别订立了《天津条约》,又经过了27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与法国订立了《越南条约》,条约中赔款的数字也不太大,所负外债总共不过684万余镑。自从甲午战后,情势日非,俄、德、法三国以压迫日本退还辽东与中国之故,纷纷向清廷要求报偿:帝俄强租旅顺、大连,又以华俄道胜银行、东清铁路等关系,囊括了满洲大部分权利,蒙古也被视为己物;德国强占胶州湾,要求99年的租借权,同时攘夺山东全省的路矿权利;法国也要求广州湾99年的租借权,同时要求云南和广东、广西不得割让给其他强国。英国在远东的侵略手法非常灵活,一方面租借威海卫以对抗帝俄,并且分减德国在山东的力量;一方面又租借九龙以抵制法国,同时更进一步要求清廷不可把长江沿岸各省租借和割让给别的国家。至于日本,除了根据《马关条约》割让台、澎外,由于列强在中国都划分了势力范围,因此便要求把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国没有在中国领土上打主意,只从经济上着眼,其对华政策,就是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吁请列强同意,也因为这个政策才使当时的中国幸免于被瓜分。可是中国虽未亡国和被瓜分,但因战败而负担的军费赔偿,简直骇人听闻,当时官吏贪污已使人民困顿万分,对外战争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严重担负。
由于甲午之战引出了戊戌维新;维新的反动则是庚子拳变。甲午战后16年清朝即趋于灭亡,可见甲午之役影响历史的巨大!
第8章 小站练兵
清朝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有过三种军制:最早的是“旗兵”和“绿营”,到了曾国藩组织乡团后,所谓湘军、淮军,官式名称叫作“勇营”。
旗兵是清王朝的原始军制。最初只有四旗,以旗的颜色别类,分黄旗、白旗、红旗、蓝旗;以后增加了四旗,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乃把原来的黄、白、红、蓝称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编为左翼,镶黄等四旗编为右翼,这就是清入关前的原始兵力,总称“两翼八旗”。后来由于蒙古的归附,又编了“蒙古八旗”,原有的则称“满洲八旗”。入关后因明军投降和整编,复有“汉军八旗”。这24旗总兵数共28万人。
清统一中国后,把旗兵中最基本的部队编为“禁旗”,禁旗都是在长白山下打天下的子弟兵,他们负责北京警卫和国防责任,等于是中央军。其余汉、蒙、满等24旗约20万人,则分别驻防于各省及重要城镇,以为镇伏汉族的武力,称为“驻防八旗”。
旗兵驻防的防区开始时非常严谨,那是为了对汉人加以镇压,所以八旗官兵都是携带家眷,分驻中国本部各省,防区共18处,有的设驻防将军,有的设副都统,有的设城守尉。国防要地和关外则有防区25处,设都统和副都统,如密云副都统、热河都统之类。
旗营的官兵是世袭制度,生而食粮,数传之后,腐败已极,竟有列名行伍而不识弓弩为何物。光绪中叶,外侮日亟,满族有远见的王公大臣,乃有整顿旗营之议,派遣八旗子弟出洋留学,如荫昌、良弼等都是。同时积极整理各省驻防旗兵,挑选精壮编成“八旗练营”;有“洋枪兵队”、“洋枪马队”、“备练马队”、“洋枪步队”等编制,聘任教官为新式的训练。可是八旗子弟娇养已惯,满洲人当年勇武矫健的风气已经完全丧失,所以整顿自整顿,旗营的腐化已至不可救药的程度。
比“旗营”稍后组成的清军,是“绿营”,绿营和旗营同称为“经制兵”,就是国家的军队。
绿营的制度完全仿照明代,官兵全部是汉族,因为所用的旗子颜色是绿的,所以称为绿营。最原始的编制全为明朝的降军以及收编的队伍,经过整编后也很像样。清廷因为这支军队熟悉内地的地理人情,用之镇压汉人非常有效,一般市井之徒,遂得借绿营以达到骑在人民身上的目的,因为只要考中武科,就可为绿营官长,虽不识之徒也无所谓。
绿营归兵部所辖,全国兵营可分为“在京”和“在外”两种。“在京绿营”由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统辖;下分左右两翼,各设总兵;总兵之下则为城防营,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另有一部分在京绿营,分属于漕运总督,专任护漕之责,其职务等于护路警察。至于“在外绿营”则直属各省,由总督或巡抚节制调遣,所以各省督抚的官衔有“节制军务兼理粮饷”一项,就是指绿营。绿营统兵的军官有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百总、外委等。军队编制以营为单位,设管带一人,每营500人。全国的绿营总数共约50万人。绿营到了清末,饷给过薄,乃多虚额,检阅时则以雇佣市井无赖充数,武官由捐纳出身,军队缺额在半数以上,腐化已极,以致太平天国军兴,势若破竹,绿营乃遭淘汰。
旗营、绿营既成废物,曾国藩招募土著编练“勇营”,就是后来名重一时、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和淮军。由于这场战争的表现,勇营竟取得国军的地位,加以旗营形同虚设,绿营仅存形式,所以勇营就成为清廷镇内御外的唯一武力。勇营的部勒方法,为明代戚继光的遗规,以弓矢刀矛为武器主力,鸟枪火铳为辅助。淮军李鸿章延英人戈登编练洋枪队,是为中国采用新式军械的开始。
勇营军纪很坏,掳掠奸杀,视为惯常,曾国荃所统之兵尤甚,攻入南京时竟至全城为墟,一个小兵都身怀巨万;而清廷当时爵赏太滥,所以太平天国战事结束后,勇营之腐败,至于不堪言状。而湘、淮两军将领也都恃功而骄,数次对外战争,一败涂地,尤其是甲午战争,淮军卫汝贵全军覆没,旧军之劣点,完全暴露,于是清廷才下决心汰除旧军编练新军。
由于旗营、绿营都已腐蚀已极,而勇营也只是昙花一现,甲午战前,清廷有识之士已警觉到清军的不堪一战,所以李鸿章在直督任内乃锐意模仿西法练兵,办了一个天津武备学堂,由戈登代为购置新式枪械,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由满人荫昌为总办。可惜军事教育和军队组织并不能配合,因此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被分派到淮军的各军去担任教习,教练新操,而军队指挥权则仍旧在旧统帅手中,一切战略战术依然陈旧,因此甲午之战,淮军一败涂地,淮军中最有名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全军覆灭。这时清廷上下恍然大悟,仅只是西法练兵还不够,整军经武必需彻底的大改革。于是两江总督张之洞首先练自强军于吴淞,聘用德国教官,一切规模体制全部仿效德军。另一方面在北洋指派胡燏棻练定武军十营,假小站旧日周盛昆、周盛渤所统领盛军的营地为练兵场。盛军原在小站屯田,所以有完整的营房和已开垦的稻田,由于盛军覆没于中日甲午之役,因此小站也随之荒废,定武军即以此为营房。
编练新式陆军的同时,清廷在各省组织了巡防营。巡防营是挑选旧绿营和勇营的精壮,另招募民丁,编组而成,其性质系以保卫地方,如警察保安队,其编制分为马队和步队,马队全营设官、弁、兵、夫共189名,马135匹,每营分为“中”、“左”、“右”三哨。步队全营设官、弁、夫共301名,每营亦分为“中”、“左”、“右”三哨。巡防营在各省均有,且因地方之需要,划分为若干路,以“中”、“前”、“左”、“右”、“后”或“东”、“西”、“南”、“北”区别之,每路各设统领一员。步、马各营则设管带和哨官等统率之,还有训练新式枪操的,则设教习一职。
巡防营的章制当然是不符合战术原则,不过倒是一支经过了新式训练,并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可是由于分子的来源良莠不齐,而带兵官又多为旧武官或是候补道(当时的候补道,有办法的则遇缺即补,所以人们称为万能候补道),对于新式军事知识一无所知,因此巡防营乃变成有名无实,和勇营的昙花一现差不了多少。
巡防营一直存在到辛亥时候,各省纷纷独立,乃把巡防营改为师旅或警备队、保安队。唯一例外的是新疆,直到民国21年(1932年)仍有巡防营存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醇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会商奏请改革军制,逐步训练新军以代替完全不能“保清卫国”的绿营,于是便在北京附近训练新军。这时直隶总督是王文韶。清廷最初是派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到小站练兵,这支军队命名“定武军”,聘请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几个月后,胡燏棻迁调为芦汉铁路督办,于是清朝政府改派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头衔,留在小站接统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定武军原有4000余人,袁接统后便扩充为7000人,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
保荐袁世凯督练新军,也是由醇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联名专折,全文如下:
窃查欧洲各国专以兵事为重,逐年整治,精益求精,水师固有所长,陆军亦称骁勇。中国自粤捻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臣等于去岁冬月,军事方殷之际,曾请速练洋队,蒙派胡燏棻会同洋员汉纳根,在津招募开办,嗣以该洋员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另由胡燏棻练定武军十营,参用西法,步伐、号令均极整齐,虽未尽西国之长,实足为前路之导。今胡燏棻奉命督造津芦铁路,而定武一军接统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其所拟改练洋队办法,及聘请洋员合同,暨新建陆军管制均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成,现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并加募步队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每月约支正饷银七万数千两。至应用洋教习洋员最是紧要,应由臣等咨会出使德国大臣与德国外部选商聘订。果能著有成效,当拟逐渐扩充。
袁世凯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从此开始了他灿烂的一生,这就是小站练兵。
当时积极促请清廷重整陆军的,以胡燏棻和袁世凯最力。胡曾将英使所交来的《应时练兵说帖》求宁波王修植编修代拟条陈。王文辞敏捷,对新政研究有素,遂写成两稿,第一稿是以英使说帖为蓝本,第二稿是加以文字的渲染。胡以第二稿送至京师督办军务五大臣庆亲王和荣禄处,胡因得练定武军十营;袁世凯闻听胡练兵的经纬,乃日日趋访王修植,并和王修植、张锡銮、孙宝琦、潘克俊四人结成盟兄弟。当时北京侯家巷的名妓为沈四宝、花媚卿、花宝琴、林枝笙、赛金花等。袁逐日在大宝班宴会,借以肆应王修植,求王代拟一个练兵条陈,王乃把曾代胡拟的第一稿,即英使练兵说帖交袁。袁的为人在重要关头极细腻,得王交来之稿,早晚朗诵,谨记要点,然后缮正,求荣禄代奏。荣向袁逐条详询,袁亦逐条对答如流。荣大为激赏,乃携袁谒见醇亲王和庆亲王,袁亦对答如流,较胡燏棻能抓住要点,加以胡是绍兴人,官话不如袁流利,因此袁遂得瓜代胡在小站练兵。
小站距离天津70里,原名新农镇,是天津到大沽火车站中间的一个小站,本来很荒凉,只因铁路修筑后,新农镇成为一个小站,是铁路必经之地,所以渐趋热闹,小站这个新地名也逐渐代替了新农镇这个旧地名。
这个地方早先曾由李鸿章所辖的一部分淮军驻扎。淮军们曾仿古屯田法,凿川引水以种禾稻,屯军前后历时20年,淮军散后,小站的军营便变成了废垒。
这一年袁世凯只有37岁,清廷建练新军的工作,给他制造了一条呼风唤雨、腾云驾雾,培植自己势力,取清朝江山而代之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