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第14章 (第1/2页)
丁中江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第32章 清帝退位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篇诏书据说是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笔是袁的左右所增加。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
清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至宣统退位,共计297年;自顺治入主中国,至宣统退位,则为268年。宣统退位是在民国元年2月12日,就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与退位诏书宣布的同一日,袁世凯发表了“真电”表示赞成共和,其原电如下: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袁世凯认为他逼迫清朝让国、清帝退位工作已告完成,他已履行了他的诺言,于是他要等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推袁为第一任大总统。他怕南方食言,所以在退位诏书内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句话。这句话非常荒谬,好像民国的大总统不是由国民选出来而是由清帝命令的。
清室退位后的优待条款共为两个清单,其原文如下:
第一清单: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民国得设法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第二清单:(共分两项)
甲、关于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今因清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清帝逊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第一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清帝逊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
第三款:清帝逊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
第四款:清亲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平等;(三)清皇族私产一律保护;(四)清皇族免兵役之义务。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对于中华民国优待逊清的上述条款,后人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批评,有人认为这个条件是不应该订定的,因为有了这些条款就使清朝的“小朝廷”成为“中国国内的小王国”,结果引起了民国6年(1917年)7月1日的张勋复辟政变,以及民国21年(1932年)3月9日日本建立满洲国的丑剧。不过照当时革命情势来看,妥协空气甚浓,只希望清室让国,和平息兵,对于一些宽大的优遇,只是表现革命者的恢宏气度,则亦不可厚非。
袁世凯把取得革命军同意了的优待清室条件,透过庆亲王奕劻向隆裕太后提出,最后隆裕毅然决然同意退位让国。在这段期间,有三段笔记记述清廷内外的珍闻:一篇是小恭亲王溥伟的《让国御前会议日记》,第二篇是逊清交通部承政厅长兼铁路总局长叶恭绰(号遐庵)所撰的辛亥宣布共和前的几段逸闻,第三篇是宣统废帝溥仪的回忆录。
《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节录)
溥伟2
宣统辛亥革命军起于武昌,旬月之间,各省风靡。触目时艰,顿忘嫌祸。乃往谒醇邸,告以此次之变,总宜镇定,切不可张皇畏惧,尤不可认彼为革命之军,恐友邦认其作第三国交战例,则不易收拾。数日后,忽起用袁世凯督师。复谒醇邸,叩其因,醇邸以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余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醇王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余曰:“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醇王问为谁。余曰:“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伟不在政界,何敢谋此。”醇王曰:“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余曰:“叔代皇上行大政,中外诸臣廉能正直者,皆朝廷桢干,又何忧孤立乎!瞿子玖、岑春煊,袁所畏也。升吉甫,忠梗可恃,诚使瞿入内阁,岑督北洋,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湖,庶杜袁四之狡谋。”醇王曰:“容明日与他们商量。”余知不可谏,太息而已。未几张绍曾叛于永平,以十九条要朝廷,醇王辄允之。诏下,余谓后齐兄曰:“大事去矣!”至宣誓前三日,宗人府以文来约陪祀。余大愤曰:“此古今未有之大耻也,伟实无颜诣太庙;若有处分,听之而已。”还其文。至日大风,黄雾四塞。后廷议以唐绍仪等充使议和,京师始有君主立宪等会以抵制之。呜呼!以程德全、汤寿潜、伍廷芳等,世受国恩,身膺重寄,乃甘心背叛朝廷,不加诛讨,反与之议和;且各疆臣中或死或逃或叛,凡出缺者,概不简补,宁非千古大变欤?迨袁氏入京,汉阳停战,江宁失陷,醇邸罢政,而国事益不可为矣。十月中,余往探袁氏,时居外务部,晤时,礼貌之恭,应酬之切,为自来所未有。余询以有何办法?袁曰:“世凯受国厚恩,一定主持君主立宪。惟南方兵力强盛,人心尽去,我处兵弱饷缺,军械不足奈何?”复长叹低言曰:“向使王爷秉政,决不致坏到如此。”嗟乎,余知袁氏之必叛也。归而禀请堂上,以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乃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卖。致函袁世凯,告以毁家报国之意。后君主立宪会来书,谓宗亲中有人而主张共和者,请示办法。余答书略曰:“君臣大义,炳若日星,余向无政柄,近复假居家,实不知宗潢有主张共和者。诚如此,是千古之大变也。余知有君而已。区区愚忱,敢誓天下,如食此言,即请尔爱国诸臣民,缚本爵以谢九庙。”彼所指者,盖庆邸及伦贝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会议,余力疾至内阁,醇、庆诸王及蒙古王均到。袁世凯以疾辞,遣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最可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谈,不提及国事。余不能耐,遽诘梁、赵曰:“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要议何事,请总理大臣宣言之。”赵秉钧曰:“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余曰:“朝廷以慰亭(袁世凯字)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罢战议和,此何理耶?”梁士诒曰:“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余曰:“从前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几二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亭耶?”梁、赵语塞。胡惟德曰:“此次之战,列邦皆不愿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外国人责难。”余曰:“中国自有主权对内平乱,外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亦万无强胁人君俯从乱党之理。公既如此说,请指出是何国人,伟愿当面问之。”庆邸曰:“议事不可争执,况事体重大,我辈亦不敢决,应请旨办理。”言讫,即立起,群臣和之,遂罢。呜呼!群臣中无一人再开言为余助者,是可痛矣。次日,醇王以电话告,以初一日开御前会议,嘱余入内。十二月初一日卯正至上书房,泽公叔语伟曰:“昨晤冯华甫,彼谓革命党甚不足惧,但求发饷三月,能奏功。少时你先奏知,我再详奏。”少顷,醇王叔至,密谓伟曰:“今日之事,庆邸本不愿意你来,有人问时,只说你自己要来。”伟敬诺。辰刻入养心殿,皇太后西向坐,帝未御座。被召者有醇王、伟、睿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太后问曰:“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利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二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醇王对曰:“是。”臣伟对曰:“既是奕劻这样说,现在载沣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劻欺罔。”那彦图奏曰:“既是太后知道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臣奏曰:“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问载泽有这事否?”载泽对曰:“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仗。”谕:“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臣伟碰头奏曰:“库帑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臣伟奏曰:“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况大权既去,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又泥首奏曰:“即使优待条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忝列宗支,实不忍见此等事!”谕:“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善耆奏曰:“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臣伟奏曰:“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顾载涛曰:“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对曰:“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太后默然。良久曰:“你们先下去罢。”善耆奏曰:“少时国务大臣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太后叹曰:“我怕见他们。”乃顾臣伟曰:“少刻他们又是主和,我应说什么?”对曰:“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若设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断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可行。”太后曰:“我知道了。”又叩首奏曰:“革命党徒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南方为党人占据,民不聊生,北方因为两宫照临,所以地方安静,此正明效大验。太后爱惜百姓,如杀贼安民,百姓自然享福;若是议和罢战,共和告成,不但亡国,此后中国之百姓便永不能平安。中国虽弱,究属中华大国,为各国观瞻所系。若中国政体改变,臣恐影响所及,从此兵连祸结,全球时有大战,非数十年所能定。是太后爱百姓,倒是害了百姓。”太后颔之。载泽奏曰:“今日臣等所奏之言,请太后还后宫,千万不可对御前太监说,因为事关重大,请太后格外谨慎。”谕:“那是自然,我当初侍奉太皇太后,是何等谨慎,你不信,可以问载涛。”善耆奏曰:“载泽所言甚是,太后从先圣孝,今日与彼时不同。”太后不语,遂皆退。按是日被召凡十四人,惟四人有言,余皆缄口,良可慨也。越二日,醇王叔谓伟曰:“你前奏对,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知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伟曰:“太后深居九重,不悉时局,然既不准溥伟说话,则以后之会议,是否与闻?”醇王面现极忧色,良久曰:“你别着急。”余曰:“太后既有此旨,万无再违旨说话之理,然而目睹危险,天颜咫尺之地,何忍缄默?”醇王曰:“我处嫌疑之地,也不能说话。”余曰:“五叔与溥伟不同,既是五叔为难,只好以后会议时,溥伟不来可也。”醇王曰:“这两日来不知是怎样运动,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奈何奈何!”越三日,遂有段祺瑞等通敌请退政之电,人心大震。翌日,闻有御前会议,不使余知,无如之何。是日美国人李佳白来邸,讽余主张共和。以大义责之,惭而退。越日,袁世凯派赵秉钧、胡惟德、谭学衡来邸,告以总理大臣之苦心,民军之劲勇,我军摇动,种种危乱。余曰:“时事至此,余亦无法。但既忝列宗支,万无首倡废君退政之理,虽无政权,此时实难缄口。公等身为大臣,劝皇上降敌国尚不可,今乃劝皇上降乱民乎?”赵等愕然辞去。十二日午后,君主立宪会中有隆厚田者,惶遽来告曰:“顷得密信,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将诸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俟共和告成再说,又有派遣军队,护卫各府,名曰保护,实监其出入之谋。袁不从。赵秉钧曰:醇王庸懦,固不足虑。恭王颇有才气,请先除之。袁大笑曰:他不过读几本书,何况庆、醇、洵、涛诸人,都不喜他。他未必肯与醇王出死力,且无兵权,何必忙作这无味事等语。此吾辈探得之确信也,殿下宜速筹良策。”语毕匆匆去。伟即时禀明堂上,奉慈谕:既是这样话,不必管他真假,惟有避之为妙,汝先行,余亦二三日内赴西山矣。
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
叶遐庵
辛亥年底清廷之宣布共和,其枢纽在袁项城,为众所周知之事实。袁氏后虽为国人所弃,但当时兵不血刃转移大局,其中亦煞费经画。溯由八月十九日(阴历)至十二月二十五,中阅四个月,其中遗闻逸事甚多,顾见诸记载者殊少,只尚秉和之《辛壬春秋》,叙述颇详,但系正史性质;兹篇所述,则不贤识小,类乎札记,聊供谈助而已。
武昌变起,瑞澂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
当袁氏入京以前,众情惶惑,主张纷歧,政府已不复能加以统御。民政部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众以赵秉钧手创北京警察,须其来以弭此祸,密言于徐世昌及庆王,召秉钧于彰德,令任民政大臣,并先日由徐备火车星夜专开北上。秉钧至,即日遣散旗警,人心始安。
宣布共和,实隆裕所独断。自项城入京后,隆裕即主以大权授之,一切由项城逐日入宫,面取进止。自项城遇险,遂不入朝,由赵秉钧、梁士诒二人代之。唐绍仪电陈情事,亦均由二人面奏。厥后磋议优待条件,字斟句酌,隆裕意旨甚多。犹记关于禁卫军事,唐电云:民军主张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赵、梁据以请旨,并述并非解散该军。隆裕云:既云归民国陆军部编制,则如何编制,将来系陆军部之自由,岂能担保不解散。赵、梁无以答,退朝后甚为焦灼。余云:明晨上奏,不妨主张加“额数俸饷仍其旧”八字,表示为一种保证;且可令士官兵卒,一律安心,谅民军亦无不允。二人次晨试以上奏,果承俞允,遂据以复民军,此条遂告成立。时禁卫军共四旅,均驻西郊,颇有不稳之谣;且此条不成立,其他无从议及,故隆裕之决断,颇关重要也。又宗室亲贵反对宣布共和者甚多,隆裕均严拒之,或婉止之。十二月廿三、廿四日单独请起(即请见也)者有多人,隆裕或见而告谕之,或竟不见。廿五日晨犹有数人拟面阻上谕之发布,隆裕告内阁全体云:“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遂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逮各人入阻,已无及矣。足见隆裕之有决断,实非寻常,宜乎逝世时全国哀悼之盛也。
武昌变起,盛宣怀去职,杨士琦继之,命余以承政厅厅长兼任铁路总局长(即各路督办),余辞焉。李侍郎经芳笑曰,近日各地纷纷言光复,你亦可以光复。盖指盛曾撤余铁路总局之职也。杨未几同唐南下议和,旋且辞职。梁士诒继,以昕夕参与机务,从未到署,副大臣李经迈不就,阮忠枢亦不到部,丞参星散,余以承政厅长遂总理全部之事。夕则至内阁官舍(即马大人胡同外务部建备招待德太子者,后遂为外部衙门)助理一切。惟时项城北洋旧幕多不在旁,余以素无渊源之人,承乏其间,且从不识政界之若干把戏,惟欲弼成革命之局,故劳怨均所不辞。时民军中多宿好,始以余留滞北京,颇怪余不肯帮忙,嗣知在北多所运用,乃止余勿南,且以保全交通事业之责相属焉。
十二月初,南北意见已相接近,乃在京满蒙王公忽生异议,故优待条件内复加入关于王公封爵各条;但仍未熨帖。复经多人疏解,始克就范。时外蒙王公驻京颇视土尔扈特王帕勒塔之意见为从违,余乃介梅颉云向其说合焉。
北京其时有报纸数家,但无一与革命表同情者,余欲逐渐转移大众心理,乃于十月中办一《光华报》,初不表示意向,至十一月乃渐露头角,众皆侧目。然视南方各报,实温和多矣。其时宗社党有谋炸报馆杀馆员者,幸未实现。民元初,报即停版。
新春兵变之夕,余在马大人胡同内阁官舍,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噼啪,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沓,项城神色颇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项城色定,言“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扰攘许多,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项城因命余速往晤汪,并为筹购物品,余因步往京汉铁路局,取得四千元,费许多事,觅得人力车,坐至东交民巷东口(因北口已严守不能入),为守口外兵所拒。幸身有官衔片,出示之,始放行,但仍拒车入。余身只有一十元钞票,即以与之。复步至六国饭店晤汪及同人,则状甚狼狈,余因出资付。待至将十二时,始陆续知各人下落,遂召开会议,决电南京,主项城改在北京就职焉。
逊位之诏,张金坡(锡銮)早令人拟一稿,同人嫌其冗长,交与余修正。余以为时尚早,密藏衣袋中(时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故多在衣袋。有一次夜间收到解款数十万汇单,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
逊位之将定也,深虑者恐届时有元后掷玺之事,因议不如先仿英内阁设掌玺大臣之制,以徐东海为太保,令司盖玺之职。徐之为太保实以此。其后逊位之诏,亦相沿由徐手盖御玺焉。
张先培等之炸袁也,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其间恰未中袁之座位,亦异事也。余方经东长安街以往马大人胡同,亲见炸毙之人马。掷弹者旋即被捕。良弼被炸之夕,晚七时许,袁召之往,令往劝肃王不可坚持反对。良应命往肃府,归家遂被害。余时在马大人胡同,亲见良由客厅出门,次晨阅报始知其事。
清廷觉袁有异志,乃封侯以慰之,袁不受,其辞表乃吴廷燮所拟。
溥仪的回忆录(摘录)
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军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很多新朋友,加上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退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的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以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引退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相。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象,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不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钧、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