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第17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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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电悉。唐总理奔走国事,积劳成疾,匆促赴津调治,连日三派员慰问,劝其回京,信使往来,不绝于道。来电谓有逼退总理之恶耗,殊堪骇诧。参议院为各省代表机关,聚集都下,众目昭彰,讵能听人逼退,即鄙人亦何能坐视,此必幸灾乐祸之徒,造作谣言,挑拨恶感,败坏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国不亡于前清时代,而亡于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陈总长素明大局,乃竟误听浮言,殊出意外。鄙人受国民付托之重,一日未经卸责,一日不能为壁上观,苟更举有人,得轻负荷,为个人计,乐莫大焉!副总统与各都督俱以爱国为前提,决不为浮言所惑,幸各加剖析,以释群疑,是所厚望。
陈电:
临时政府甫告成立,忽传有逼退总理之恶耗,丁兹时艰,奚堪演此恶剧。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理可也,何若是?不然,宁毋躁。鄙见止此,窃愿与各界君子亟起图之。……前电呈词,迫切简直,欲挽唐公之行,免其挫折,其与尊谓信使往还数四挽留之意正同一辙,不知起人惊疑者何在?美纵不文,审诸词意,并无不通。讵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南北人士观念有所不同欤?……
还有广东都督胡汉民和袁的往来电:
胡电:
统一党电,对于唐总理,诬以监守自盗,避责潜逃;对于同盟会宋、蔡诸公,诬以结党把持,意图构乱。信口雌黄,任情丑诋,放纵卑劣,莫此为甚。夫唐总理是否监守自盗之人,宋、蔡诸公有无构乱之事,应在大总统洞鉴之中,果有其事,请大总统布告天下,明正其罪;果无其事,请大总统严究廿五日之电所由来,还治以虚诬之罪,以为挟私败公者戒。汉民对于唐、宋、蔡诸公绝非有所阿私,第以民国初立,群言淆乱,正贤者难进易退之秋,若复任此辈舞词播弄,贤才将更裹足,大局益复何赖?且唐总理由总统善任,诬总理无异亦诬总统。此可忍,孰不可忍。务请彻底惩治,以彰公道。政党之分立,固不能不有政见之争,仍必以国利民福为归宿,若怀挟私见,捏造事实,是法律之罪人,岂复有政党之价值,当亦大总统所深恶痛绝也。
袁复电:
近来会党名目,记不胜记,电文攻讦,百怪千奇,甚至以列名露面为荣,一予推求,便增价值,即鄙人亦常受各报界之丑诋。只以民气方兴,不欲压制,然村妇骂詈,自诩其能,此等放纵之恶风,势同传染,长此不戢,民德何存?应彻究由来,以为挟私败公者戒。已交内务部查明严禁矣。
关于唐绍仪的去职,同盟会曾有下面两个重要电报,可以参考:
(一)北京中国同盟会本部6月23日致各支分部电:
唐总理于(六月)十五日微行至津,此间人士不识真相,谣诼繁兴,人心颇为摇动。实则唐自就职后,因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郁郁不得志,屡欲求去。其最近原因则因为王芝祥都督一事。王被举时,唐在南方力荐于总统,请加任命,总统允其请,招王来京。王至而总统又以他故派王赴宁整理军队。唐以王既被公举,又系南产,任为直督可借以融洽南北感情,消除统一之障碍。且在南方与本党要约在先,更难失信,坚拒不肯副署。适王君(六月)十四日出京,唐见事不可挽回遂浩然有去志。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点为晚近政客所难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观之,尤有莫大之关系。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力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于国务员之手。总统之地位至巩固至尊严,除非常之事件外,对于参议院不负责任,惟国务员则常立于被指斥弹劾之地位。《约法》既予以重大之责任,则其所以监督之者不可不严也。副署之权若可放弃,则国务院不过总统之器械,责任内阁之大义湮矣。唐以主张《约法》上之特权之故,不惜以国务员之地位为保障之代价。吾人闻之当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则委曲求全,继见事不可为,内断于衷,决然舍去,断绝葛藤,态度之严正果决,方之东西大政治家实无愧色。或以其身为总理,不告而行,似嫌手续有关,不知唐之行在星期六,已将一切事务部署就绪,次日为星期,例得休息。总理虽为国民公仆非比囚徒,不能夺其行动之自由。星期一为国务例会,恐不能到会有碍政务,即电公府呈请病假,于手续并无不合。反对党吹毛求疵,百计中伤,倘吾党不察从而和之,适堕奸计,不得不详为报告。
(二)同盟会本部7月1日为揭出唐总理野游原因致驻沪机关部电:
唐总理自上礼拜六出京后,礼拜一由津来电,请假五日,不知者辄以为过,且谣诼纷兴,迄未能已。考此次实因唐总理以种种之障碍,莫能实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又不欲悻悻然以去就决绝,故不得已循各国大臣野游通例。于十五、十六出游天津,借请假以为平和之退去,所处得体,无可訾者。今将种种原因揭出,以释当世之疑。唐总理自身任媾和以来,首以南北统一不分畛城为目的,次以整理现今之财政为最要策,故其结果南军着着退让,而孙总统之解职,参议院之北移,黄留守之撤兵销职,盖无一不出于开诚布公,而所约以柏文蔚督山东,王芝祥督直隶者,亦为调和之苦衷。袁总统皆临时异议,谓南军曾北伐,不可与相近,乃别思位置,欲强唐总理副署,唐数言之终不之听,竟将失《约法》上之副权,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此其原因一。财政总长熊希龄罔识外交,喜弄骗计,骄谩不才,稽核条件八款,几陷民国危亡之地,独断独行,目无总理,致唐之政策非特不得实行,而反受连带之累,此其原因二。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无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而奸狡者且肆其倾轧排挤,此种弊端实非民国幸福,责任内阁遂致徒托空言,此其原因三。外间不察,助以反对者之巧诋,致令是非颠倒,黑白不详,且有捏造外人书函以诬蔑唐者,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如此行为非污唐氏一人,直辱及民国全体,吾党爱中华民国,只求不愧对国民,至于无价值者可不必多与较量也。
第37章 内阁性质争议
唐绍仪是民国首届内阁总理,这时北京的民国政府,一半是承继前清的旧政府;另一半是自南京移来的临时政府,所以一切零乱无章。其各机关情况大致是:
外交部新人较少,仅加了四个人。陆军部参谋处容纳新军人最多,湖北一省就来了300多人。财政部仅设筹备处,一律用的旧人,要待南方人来后才分司。内务部一直闭锁,不过内务部自前清末年一直掌握在赵秉钧手中,而内务部实际所管,只有内外城巡警,巡警有巡警厅,人员均照常,所以一切无变化。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最有规模,成立才一个多月,就合并法律、政治、财政三校为法政学堂,调换大学校(前清的北京大学堂)校长,以严复为校长兼文科学长,王世澂为法科学长,洪铸为工科学长。司法部总长王宠惠曾出通告,谓南北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其派出的接收人员,南四北五,同时订立规章,荐任由总长自行征辟,委任一律考试,但报考者仅九人,因旧日观念,司法系冷衙门也。最热闹的是交通部,因施肇基一到任便裁了500多人,而只留40人,被裁的人吵闹得很厉害。施肇基本是办洋务的,洋文甚佳,曾随前清醇亲王到过德国,后入外务部任丞参,专管中俄交涉。唐绍仪组阁时本内定施为财政次长,后因唐兼交通,乃举施自代。施发表外务部同事曾述棨为秘书长,对曾极为信任。一切公事俱送秘书长批,次长反而无所事事。施到任第一日,即革去门房及茶房多人,随即把大堂油漆一新。出席参议院宣布政纲时,先命路、电、邮、航四司各拟说帖,携带前往报告,其报告中述及参议员发电报须由议长盖印,言至此便向议长行一礼,议场为之哗然。农林部因系新设,故无短长。工商部是采新旧并用。海军部总长刘冠雄本是海军旧人,资格很高,与袁世凯极有交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邀刘,刘说我是赞成革命的,不过将来若北伐,则将和袁项城兵戎相见,我于私谊,势所不忍,于是聘刘为海军顾问。南京之海军部有72贤和83万人马,后者是指掌权的83位烟台海军毕业生。刘任总长后一方面大量淘汰北京旧人,一方面将南京部员未毕业者,勒令继续学业,南京人员大哗,以海军协会名义函刘,骂他用人不当,若不改辙,将以手枪炸弹对付。刘甚窘,乃改为留职人员一律考试,其中有海军大学出身的,资格较刘更老,认为考试定去留迹近侮辱,这样闹来闹去,使海军部亦无法办公。
唐绍仪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时,曾发过一批委任状,同时还面允安置的也很多,待唐北返后,一切事与愿违,自己也是风前烛瓦上霜,于是闭门谢客,连面都不敢见南来客了。可怜许多北上攀龙的人们,只落得敝车羸马,萧条万状。
在唐内阁时,国务院的主要人物有五位,即:总理唐绍仪,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国务会议是每逢二、五、八召开,会议中多数是商量借款事,其次则是讨论各部章程。因政府还在草创期间,各部总长亦无官邸,蔡元培、宋教仁、刘冠雄、王正廷都是住在国务院内,好些秘书亦住院中,因此开会甚为方便。赵秉钧不大参加开会,前面已说过,他认为他这个部是直接听命于总统的,不过他不出席国务会议,向袁世凯说的理由是:国务会议中,关系内务部的事甚少,而目前维持秩序事大,所以不赴会。
这时,国务院中已设有记者招待所,规定中外记者于每天下午2时至4时可以前往采访,由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负责接待。魏有外交才,长于应付,能避重就轻,雄辩滔滔。
袁、唐的亲密关系,前面已有交代,他们自朝鲜共事订交起,20余年互相呼应,如手使臂,但自唐任北方代表赴南方谈和起,两人便常传出不和的消息,甚至可从往来电报上获得证明。迨唐返北京后,两人所表现的,又是鱼水之欢,极为融洽。袁世凯首次至参议院发表的咨文,大家认为是一篇“教书”,这文稿据说是梁士诒的大作,其中甚多由唐改窜。袁的原稿最后一段是:“本总统与唐总理廿年深交,生死一意,望诸君竭力辅助。”这显示袁强调和唐的亲密关系,不过这文件至发表时则已经唐改为:“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唐认为后者大方,不言私交而强调公谊。由此可见两人还是很合拍。而后来的龃龉,正是作者前章所报道的,是北洋系人在袁面前挑拨所致。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很接近,有事都和他们商量,这一来当然更激起北洋系的怒气了。唐内阁中,实际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财政总长熊希龄,他主持财政,国家一无收入,和六国银团借款,先和唐绍仪有了意见,后则和同乡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唐辞职后,熊的组阁呼声最高,因为他不是袁系,但也不是同盟会。唐阁另一重要人物赵秉钧是袁的死党,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为人外圆内工心计,有一套笼络人的方法,故深得部下拥戴。自清朝开办警务,他就参与,故形成一支力量,地盘最固。他控制步军和巡警,与冯国璋控制禁卫军同为袁两大支柱。他公开表示不和唐合作,唐对之莫可如何。
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接近是事实,不过这亦有其背景。唐自主持和议起,即愿见中国共和统一实现,其私心深愿孙中山能和袁世凯彻底合作,他自信既和袁有多年共事之雅,又和孙同乡,自任国务总理后,深愿形成责任内阁以化除袁和各方面的冲突。可是这方面完全不为袁系的人所谅解,且认为唐加入了同盟会,有出卖袁系的嫌疑,因此内阁中袁系的赵秉钧、段祺瑞等都歧视唐。熊希龄亦非同盟会,且为袁所垂青,自亦不理唐,唐乃不得不和蔡、宋相接近。到了借款问题发生后,唐、熊益成水火,袁更利用参议院中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联合攻击唐,所以不待直督问题,袁、唐已非分手不可了。
唐组阁时,原是以混合各党派的内阁相号召,结果闹得如此纷歧,于是大家认为混合多党派的内阁不是好办法,应该组织政党内阁,如英国式。
6月21日,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三党党员乃举行联合会,以交换唐去后对新阁组织的意见。同盟会坚持要求组织一个政党内阁,共和党则主张超党派的超然内阁,统一共和党赞成超然内阁却反对共和党所提“国务总理必举总统信任者”。这个联合会意见完全不能一致。
同盟会乃推派代表晋谒袁世凯,申述对新阁意见,建议组织政党内阁,绝不参加混合内阁,袁答复说:
日前(唐)总理出京后,余派梁秘书长、段总长、梁孟亭君前后赴津挽留速来。日前唐递请假呈,现在假期尚未满,如唐仍肯回任,自无问题发生,如必要辞职则总理改派自不容缓。诸君所说超然内阁及政党内阁余均不能赞成。余意现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第一人才缺乏,如今专取共和党、同盟会或超然无党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面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余之意见非连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余则纯从人才上着眼,如宋遁初(教仁)天姿才调逸越侪辈;蔡鹤卿(元培)学问道德一时敬服;王亮畴(宠惠)法学专家当世寡俦;刘子英(冠雄)于海军学有专门,才具亦可佩服。余荐举此数人为国务员并非以其为某党之关系,乃以为当世人才而荐举之也。我国现今党派虽多,而于一党之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相当者一时恐难求全。故余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才,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余必引为辅助。
诸君深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始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才辈出,彼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今余意实不能赞同诸君之说,余主意在得人才,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吾国今日国势危急,举国共知,而政党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讳,余提此主意亦属不得已之故。
余尝与二三国务员谈及,余前此退居林下,何等安闲;此次出山冒兹艰险,担兹重任,实为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尽之义务。余宗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亦不能强人所难。至此次总理及二三国务员或有辞职之意,余以为全非党派关系,不过因个人意见未能十分浃洽,故如唐决计辞职,则第二次内阁,余以为可一切仍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
此外余尚有一言:今人多谓民国成立矣,南北统一矣。自余观之,半年以来外则各国尚未承认,内则各省秩序尚未恢复,再论眼前,一切制度毫无头绪,如此之民国,但能谓有其名耳,何得谓之完全成立?譬之建屋,地址虽定,而图式未成,栋梁未树,以云落成,相去尚远。不宁惟是,数月以来,我国改造共和,一举一动,系人观听,如内部自行纷乱,人将谓我何?故余以为此次内阁在形式上断不能为全部之更动也。
总之,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更迭消长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如是则中华民国庶有完全之日乎?
此外尚有为诸君告者:须知组织内阁大非易事,《约法》上定明大总统任免国务员,须得参议员同意,然一经参议院不同意,则名誉丧失,人亦苦轻于尝试。前次余约梁如浩为交通总长,南京参议院不同意。梁之为人舆论如何,余姑不问,自余观之,则外交极为熟悉,办事亦至周密。其后余虽以个人名义请其到京辅助,而梁均不肯,后经余数次电催,始于日前到京,然对余宣言,万不能再任国务。当世贤才,然标怵于危局无惜,或又均以梁氏为戒,不任国务;或并北京亦视为畏途。故予深愿参议院诸君能知此中为难情形,断不可使人人短气也。
《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然以予观之,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区别。譬之商店,国民如东家,大总统如领东,国务员如掌柜,商业之计划布置,银钱货物之经理出入,固掌柜责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驯至商业失败,濒于破产,则领东不能不负责,东家亦不能为领东宽。现在国务员当行政之冲要,一国政务罔不赖其筹划,政务得失自属国务员之责成。然苟国务员失职,驯至国随以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究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
袁的谈话显示他反对政党内阁,同时这时他已决定由陆徵祥为国务总理了。
6月28日,同盟会举行职员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蔡元培提议:同盟会各国务员应全行退职,以示本会主张纯粹政党内阁之意见。刘揆一首表反对,以为本会在北京已属势力薄弱,若国务员退出则将来内阁消息亦难闻问,前途殊多滞碍。宋教仁则很坚决,他说:“此次国务院改组,本人向主张纯粹政党内阁;至他党组织,本会各员退出,本人早已发表,刻即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决辞职;即本会同志必不赞成,则余即出党亦可,决不使自己主张之宗旨致相矛盾也。”经热烈讨论后,赞同宋的提议,决定同意陆徵祥出任国务总理,惟同盟会会员加入内阁者即开除党籍。宋的这个态度,被人误会,以为他除了当国务总理外,连同盟会的同志参加内阁都反对。
第38章 陆徵祥超然内阁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于民国元年6月15日离京出亡,27日辞职获准,袁世凯于6月29日发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出组新阁。袁想强调这个新阁是一个“超然内阁”,既不属于袁系,也不是同盟会或君主立宪派。陆徵祥字子兴或者为子欣,1871年(同治十年)6月12日生,江苏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攻读英、法、德、俄文,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民国成立前,已升任驻俄公使。他在国内政治上是个超然的、无色彩的外交家,又对国内政情不十分熟悉,因此是一个最好利用的人物。
陆徵祥的内阁,有四个部的总长获得连任,就是外交陆徵祥兼,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由于这四名阁员连任,所以不提交参议院征求同意。另外六个新阁员名单是: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孙毓筠、农林总长王人文、交通总长胡惟德、工商总长沈秉堃。决定这份名单以前,袁预定邀请同盟会会员的名单中,除了孙毓筠和沈秉堃外,还曾属意于胡瑛,曾派熊希龄及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分别去和孙、沈、胡接触。袁认为这三个人和周自齐都曾任过都督,于内政皆有经验,如能入阁,对于军民分治和内政统一均有帮助。至于内定交通总长胡惟德,是陆徵祥所主张,由于陆徵祥回国未久,对于本国政界情形多不熟习,所以要找一个和他关系较深的朋友来配合,胡和陆共事多年,服务外交,洞悉条约,交通部所掌事业多和交涉条约有关,故要胡惟德主交通。
胡瑛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所派的山东都督,他循海路赴烟台,由杜潜率闽军三千乘海筹等五舰护送抵烟,成立都督府,委张学济为秘书长,连绍先为鲁军司令。但山东方面已有袁派的张广建自称山东都督,所以大家只好称胡瑛为烟台都督。他电邀在天津办报的胡鄂公来烟台,想请这位本家做鲁军总司令。胡鄂公问他:“你有多少枪?多少兵?”胡都督答:“尚待调查。”又问:“张广建有多大力量?”胡瑛亦摇头说:“不大清楚。”胡鄂公说:“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这战争如何打?”不久,胡瑛、张广建两败俱伤,袁乃派周自齐以度支部首领调任山东都督,另任胡瑛为陕甘经略使,其后再改为新疆、青海屯垦使。当胡、张互争都督时,在武昌的黎元洪,为了调停山东争督事,曾发出通电:“胡都督贤劳国事,奔走拘囚,自武汉起义,赞助外交,东南半壁倚为长城,元洪饮水思源,尤所深感,乃因蕲求统一,竟请取消重任,归隐故园,视富贵若浮云,爱共和若性命,此等人格,直当铸金事之。……至张都督内清伏莽,外固边防,而人地似不相宜,再四思维,惟有恳袁大总统将胡都督准予离职,张都督调离东任。”云云。
陆是于元年6月29日受任国务总理,7月18日经参议院以74票通过其出任总理。即日以总理身份赴参议院报告施政方针。由于陆颇有国际声誉,所以议员们认为必有高见,怎知陆演讲说:
徵祥今日第一次到贵院与诸君子相见,亦第一次与诸君子直接办事,徵祥非常欣幸。徵祥二十年来,一向在外,此次回来,又是一番新气象。当在外洋之时,虽则有二十年,然企望本国之心,一日不忘。公使三年一任之制,尚未规定,所以二十年中,回国难逢机会。然每遇中国人之在外洋者,或是贵客,或是商家,或是学生,或是劳力之苦民,无不与之周旋。因为徵祥极喜欢本国人。此次回来,本国朋友非常之少,尚望诸君子以徵祥在外洋时周旋本国人来对待徵祥,则徵祥非常荣幸。二十年间,第一次回国仅三个月,在京不过两星期。第二次返国,还是在前年,在本国有十一月左右。回来之时,与各界之人往来颇少,而各界人目徵祥为一奇怪之人物。徵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徵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此次以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颇早,此回实可谓徵祥再生之日。以上所说之话,不在公事之内。
议员们听了陆这篇演说为之大哗。第二天参议院投票表决陆所提的阁员同意案时,遂主张以不信任总理而悉数予以否决。不过也有主张让陆一试,其理由为:(一)陆在参议院的演说,系说明提出阁员的理由,并非发表政见;(二)当前局势有政府总比无政府好,陆组阁还未成,未经考验,无从分别其好坏;(三)陆叙其生平不赌博不做生日,正见其人不矫饰不欺人;(四)袁事后对人表示,即使不擅长演说,亦不见得不足以担任总理。俾斯麦一到议会便面红耳赤,然俾斯麦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五)陆徵祥在参议院获得74张同意票,今若因一席谈话便推翻其总理,则当日之74张同意票岂非盲举。
尽管袁和部分参议员有上述主张,可是参议院仍然予陆以极大的难堪,在不给陆总理面子的原则下,一口气把陆所提的六位阁员名单全部否决。陆徵祥还未过了国务总理的瘾便先尝到当总理的苦头,吓得只好称病住进医院,其实也是无脸见人。他住进医院后,抵死也不肯出来。
自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新阁员名单后,同盟会的议员们认为袁世凯的“超然内阁”路线走不通,于是大家又唱出“政党责任内阁”。拥宋派主张由宋教仁组阁,亦有主张由黎元洪组阁,其下由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联合参加。这个酝酿并且见诸行动,是在什刹海的集贤堂公开讨论,由唐内阁秘书长魏宸组提出,宋教仁极力赞成。还有一派主张由蔡锷组阁,因蔡是统一共和党人,而其主张又和共和党接近。同盟会对蔡亦引为同志,蔡锷出来组阁,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都会全力支持,共和党亦无从反对。
当组阁问题正在酝酿时,国际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俄同盟条约》签订,过去日俄对立,在侵略中国行动上互相监视,于中国是有利的,这是李鸿章外交上的大原则。日俄同盟,联成一气,可以同心协力瓜分中国,于中国是大不利。另一事是英国宣布在西藏有绝对自由行动的权利。由于这两个外交事件的刺激,使陆徵祥组阁化险为夷,因陆长于外交,正符现实需要。
同时参议院中部分议员亦认为应该委曲求全,其他如孙毓筠则认为总统可以解散参议院,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北京各报亦赞成孙的提议。
对议会的反感可由章炳麟、张绍曾、孙毓筠、王赓等致武昌一则电报表露无遗,电云:
武昌黎副总统鉴:借款不决,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借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财政部制议二月而不成,陆总长名单以众妒而反对,裁兵之案延宕逾时,省制之文磋磨累月,以致政务停顿,人才淹滞,名曰议员,实为奸府。时不待人,他族入主,当是时,议员各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负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迩来南北智士,佥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附,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为议员者亦当重国家,暂舍高权,总己以听,此盖众心所同而未敢冒死以争者也。某等辁材绵力,人微言轻,以公首倡大义,勋业格天,一言之重,逾于九鼎,为此冒死直陈,不避斧钺,敢请昌言建议,并与各都督协商,速振纪纲以救灭亡,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另有武昌军界首领前鄂军第四镇统制邓玉麟、军务部长阎鸿飞、军政府军咨官方兴等,联名致函参议员,全函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