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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安决心把那张大牌打出来了。
“精神领域，我必须提到这一点了，是不是在佩内洛普的生活中极端缺乏呢？我猜想她并不是成长在信仰坚定的家庭里吧。”
“宗教并非不许谈论的话题。我们是可以自由讨论的。”
“不过也许是用你谈到它时的那种方式吧。你们知识分子的方式？你当然是懂我的意思的。你是那么聪明。”她还大度地加上一句。
“随你怎么说吧。”
朱丽叶明白，自己对这次谈话，还有对自己的控制力，正在一点点地失去，很可能会完全丧失。
“这不是我说的，朱丽叶。是佩内洛普这么说的。佩内洛普是一个可爱的好女孩，不过她是在极端饥渴的状态中来到我们这儿的。她所饥渴的正是在自己家中得不到的东西。你又是那样，过的是忙碌与成功的辉煌日子。可是朱丽叶，我必须告诉你，你的女儿一直觉得孤独。她体会到了不幸福。”
“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在这段时间或是那段时间里？既孤独又不幸福？”
“这个问题不该由我来回答。哦，朱丽叶。你是一位看得很透的女士。我常在电视上见到你，我总是想，她怎么能一方面把事情的本质看得这么透，同时又能对人这么和蔼而彬彬有礼呢？我从未想到我会坐着面对面地跟你谈话。不仅如此，还处在可以给予你帮助的地位上——”
“我想这一点你恐怕是弄错了。”
“你觉得受到伤害了。你觉得受到伤害，这是很自然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啊，是的。也许她会跟你联系的。不管怎么说。”
佩内洛普的确和朱丽叶联系过，那是在两个星期之后。朱丽叶收到了一张生日卡，是在她自己——佩内洛普自己——生日的那天，六月十九日。她的二十一岁生日。那是你猜不出对方的趣味时你寄送的那种卡片。不是一张粗俗的逗乐式的卡片，也不是一张真正富于机智或是感伤味很浓的卡片。正面印着一小束三色堇，上面系着一根紫色的细丝带，尾巴上拼出了生日快乐这几个字。内页里重复了这几个字，只不过在四个字上端用金色加上了“祝你”与“非常”这几个字。
没有签名。朱丽叶最初以为这是什么人寄给佩内洛普的，忘了签名了，是她拆错信了。是某个在自己的档案上存有佩内洛普名字与生日的人。没准是她的牙医，或是驾驶学校的老师。可是在她检查了信封上的字之后，她知道没有错——写的确实是她自己的名字，是佩内洛普亲笔写的。
从邮戳上也找不出什么线索。那上面盖的全是加拿大邮政这几个字。朱丽叶有点印象应该是能分辨出信是从哪个省发出的，不过这就得去问邮局，拿着这封信上邮局人家很可能要你说明为何要这样做，你又有什么权利知道这些信息。而且肯定是会有人认出她来的。
她去找她的老朋友克里斯塔，她住在鲸鱼湾时克里斯塔也在那里，当时佩内洛普还未出生呢。克里斯塔目前住在基兹西兰诺的一所疗养院里。她多处患有血管硬化症。她的房间在底层，有一个独用的小阳台，朱丽叶就在那里和她一起坐下，俯瞰着一小片阳光照晒着的草坪——沿着篱笆，紫藤开得正盛，把好几个垃圾桶都遮盖住了。
朱丽叶把丹曼岛之行的整个过程都跟克里斯塔说了。她没有告诉过别的人，也希望无须再跟其他人提这件事。她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都在寻思佩内洛普没准会在公寓里等她。或者至少会收到一封信。可是等来的却是——那张不友好的卡片——她撕开信封时双手都在颤抖呢。
“那还是能说明些问题的，”克里斯塔说，“它让你知道她没事儿。别的消息会接着来的。一定会的。你要有耐心。”
朱丽叶狠毒地谈了谈“大吨位教母”③ 的事儿。她先是挖苦地称她为“教皇若安”，但是不太满意，最后才决定这么叫她。玩弄的是多么卑鄙的手段呀，她说。在甜腻腻、不入流的宗教幌子的背后，隐藏的又是何等样的邪恶与污秽呀。佩内洛普竟会真的被她迷惑住了，这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克里斯塔提出，会不会是佩内洛普想在这种题目上采写点什么，所以才去的。是一种新闻调查之类的工作。那叫实地采访吧。那种从个人角度出发——啰里啰唆、突出个人色彩的新闻报道，眼下不是挺时髦的吗？
调查六个月？朱丽叶说。佩内洛普要不了十分钟就能把“大吨位教母”看得透透的了。
“是有点怪怪的。”克里斯塔也承认。
“除了透露给你的那点儿之外，你并不知道更多吧，是不是？”朱丽叶说，“连问了那一点点都让我觉得恶心呢。这不就跟在海上漂流一样吗。我觉得自己傻傻的。那个女的就是想让我显得呆头呆脑，这是明摆着的。就跟某出戏里一个角色脱口说到某件事情，大家全都扭过头去避开话头一样，因为这事别人全都心里透亮，唯独她一个人不清楚——”
“现如今再没有人演出这种戏啰，”克里斯塔说，“现在演的是，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全都是两眼一抹黑。不——就跟佩内洛普现在不跟你说心里话一样，她也早就不信任我了。她干吗信任？她知道我迟早会告诉你的。”
朱丽叶静默了一会儿，接着她愠怒地嘟哝道：“有些事情你可没有告诉我。”
“哦，老天在上，”克里斯塔说，不过没带什么怨气，“别再提那件事了。”
“不提了，”朱丽叶同意，“总而言之，我现在情绪坏透了。”
“再忍一忍吧。当父母的总得经受这样的折磨。总的来说，她给你的苦头还不算多呢。要不了一年，这些事都会成为古代历史的。”
朱丽叶并没有告诉她，最后自己竟未能维持着尊严从“精神平衡中心”走出去。当时她别转身子，哀求而狂怒地哭出声来。
“她当时跟你说了什么啦？”
大吨位教母站在那里瞅着她，像是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似的。这肥婆把头摇了摇，一种油腻腻、怜悯的笑容使她闭紧的嘴唇拉扯得更直也更长了。
第二年，朱丽叶偶尔会接到电话，是从过去跟佩内洛普熟识的人那里打来的。对他们的询问她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佩内洛普决定休学一年。她外出旅行了。她的游程事先完全未加确定，朱丽叶无法与她联系，也提供不了她的地址。
但是她却没有从佩内洛普任何一个最要好的朋友那里接到过电话。这很可能意味着这些知心老友是清楚佩内洛普在哪里的。要不就是她们全都到外国去了，或者在外省找到工作了，进入了新的生活轨道，眼下太忙或是风险太大，顾不上关心老朋友了。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所谓老朋友，指的就是有半年你们未曾相见的那些人。）
朱丽叶现在回到家中，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自己的电话录音机是不是在闪亮——而在过去，这正是她最烦的一件事，指不定又有什么人要抓她差，让她去干什么公众事务了。她还试验了多种多样愚蠢的小把戏，例如几步走到电话机旁呀，以什么姿势捡起电话筒呀，怎样呼吸吐气呀。千千万万让打来电话的就是她呀。
可是怎么样的小动作都不起作用。再过一阵，整个世界都像是变空了，佩内洛普认识的人全都消失了，让她甩掉的男孩和把她甩掉的男孩，跟她嘁嘁喳喳扯闲篇说不定还和她推心置腹的女孩，一个个全都不见了。她以前上的是一家私立女子寄宿学校托伦斯学院，而不是什么公立高中，这就意味着跟她交往时间长久一些的朋友，甚至大学时期仍然跟她有联系的朋友，大多不是本地人。有的来自阿拉斯加或是乔治王子城甚至是秘鲁。
圣诞节没有消息。可是在六月，倒又来了一张贺卡，形式与那第一张几乎一模一样，里面连一个字都没写。朱丽叶在拆信之前还先喝了一杯酒，可是打开后立刻就把它往边上一扔。她爆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的啜泣，还时不时会全身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但是她很快就摆脱了这些，转而怒火中烧，在屋子里一圈圈地走着，还把一只手捏成拳头朝另外一只的掌心打去。这怒火是冲着大吨位教母发的，可是这女人的形象逐渐变淡，最后朱丽叶只得承认，其实这个女人也只是出于方便而找出来的一个替罪羊。
佩内洛普所有的照片都给堆塞到她卧室里去了，连同一摞摞她们离开鲸鱼湾前她用铅笔和蜡笔所作的画、她的书，以及她用暑期在麦当劳打工挣的第一笔钱给朱丽叶买的礼物——那是只欧式的一次仅能泡一杯的咖啡壶，上面还带着个橡胶吸盘呢。另外还有一些为这套公寓购置的古里古怪的小礼品，例如一枚贴在冰箱上的塑料扇子、一台用发条启动的小拖拉机、一面挂在洗澡间窗前用玻璃珠子串成的帘子。这个房间的门总是关着的，这样，时间一长，经过这扇门时心中就可以不再受到骚扰了。
朱丽叶常常想要不要从这套公寓搬走，这样做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个新的环境。可是她对克里斯塔说她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佩内洛普知道的地址，邮件转递只负责三个月，在那以后她的女儿就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她了。
“她总归是可以到你上班的地方去找你的。”克里斯塔说。
“谁知道我会在那里干多久呢？”朱丽叶说，“她也许是参加了一个什么公社，那里是不允许跟外界联系的。也许是追随着一位什么大法师，他睡遍了全体女信徒，还派她们上街去托钵化缘。如果我当初让她上主日学校，教会她怎样念祷告，这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我真是应该那样做的。那等于是打了防疫针呀。我忽略了她的性灵。大吨位教母就是这样说的。”
佩内洛普还不到十三岁的时候，就随同托伦斯学校的一个同学还有那同学一家，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库特内山去野营旅行了。朱丽叶是很赞成她去的。佩内洛普进托伦斯学校才不过一年（母亲在那儿教过书所以她进去在收费上是受到优惠的），朱丽叶很高兴她已经交上了这么铁的朋友，而且这么快就能为朋友家庭接受。她能够去野营，这一点也让朱丽叶觉得高兴——这是像样些的人家的孩子才能去的，朱丽叶自己小时候就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倒不是她自己对这类事情特别感兴趣——她那时就已经迷上了看书——而是她喜欢见到佩内洛普有迹象成为一个比自己更加正常的女孩。
埃里克对整件事情却有点忧心忡忡。他认为佩内洛普还太年轻。他不喜欢她跟随一伙他了解得这么少的人外出度假。她上的是寄宿学校，他们见面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又何必把共聚的时间再进一步削减呢？
朱丽叶却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她就是有意在暑期头两个星期里不让佩内洛普待在身边的，因为她与埃里克之间气氛不大正常。她想把事情作个了断，但现在却乱成一团。她不想看在孩子的分上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