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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还在琢磨马喆话里的意思，郑和忽然开口道：“马先生，你这话有问题，若是一个人耕种的越多，岂不是土地兼并的越快。
若是天下土地都兼并到少数人手里，那些失了土地的百姓又该如何活？总不能让这些失地的百姓活活饿死吧！”
“这就是新的生产力带来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若是耕种的生产力提高，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原本用于耕种的劳动力出现了剩余。
这些剩余的劳动力就需要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容纳，那么什么地方能够容纳这么多剩余下来的劳动力呢？”
提出这个问题后，马喆不再说话，而是等待几人将他的这些话慢慢消化掉。
几人沉思良久，还是几次出入兴化城的郑和先开口道：“马先生，兴化城将土地集中起来，减少了耕种的人手，剩余的人手都被安排进了城内的工坊中做工。
这些进城的百姓放弃了土地，成为专业做工的工人，若是整个大明都能提高种植效率，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出现，这些剩余劳动力将会选择进城做工。
这就需要朝廷有足够的做工岗位安置这些剩余劳动力，朝廷这个时候不得不鼓励有钱人开办工坊，保证百姓有工可做，能够养家糊口。
如此一来，朝廷征税的对象就变成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和开办工坊的工坊主。本着谁交税，谁的地位高，未来士农工商的排位可能要做出改变。”
朱棣皱眉道：“先土地过于集中，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就有了与朝廷讨价还价的权力，若是遇到灾年，这些大地主不愿出售粮食，没有土地的百姓就算手里有钱也买不到粮。
到时候粮商囤积居奇，大户人家捂着粮食不卖，粮价飞涨，老百姓又如何承受的起。
这个时候朝廷要想安定社会就得向这些大地主妥协，如此两晋隋唐的门阀世家又会出现，而门阀为了自己的家族利益，甚至会挑战朝廷的权威。
这对天下一统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若是谁把天下搞成这样，谁就是华夏的千古罪人。”
姚广孝这时开口道：“这只是郑和的想法，根本不是马师的想法。”
对于姚广孝的维护，马喆不置可否地清了清嗓子说道：“郑公公说的大部分没错，生产力展的结果必然是土地兼并加快，从而会导致大量的自耕农、佃农破产，这些破产的百姓为了活命，只能涌向城市求活。
客观上为国家展工业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展工业就要有通畅的商路，只有贸易畅通，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够快卖出去，工坊才有足够的本钱扩大生产，雇佣更多的工人。
理论上这个时候，国家的基本形态已经生改变，社会的最基层单位不再是自耕农和佃农，而是变成了农业工人与产业工人。
而地主也从普通的靠吃地租的普通地主升级为农场主，农场主与地主的最大区别是地主不在乎佃户种什么，怎么种，只要收获的时候按照约定的比例拿到属于地主的那一份收入就行。
地主把种植的风险全部转嫁给了佃农，即使出现灾年，也会变成地主对自耕农的一场收割盛宴。
而农场主不但要操心种什么，还要担心会不会出现自然灾害，收获能不能顺利出售，获得足够的利润。农业工人则不用操心这些，只要按照农场主的要求完成工作，至于有没有收成都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只是干一天活拿一天钱。
佃农与地主是人身依附关系，一旦地主不给佃农佃租土地，佃农立刻就会陷入危机之中，而农业工人与农场主、产业工人与工坊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双方是雇佣关系，农场主能够解除对农业工人的雇佣，工人也可以换一个农场工作。
同理，产业工人与工坊主也是如此，新的生产关系我称之为——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生产关系，双方之间的矛盾就是劳资矛盾。
既然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管理新的生产关系，就要抓住新的矛盾点，通过新的税赋、律法来调节劳资之间的矛盾。
站在农场主与工坊主的角度上，他们最希望用最少的成本，做出最大的收获，通过压低劳工的工钱、延长劳工的劳作时间，最大可能地榨取劳工最大的剩余价值。
站在劳工的角度上，他们最希望干最少的活，拿到丰厚的收入，甚至还能有假期享受生活。对于一个国家的管理者，不能放任资方肆意压榨劳工，也不能任由劳工胡乱提不合理的要求。
因此国家在这个时候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市场稳定，确保市场良性循环，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粮食、布匹一定要有储备制度，确保在非常时期保障市场不被投机者破坏。
在制定相关律法的时候，就要针对当地物价、生活成本，制定最低工钱标准，同时也要制定最长工作时间。
制定最低工钱标准是为了保证资方在遇到劳工提出不合理要求时，只要资方付出了律法规定的报酬，官府就不会支持劳工的无理诉求。
制定最长工作时间是为了保护劳工，不被恶意压榨，保证劳工不会被无限制的延长工作时间。
官府要做的就是在劳资之间充当调停人，确保劳资双方能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共存。
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再按照原本的田赋、丁口税加徭役的模式征税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土地都已经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
若是朝廷一味征收丁口税，只会导致社会出现大量的隐户，百姓没有土地自然征收不到田税，而隐户又无法征徭役。
新的税赋要以土地征税，而不是以人征税。以地征税的最大问题在于特权，免税制度是一个非常违反人性的制度。
人性本贪，想用道德来约束人类的贪欲，简直是痴心妄想。权贵有了免税的特权，必然会大肆兼并土地，反正不用交税，兼并的土地越多获得好处就越多，还不用承担什么风险。
因此在制定新的土地税赋的时候，必然要杜绝这种特权，将田赋、徭役的成本平摊到每一亩土地上，制定出新的税率。
只要拥有土地之人完税之后，国家再无任何权力无偿征用百姓，而国家工程需要的劳工则需要国家花钱雇佣。雇佣劳工的花费由新的税赋中徭役转化的那部分税收进行专款专用。”
地主把种植的风险全部转嫁给了佃农，即使出现灾年，也会变成地主对自耕农的一场收割盛宴。
而农场主不但要操心种什么，还要担心会不会出现自然灾害，收获能不能顺利出售，获得足够的利润。农业工人则不用操心这些，只要按照农场主的要求完成工作，至于有没有收成都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只是干一天活拿一天钱。
佃农与地主是人身依附关系，一旦地主不给佃农佃租土地，佃农立刻就会陷入危机之中，而农业工人与农场主、产业工人与工坊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双方是雇佣关系，农场主能够解除对农业工人的雇佣，工人也可以换一个农场工作。
同理，产业工人与工坊主也是如此，新的生产关系我称之为——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生产关系，双方之间的矛盾就是劳资矛盾。
既然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管理新的生产关系，就要抓住新的矛盾点，通过新的税赋、律法来调节劳资之间的矛盾。
站在农场主与工坊主的角度上，他们最希望用最少的成本，做出最大的收获，通过压低劳工的工钱、延长劳工的劳作时间，最大可能地榨取劳工最大的剩余价值。
站在劳工的角度上，他们最希望干最少的活，拿到丰厚的收入，甚至还能有假期享受生活。对于一个国家的管理者，不能放任资方肆意压榨劳工，也不能任由劳工胡乱提不合理的要求。
因此国家在这个时候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市场稳定，确保市场良性循环，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粮食、布匹一定要有储备制度，确保在非常时期保障市场不被投机者破坏。
在制定相关律法的时候，就要针对当地物价、生活成本，制定最低工钱标准，同时也要制定最长工作时间。
制定最低工钱标准是为了保证资方在遇到劳工提出不合理要求时，只要资方付出了律法规定的报酬，官府就不会支持劳工的无理诉求。
制定最长工作时间是为了保护劳工，不被恶意压榨，保证劳工不会被无限制的延长工作时间。
官府要做的就是在劳资之间充当调停人，确保劳资双方能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共存。
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再按照原本的田赋、丁口税加徭役的模式征税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土地都已经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