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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很难在搭乘飞机的过程中享受到乐趣了。破旧不堪的波音737和图154发生的事故、心事重重的瑞士导航员、瞄得极准的乌克兰导弹、形形色色的阿拉伯恐怖分子——这一切都无法让乘客在舒适的座椅上平静地度过飞行时光。即使免税商店里的白兰地比较便宜，空姐的关怀无微不至，餐食和红酒味美可口，也难以令人放轻松。
幸好我不是普通人。格谢尔和斯维特兰娜查过将来走势，我自己也能洞察未来几个小时的情形。舒舒服服地飞到伦敦，顺利地在希思罗机场降落，赶上最近一班飞往爱丁堡的航班……
因此，我尽可以在公务舱的沙发上舒舒服服地坐着（我估计，并非头儿突然变慷慨了，只不过买不到其他票而已），喝点上好的智利红酒，深表同情地看看过道那边一位打扮得挺年轻的女士。她显得非常害怕。时不时地在胸前划十字，嘴里还默念着祷文。
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通过黄昏界靠向她，轻轻地摩挲了一阵她的头部——没用手，而是用意识。我来回轻抚她染过色的头发，对于人类而言，这种温柔是母亲所特有的。它可以在转瞬之间消除任何不安。
那位女士放松下来，不一会儿便沉沉地陷入了梦乡。
我身旁的中年男子则要从容得多，而且已经很有几分醉意了。他煞有介事地打开两小瓶空姐送来的杜松子酒，严格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把它们和托尼克混在一起喝了下去，然后开始打盹儿。他看上去是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穿着牛仔裤和棉制套头衫，留着短须作家？音乐家？导演？各色人等都会被伦敦所吸引——从商人、政客到波西米亚式的名士派和富有的纸醉金迷者……
我也可以放松一些，透过舷窗看看波兰上空辽阔的夜色，好好思忖一番。
扎武隆出现之前一切都显得很简单。一位名叫维佳的小伙子落到饥饿难耐或者呆头呆脑（抑或两者兼具）的吸血鬼手里丧了命。满足了口腹之欲以后，吸血鬼才明白自己干了件什么“好事”，于是就躲了起来。爱丁堡守夜人巡查队依照经受过时间考验的老办法行事，排查市里的和外来的吸血鬼，确认他们有无不在现场的证明，圈定重点对象，最终肯定能抓到凶手。格谢尔觉得有些愧对维克托的父亲——后者虽然拒绝成为光明力量的他者，但为守夜人巡查队帮过忙，所以他决定做件好事，加快破案的速度。顺便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积累些经验。
符合逻辑吧？
绝对符合。没有一点说不通的地方。
接着扎武隆就出场了。
我们那位高尚的列昂尼德·普罗霍罗夫是没被激发的光明力量他者，可他同时也代表了另一方的力量。原来他还是一位没被激发的黑暗力量他者！他帮过守日人巡查队的忙，所以扎武隆也愿意在惩罚凶手的事情上助其一臂之力。
有这种事吗？
看来还真有。看来他想两方同时玩儿。对于我们他者而言，不可能同时服从于光明力量和黑暗力量，对于普通人而言就要容易一些。大部分人正是这样做的。
这样一来……维克托被杀可能就不是一个偶然。也许是扎武隆得知普罗霍罗夫也帮我们，所以决定杀死他的儿子来报复。当然，是借刀杀人。
或者恰恰相反。可悲的是，格谢尔也有可能下令除掉维克托。不是以报复的名义，不，当然不是。大魔法师总能找到在道义上说得过去的方式为自己的想法开脱。
打住！那么格谢尔为什么要派我去爱丁堡呢？如果他有罪，那他应当明白，我是不会替他掩盖的！
如果扎武隆有罪，那他更没必要帮我。尽管扎武隆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可我非常乐意跟他算账。
看来跟大魔法师们无关……
我呷了一小口红酒，把杯子放到一旁。
不关大魔法师的事，但他们互相怀疑，而且双方都指望我。格谢尔明白，我不会放过冒犯扎武隆的机会。扎武隆知道，我甚至可能会反对格谢尔。
这可真棒。没有比这更棒的了。光明力量的大魔法师和黑暗力量的大魔法师——他们都不是光明与黑暗的世界级较量中最羸弱的大魔法师——全都站在我这边。我能从他们那儿得到帮助。福马·莱蒙特也会帮我，这个苏格兰人的名字让俄国人听起来很舒服。看来，吸血鬼真的是无处可逃。
这的确令人高兴。因为有太多的时候恶势力都没有受到惩罚。
我站起身，小心翼翼地从身边那位乘客的前面挤到过道上，看了一眼显示屏。飞机头部的卫生间有人。当然，最简单的便是稍候片刻，可我想活络活络双腿，于是便撩起隔开公务舱和经济舱的帘子朝机尾走去。
正如那个大伙儿都熟知的颇具讽刺意味的笑话所言，经济舱的乘客和一等舱的乘客同时到达目的地，只不过便宜得多。姑且不说咱们航班上的一等舱，公务舱的条件就已经不错了——坐椅舒适，每排位子之间的间隔宽敞，而且空姐工作认真，食物可口，饮品丰富。
不过经济舱的乘客们也没垂头丧气。有的在打瞌睡，许多人在看报纸、书刊或者旅游指南。有几位开着手提电脑在工作，还有一些人在打游戏。其中一个显然是另类，他在驾驶飞机。按照我的理解，他开的是一个仿真程度颇高的航空模拟器，执行的航线跟我们的波音767一样，从莫斯科到伦敦。兴许他是在用这种古怪的方式跟飞机恐惧症做斗争？
当然，很多乘客在小酌，尽管“飞行途中喝酒极其有害”的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可总有一些人热衷于以此缓解空中旅行的劳顿。
我走到机尾。这里的卫生间也有人，我不得不望着乘客们的后脑勺等上几分钟。精心修饰过的发型、小姑娘的马尾辫、短短的刺猬头、锃亮的秃顶、可笑的印第安童花头。一百多颗脑袋都在琢磨抵达伦敦之后的事情……
卫生间的门开了，里面走出个小伙子，从我旁边挤过。我跨了进去。
停住脚步。
转过身。
小伙子二十来岁。肩膀宽宽的，个头比我稍高。一些男孩子十八岁以后开始猛长，变得肩宽背圆的。以前总把这归功于部队的锤炼——是它把“男孩塑造成男人”。实际上是他们体内的荷尔蒙起的作用。
普通的生理现象而已。
“叶戈尔？”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并且马上通过黄昏界看了看。
是的，肯定是他。哪怕他戴上铁制面具我也认得出来。叶戈尔是扎武隆的诱饵，被格谢尔抓住并巧妙地加以了利用。他以前是个难得一见的孩子，具有不确定的生物电场。
现在他长大了，变成了一个青年男子，仍然带着不确定的生物电场。透明的光晕，通常是无色的，有时会染上红色、蓝色、绿色和黄色。就像黄昏界第四层中的沙粒……如果仔细观察，便能从中看见世界的所有色彩。潜在的他者即使成年了，还是可以随便成为任何一方的他者——光明力量的他者或者黑暗力量的他者。
我已经六年没见过他了。
真是太巧了！
“安东？”他的惊讶程度不亚于我。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
“飞……”他傻傻地回答。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又提了一个更傻的问题：
“去哪儿？”
“伦敦。”叶戈尔说。
我突然意识到对话的滑稽之处，大笑起来，笑得那么轻松、那么无虑，仿佛叶戈尔从没受过守夜人巡查队、格谢尔、我以及世界上所有他者的委屈。
很快我们便互相拍拍肩膀，开始说些类似于“这可真巧！”、“我前不久还想起……”、“没想到……”之类的话。总之，一切都正如共同经历过某些不甚愉快的大事的人们之间应该发生的那样——多年之后，曾经有过争执的人们回忆起来的大多是些有趣的片断。
尽管如此，双方却并没有因为意外相见而激动得想要相拥而泣。
近旁的乘客纷纷朝我们张望，不过都带有明显的善意。老朋友在机舱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方偶然相遇，定能获得旁观者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