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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儿,离元旦不到一个月了。到今年这个元旦,咱这晚报创刊可就是三周年了,上头儿没啥动静呀?不搞搞庆祝,搞搞活动,拉点儿赞助?忙了一年了,你们当领导的,多少也得给大家搞点儿福利呀!”我佯装十分认真的样子,朝着我的“头儿”嚷到。被我称为“头儿”的是我们《南都晚报》副刊部的副主任,我的直接上司,汪大锦。和我同在《南都晚报》副刊部当差的汪大锦,按报社的称谓,应该是记者、编辑,官称应该叫副主任。但是,汪大锦不喜欢别人称他为记者、编辑,而是喜欢别人称他为作家或者主任。在汪大锦看来,作家才是真正的文化人。主任,才是真正的领导,带个副字,不是名正言顺的一把手。汪大锦一家不是南都本地人,他的父亲母亲都是东北人,汪大锦从小在东北长大。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也就是十年前,他的父亲从东北某军区调到南都军区,任军区一个不算小的长。随着父亲工作跨地域的变动,十年前,汪大锦和母亲也就随着父亲的工作变动,举家迁到南都市。举家迁到南都市后,汪大锦在南都大学附属中学读了两年高中,到了汪大锦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档口,汪大锦却没能遂父母的意愿考上大学。按汪大锦父母的想法,他们想让汪大锦重读,志在必得的要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学医,好继承母亲心目中神圣的职业。但是,汪大锦的成绩实在是距离重点大学甚至普通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太远,加之,汪大锦死活没有心思再重读高中,也不想按母亲的意愿学医。结果,父母拧不过这个溺爱的儿子,只好给王大锦另寻出路。到底是人家的老子有路子,未能考上大学的汪大锦,不久便被他在南都军区当长的爸爸靠在东北的军地两方面的关系,把户籍转回东北,在那里曲线救国的当了兵。其实,汪大锦也不愿意当兵,但是,为了将来有个安置工作的理由,他不得不听从他老子的意见,去了东北的部队。当兵的汪大锦,对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毫无心情。虽然学习成绩不咋的,连大学都考不上,但是,汪大锦却偏好文学,在部队,熄灯号后,其他战士都能遵守,而他总是夜晚躲在被窝,打着手电筒读小说,写稿子。结果,清晨,突如其来的起床号想起,紧急集合训练,他总是衣帽不整,或者打蔫。为这事,他没少挨收拾。汪大锦上中学时,虽然术科成绩不行,语文成绩还算可以的,因此,在一般人看来,他趴在被窝写出来的文字,水平还说得过去。这期间,汪大锦时常写点通讯稿、快板书、三句半等反映部队生活的小东西,并在部队内部的刊物和当地的一个青年刊物《辽阳青年》上隔三岔五的表一篇两篇。部队上,缺少文化人,汪大锦虽然军事训练总是倒数第一,但反映部队好人好事之类的稿子表,也算给部队增了光添了彩,加上他老子在部队的根基,不久汪大锦被调到部队政治部,当创作员。三年前,汪大锦从东北部队转业,又回到南都市。由于其父亲是南都军区高干,与南都市地方的各部门高干都有交往,父亲便按汪大锦想当作家的意愿,准备把他安排到适宜他挥特长的文化部门工作。可是,南都市市直包括各区的文化部门暂时没有编制和空岗,好在恰逢《南都晚报》创刊,《南都晚报》虽然是新闻部门,并不是文化部门,但是,和所有大大小小的报纸一样,除了新闻版面外,《南都晚报》也人模狗样的设了副刊版面,所以,把汪大锦安排在这里,也算是他老子为他遂了当文化人的心愿。当时,报社初创,进人还算容易,于是,他老子在酒席上,与地方官儿一打招呼,就把他安排到《南都晚报》副刊部了。进入报社不久,汪大锦便升任了副刊部副主任,由于没有正主任,汪大锦主持工作,便相当于副刊部里的一把手了,这也就凭添了汪大锦的领导气质。在《南都晚报》工作,而且,当上了副主任,实质上的一把手,汪大锦如鱼得水,时常写一些小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等“豆腐块”,表在自己把持的副刊的头条。同时,由于东北情结和在他当兵期间在《辽阳青年》刊物上表过作品,他还不忘往东北的《辽阳青年》投稿,并表了一些回忆东北小时候生活和部队生活方面的随笔、杂记之类东西,这使他在南都很快小有名气,而且,在东北那一片儿,也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些微影响。其实,《辽阳青年》在南都市行量也不小,也可以说,汪大锦通过在《辽阳青年》的影响,也捕获了一些大学中学的一些文艺小青年。靠父亲的后台和自己的经营,汪大锦和南都文化圈很快混熟。于是,汪大锦的文学水平和影响力日渐增长,很快,就在《南都文学》这个市文联的专业文学刊物上表过几篇小说、散文。其中,中篇小说《欲望之途》,还获得1995年度南都市文学奖,这使汪大锦一时名声大噪。汪大锦长的高大、帅气,既有文人的文质彬彬,也有军人的挺拔。汪大锦的老婆是一个漂亮的外科军医,两人郎才女貌,在外人看来,这绝对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文质彬彬的汪大锦有着东北人的特质,这表现在他时常爆粗口。“搞个屁!社长、总编不张罗,各部呢,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嘞。人家广告部油水大着呢,拉个广告就有分成。新闻部可以搞个专题报道,也能弄些赞助。经济部更不用说,搞整版整版的专版,吃的满嘴流油。小鸡不尿尿,都他妈的各有各的道儿,就咱这副刊部,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还不如鸡,鸡,鸡,鸡肋。”汪大锦终于没把那个字说出来,而是换成了“肋”。我知道汪大锦要说的是“鸡”什么,而不是鸡肋。那是东北人的口头语。看来,汪大锦话到嘴边换个字,说明,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人了的汪大锦,素质在不断提高。“头儿”,我咽了口唾沫,说:“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儿,各部都各顾各儿,那社长不是晾干儿了?”“操,幼稚,”汪大锦指着我的鼻子说:“哪个部捞着油水还少了社长的?上头鼓励各部跑各部的路子,还不是多搞几个小金库,多弄几块儿自留田?这小金库,自留田,还不都掌握在社长的手上?”看来,还是汪大锦这家伙工作经验多,懂得咱这办报人的猫腻,我不得不点头称是。我正和汪大锦闲扯着,电话响起来。我就近拿起听筒。我说了声“你好”后,对方却一时不说话,我又加了一句:“请说话”,话筒里方传来对方的声音。从话筒里听上去,讲话的是个女孩,明显的苏北口音,嗓音略带沙哑,语气怯怯的说:“你好,请问,是《南都晚报》副刊部吗?”我回答:“是的,请问你是哪里?有什么事?”对方又是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是南都大学学生,请问,汪老师在单位吗?”“汪老师?哪个汪老师?”我一时没转过弯,我们这里只有记者、或者说作家,或者说主任汪大锦,还哪有什么汪老师?这时,对方的语有些加快:“就是、就是那个作家汪大锦老师”。“哦。在,在。你稍等。”我终于明白了,来电是找汪大锦的。对于学生或者是文学小青年来说,她们心目中的作家,可不就该称为老师?我转头向着我的头儿、副刊部副主任汪大锦,故意庄重的称呼他主任:“主任,你的电话。”汪大锦接过了电话。我们这个副刊部报社其它部相比,确实是显得太不重要了。在其它部,主任、副主任,记者加编辑不少于十几个人,而我们副刊部就一个副主任、一个小编辑——我和汪大锦俩人。此前,还有两个编辑,却都挖门子盗洞子的去了有油水的部了。也难怪,人家别的部,单说办公条件吧,主任单独办公室,单独电话,有点儿和领导之间的秘密,个人隐私,都背着下属,而我们副刊部仅此一部电话,而且,我们这部电话声音挺大,无论谁接电话,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我和汪大锦互相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好在,之于我,家里很少来电;在南都市除了报社同事我没有熟人,没有什么人找我;更主要的是确实也没有女生和我联系;我和领导、读者之间呢,也没什么公开不了的电话。所以,每次接电话,我都粗声大气,从不背着主任汪大锦。不过,我觉得汪大锦也不背着我,我们两个人似乎谁也没有隐私,相互还算得上信任。汪大锦接过电话,说:“你好,你是哪位?”话筒里传来那个女孩的声音,坐在附近的我,听得清清楚楚。电话那端并没有回答汪大锦的提问,而是语气忽然一反轻柔,语似乎更快,反问道:“你是汪大锦?这几天,你是不是有意躲着我?”“电话怎么打到单位来了?你怎么回事?”汪大锦似乎立即听清了对方的语音是谁,突然很生气的样子,把电话听筒重重的按在了电话机上。我有些诧异的望着汪大锦。我还没有见过他和女孩通电话出现这神态,也没听过他的语气有过这样的慌张和不满。在我的印象里,作家汪大锦虽然时常爆东北的粗口,但与女读者交际,从来都是语气轻柔,文文雅雅的样子。我正诧异的看着汪大锦,汪大锦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按下电话后,他尴尬的笑了笑,对我说:“一个乡下的女作者,写的东西文不成句,还死皮赖脸的要在咱们副刊表,拒绝了两次,这不,电话打到编辑部了,胡搅蛮缠上了!”我很是疑惑。来电的女孩明明是说自己是南都大学的学生,汪大锦为什么说是乡下的女作者?而且,女孩在电话里明明在指责汪大锦有意躲着她,汪大锦为什么说是缠着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