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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灯照着一只小布袋，大小跟纸烟盒差不多，用彩色的草编织而成，外面还装饰着几粒廉价的小珠子。布袋里装的是六根黑色的荆刺，一头尖尖的，一头是圆的，跟扎在巴塞洛缪·舒尔托头上的一模一样。
“这凶器非常危险，”他说，“你当心别扎着。我很高兴捡到了这个，因为他所有的凶器可能都在这里面。这样，我俩才可能避免被刺的危险。我宁可挨枪子儿，都不愿中这荆刺的剧毒。华生，你还有力气再跑6英里吗？”
他拿灯照着一只小布袋，大小跟纸烟盒差不多，用彩色的草编织而成，外面还装饰着几粒廉价的小珠子。
“当然。”我说。
“你那腿能受得了吗？”
“受得了。”
“嗨，托比！好托比！闻闻这个，托比，闻闻！”他拿着蘸过木馏油的手帕，放到托比的鼻子前。托比站在那里，多毛的腿叉开着，往上翘着鼻子，那模样，就像酿酒家在品尝佳酿一样。福尔摩斯扔掉手帕，往托比的脖子上系了根结实的绳子，把它牵到放木桶的地方。托比立刻不停地大声狂吠着，鼻子在地上四处嗅着，尾巴翘得老高，循着气味径直朝前跑去。我们扯着绳子，在它后面紧跟着。
此时，东方已经发白，晨曦中渐渐能看清楚远方了。我们的身后，那栋方正的大房子冷清地耸立着，房子的窗户仍然没有一丝光亮，高高的院墙光秃秃的。院子里到处堆放着散乱的垃圾，杂草丛生。那凄凉悲惨的景象似乎正是昨夜惨案的写照。
我们来到围墙底下，托比在墙的阴影里低叫着。接着，我们发现有个墙角长着一棵小山毛榉树，墙角离地面较近的位置，砖缝有磨损，而且砖块的棱角已经被磨圆了，应该是经常有人踩着这里爬墙。福尔摩斯先爬了上去，把托比从我手里接了过去，然后把它放到墙的另一侧。
“墙头上有木腿人的手印，”他等我也爬上墙的时候说道，“你看，那白灰上有血迹。幸亏昨天晚上的雨不大，就算间隔了28个小时，路上应该也还留有气味。”
我们穿过车马拥挤的伦敦街道时，我心里不禁有些怀疑，托比到底能否嗅着气味找到凶手。不过，我的这种疑虑很快就被打消了，托比灵敏地在地面上嗅着，循着气味摇摆地朝前跑着。很明显，这刺鼻的木馏油的气味要比路上别的气味更加强烈。
“你可别以为，”福尔摩斯说，“我只能依赖这个同伙踩住了化学药品这一点，才能侦破此案。我还有好几种别的方法能抓住凶手。但是，现在，幸运之神送给我们这个最便捷的方法，如果我们弃之不用的话，那可就是我的不对了。可是，这也把原本有些复杂、需要一些智慧才能解决的问题变简单了。假如破获案子的线索太简单了，我们的功劳也就显示不出来了。”
“其实，我们的功劳挺多的。”我说，“福尔摩斯，我感觉与上次你在杰弗森·霍普谋杀案中所用的方法相比，你这次用到的方法更加高明，因为这个案子简直太匪夷所思了。比方说，你怎么对装木腿的那个人的情况那么有把握呢？”
“哦，老兄！这个其实挺简单的，不是我在吹嘘，事实都是明摆着的。负责看管囚犯的两名军官，得知了一个埋藏宝物的秘密。寻宝地图是一个叫乔纳森·斯摩的英国人给他们画的。你应该还记得，莫斯坦上尉的地图上就写着这个名字。他不仅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而且把同伙的名字都签上了，也就是所谓的‘四个签名’。这俩军官根据地图——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个——找到了宝物，并带回了英国。我推测，带宝物回国的这个人，很可能没有完全履行最初的约定。乔纳森·斯摩为什么没得到宝物呢？答案也是明摆着的。那张藏宝地图，是莫斯坦在看管囚犯期间得到的。乔纳森·斯摩之所以没亲自去拿宝物，是因为他和同伙们都是囚犯，没有行动自由。”
“这只是推测而已。”我说。
“也不能这么说。这不只是推测，应该说是唯一合乎情理的假设。我们还是看看这些假设是怎么与后来的事实相吻合的吧。舒尔托少校把宝物带回国以后，一直过着很安稳的日子，直到印度来信的那一天，他就像惊弓之鸟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封信肯定是这么说的：被你们欺骗的囚犯已经刑满释放了。”
“说是刑满释放，不过，更有可能是越狱逃窜，因为对于他们的刑期，舒尔托少校肯定知道得很清楚。要真是刑满释放的话，他应该不至于害怕成那样。他从此都进行了什么防备呢？他格外注意装着木腿的人。他曾经用枪误伤了一个装木腿的英国小贩，说明装木腿的肯定是个白种人，而那张图上就一个白种人的名字，另外三个都是印度人或回族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就能肯定，装木腿的这个人就是乔纳森·斯摩。你说，我的这些推论有个人主观臆断吗？”
“没有，非常清楚，而且很精确。”
“那好，现在，我们站在乔纳森·斯摩的角度分析一下。他回英国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得到属于他的那份宝物，再一个就是找欺骗他的那个人报仇。他找到舒尔托少校的住址，而且，还很有可能买通了舒尔托家里的哪个仆人。据伯恩斯通太太说，家里还有个叫拉尔·拉奥的仆人，我们都没见过，这个人品行恶劣。除了少校本人和已经过世的那个忠实的仆人之外，没人知道宝物藏在什么地方。乔纳森·斯摩突然得知少校命在旦夕，唯恐少校死的时候会把宝物的秘密一起带走。慌乱之中，他冒着被守卫拳击的危险，来到临死的这个人的窗前。不过，当时少校的俩儿子在场，他没能进去。少校死了，他恼怒至极，当晚又潜入房内，翻找文件，试图找到埋藏宝物的线索。临走前故意留了写有‘四个签名’的字条，表明曾有不速之客造访此地。很显然，他这么做是早就想好的，他原本想杀死少校以后，在尸体旁边留张同样的纸条，表明这不是普通的谋杀，而是为了替同伴们讨回公道。其实，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做法在犯罪史上是很常见的，有时候，反倒还能从此找到有关凶手的一些线索。我说的这些，你都听懂了吗？”
“也不能这么说。这不只是推测，应该说是唯一合乎情理的假设。
“全懂了。”
“乔纳森·斯摩接下来会怎么做呢？他只能继续暗中留心搜宝的进程。有时候，他可能会离开英国，隔一段时间，再回来打探消息。在阁楼上发现宝物以后立刻有人告诉了他，毫无疑问，家中肯定有他的内线。乔纳森的腿不方便，根本就不可能爬到巴塞洛缪·舒尔托家的高楼上，因此，他就带了个身手不错的同伙，让同伙先爬到楼上去。谁知他赤脚踩到了木馏油，所以才把托比给弄来了，而且，还让一个脚部受伤的、领半俸的退役军官，跛着脚跑6英里的路程。”
“照这么说，杀人的是那个同伙，不是乔纳森。”
“没错。我在房间内发现了乔纳森足的痕迹，由此可见，同伙把人杀死这件事，让乔纳森非常恼火。他跟巴塞洛缪·舒尔托无冤无仇，顶多把他捆起来，塞上嘴巴就行了。杀人是要偿命的，他可不愿意把自己送上绝路。谁知道同伙突然兽性大发，竟然用毒刺把人给杀死了。他看已经没法挽回了，就留了张纸条，带着宝物跟同伙一起跑了。这些情况，就是我所推断出来的。再说他的长相，他被拘押在酷热的安达曼岛多年，所以，肯定已经是中年人了，而且，皮肤应该晒得很黑；再从他步幅的大小，能够推断出他的高矮；至于他脸上长满胡子，这一点，是撒笛厄斯·舒尔托亲自从窗户里看见的。除此之外，应该没什么别的情况了。”
“那个同伙呢？”
“哦！这个也算不上神秘，你很快就能知道了。今天早上的空气好新鲜啊！你看那团红云，多漂亮啊，看着跟红鹤的羽毛似的。太阳已经穿透伦敦的云雾了。被阳光照着的人，不计其数，但是，像我俩这样肩负着如此使命的人，估计是再也找不到了。在大自然面前，我们这点雄心壮志，是如此的渺小！你熟悉让·保罗的书吗？”
“非常熟悉，我是先看了卡莱尔的作品以后，才开始看他的书的。”
“这就像从河流溯回到湖泊一样。他说过一句很有深意的话‘能认识到自身渺小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伟大’。你看，这句话说到了比较和鉴赏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身就是崇高的证明。我们能从里希特尔（让·保罗的笔名）的书中找到很多精神食粮。你带手枪了吗？”
“我有根手杖。”
“我们发现凶手以后，这些家伙应该用得上。乔纳森交给你，那个同伙要是不老实，我就用枪打死他。”
他说着，把左轮手枪掏出来，装了两颗子弹以后，又装进外套右边的衣袋里。
我们跟着托比，在通向伦敦市区的路上走着，路两边是别墅式的村落房舍，快走到人流密集的街道上了。干苦力的和码头的工人们已经忙碌起来了，家里的女人们正开门清扫门前的台阶。街道角落里，方形屋顶的酒店都开始营业了，从里面走出来的粗壮的汉子们，正用袖子擦着下巴上沾的酒水。街道的尽头，瞪大眼睛的野狗盯着我们。不过，忠心敬业的托比始终低着头在地上嗅着，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只是偶尔发出一阵着急的低鸣声，表明跟踪的味道仍然非常强烈。
一路上，我们经过斯特里萨姆区、布瑞斯顿区、坎伯韦尔区，绕了很多条小巷，才走到奥弗尔区东面的肯宁顿巷。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就像是专门迂回着绕路一样，也可能是有意这样，以免被人追踪。只要附近有弯曲绕路的小道，他们绝对不从正路走。他们从肯宁顿巷的尽头拐向了左边，穿过证券街和麦尔斯路，走到骑士街以后。托比突然停止不前了，在原地来回乱窜，一只耳朵耷拉着，另一只笔直地竖立着，一副拿不定主意的样子。最后，转了好几圈，仰着头，好像在向我们求救。
“这托比怎么回事啊？”福尔摩斯厉声吼道，“凶手不可能上车，更不可能乘气球飞了。”
“或许，他们在这儿停留过一阵子。”我推测说。
“哦！行了，它又走了。”我的同伴长舒一口气说。
托比的确又开始前进了。它四下嗅了一阵，就像突然下定决心一样，箭一般地飞冲出去。那味道好像比以前更加强烈了，因为托比根本就不用鼻子嗅地，只管拼命拽着绳子往前跑。福尔摩斯两眼闪着亮光，他肯定以为快找到凶手的老窝了。
我们朝九榆树的方向跑去，最后，来到白鹰酒店旁边的布拉得里克和纳尔逊大木场。托比异常兴奋和激动，它从侧门钻到锯木工人正在干活的大木场，然后，越过成堆的锯末、刨花和碎木，又跑上两边堆着木材的小路，最后，跳到放在手推车的一只木桶上，得意地狂叫起来。它站在木桶上，吐着舌头，眨巴着眼睛，向我俩炫耀着自己的战绩。木桶边和手推车的轱辘上，沾满了黑乎乎的油渍，空气中有一股强烈刺鼻的木馏油的味道。
夏洛克·福尔摩斯我俩面面相觑，不由得同时大笑不止。
夏洛克·福尔摩斯我俩面面相觑，不由得同时大笑不止。
